文/邱桂丽
常年多病的83岁母亲，这段时间状态好点了，沉睡在她床头柜的那台12英寸黑白电视，每天她都抹一遍，然后用那个洗得发白的绣有鸳鸯的电视罩小心盖好，这件老古董可是母亲的荣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家在北大荒农垦兵团生活。
父亲，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大部队中的一员，他同千千万万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和全国各地奔赴北大荒的支边青年们，一起用青春和血汗在人烟稀薄的北大荒旷野上建起一个个连队家园，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代垦荒人。
我们连队在建三江勤得利农场，是一个偏远的连队，离场部有50多公里。那时，全连队除了兵团家属，就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的知青。
在生活物资匮乏、信息十分闭塞的年代，获知外面世界信息的渠道，除了靠一台小收音机，就是靠来自大城市的知青们。在我的生命里，除了父母，知青就是我们汲取知识的导航者，他们为地缘辽阔闭塞的北大荒带来的知识和技术，增强了北大荒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小就知道在冰川雪原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精彩的世界，对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这几个大城市特别向往。
那个冬天特别冷，零下40多度，冻得太阳只有亮度没有温度了。只要一出门，寒冷就会劈头盖脸向你袭来，令你只想退缩回屋里。
到场部上初中的我们总算盼到放寒假了。那天，风雪交加，刮着“大烟炮”雪横飞乱窜。如此恶劣的天气，连长担心我们的生命安全，上午11:00就派拖拉机到分场部中学接我们。
兴奋的我们，拖着用蛇皮袋打包的行李，急忙爬上落满雪的车斗。因太冷，以行李为垫相互紧挨着坐。但露天的车斗上，狂风暴雪交加，风像刀子一样抽打在脸上，整个脸庞像被针扎似的辣痛，寒气肆意地穿透硬邦邦的棉衣棉裤直刺身体，令你感觉就像泡在冰碴里似的，手与脚因寒冷都在刺痛中逐渐麻木，渐渐失去感觉，只有心头还有一口暖气，知道自己还活着。
被刺骨的风雪肆虐两个多小时后，总算回到连队。冷得直哆嗦的我，拖着行李包，刚迈进家门，母亲破天荒帮我提行李，还微笑着说：“咱家有‘小电影’了，是北京表姐寄来的！”
坐在炕沿上的姊妹们，也随之叽叽喳喳相继报喜，瞬间，一直被寒冷包裹的我被温暖融化了。
果然，在最醒目的木柜上，摆着一台“小电影”（电视机），上面盖着一个崭新的绣有戏水鸳鸯的电视罩，大妹兴奋地掀起电视罩，哇，是红色的，真喜庆！
大家非常自豪：“知道吗，全连队就咱家里有电视。每天晚上，咱家的炕上、地上、外屋地（厨房）都挤满人，可热闹了！”
北大荒的冬天，日短夜长，每天早上八点半才天亮，下午三点半已天黑了。也许因特别期盼吧，感觉天黑得特别慢。下午三点多我们就吃完晚饭，姊妹几个利索收拾好碗筷，喂完猪鸡鸭，马上在炉子上烧好一大铁壶开水，在方形的饭桌上摆放好茶杯和碗，家里四个木长椅和大大小小的板凳都摆好了，然后父亲乐呵呵地打开电视找频道，几姊妹围观，期待着。
“老邱，吃饭没有，我们又来看‘电影’了！”
“甭客气，快进屋，上炕坐着暖和，老二、老三快给叔叔阿姨倒茶水！”
夜幕降临，邻里们陆陆续续来串门了。全家人开始忙活了，热情地招呼大家就座，倒茶倒水。
哈哈，我突然想起鲁迅笔下的大茶馆，不到半个小时，家里的炕上、地上、厨房都是人，可热闹了。
由于我们所住的连队距离苏联边境很近，天线信号不好，电视画面多数是苏联的花样滑冰或电影，都是听不懂的俄语，可大家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时而哈哈大笑，时而随剧情唏嘘不已。特别是看到荧幕上穿着袒胸露背比基尼的花样滑冰男女选手，经常拥抱亲昵的画面，大人们有点害羞，可目光舍不得移开，啧啧声不停。
因为人多，不知啥时候母亲已躲到外屋厨房的灶台边，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往屋里瞅。其实她根本看不到电视，只听到屋里的一阵一阵的欢笑声。不过，她看到满屋子的人，热热闹闹的，情不自禁偷着乐，这是我们家从来没有过的，她感到非常自豪。
后来，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各家各户买彩色电视机是最普遍的事，有时都不愿意看。我们也买了一台彩电放在母亲的房间里，可母亲还是有种失落感，经常感慨地说:以前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能把咱家挤爆，如今，一个房间放一台大彩电都不愿看，一个个看手机，真是的。
母亲的心思，我们最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