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莹的小说《长安》的故事并不只关乎地点，而是聚焦新中国工业建设中的一段重要历史。由此“长安”不仅是一家机械厂，也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底色中成为一种工业现代化的期待，这份期待落脚在西安城中。《长安》毫无疑问是工业题材创作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甚至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样一部作品。但《长安》又超越了工业题材本身，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在国家与个人、崇高与悲剧、奉献与自爱等方面都有许多创造性的表现。小说涉及的这段历史，是当代中国史的一部分。
　　“谁也没想到”是小说的第一个句子，也由此奠定了小说的基色。沧桑的黄土地与建设中的新区并存，城墙在岁月的风沙中成为历史的遗迹，而故事成为挥动现实主义旗帜的动力。19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建设的大时代，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国家建设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生产建设，因此小说的设想落实到了宏大时代的翔实注脚中。
　　军工厂是支撑小说运行的重要物理空间，在对其进行意义挖掘与考察的过程中，与其说这是一个地标，不如说这是一组表征存在，与西安的古城墙一般，见证着新中国的成立、建设。
　　忽大年，就是军工厂里的那个人。他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工程建设的过程，并在古城中建立起来的机械厂中担任厂长与军工书记。通过忽大年对新中国工业精神的见证与亲历，勾连工业史诗与文学想象，重塑历史的内涵。军令如山，现实的改造亦如山。面对过于沉重的现实与历史，写作者与读者所能择选的唯有直面，因为无法回避。
　　故事究竟该如何来讲？小说以忽大年为主线，通过个人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彼此勾连，展现出时代演变的细微痕迹。《孙子兵法》与游击队经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两条重要线索，小说借助这样的呈现彰显忽大年的成长与工厂建设发展的轨迹。忽大年与黄老虎的关系在生动展现上下级关系的同时，拉扯出两个历史见证者交汇的目光。无论是搜集袭击者事件还是涵洞养护，两人的关系通过事件得以不断强化，与此同时，小说的速度与容量得到了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主要内容与叙事线索虽然与“十七年”有一定重合，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将《长安》归之于“十七年小说”这一门类，因故事并不仅限于宣传，还承担着反思与文化重构的重要使命。
　　忽家人的名字都与时间密切相关，在“大年”与“小月”的指涉下，沉重历史的面貌忽然之间面目可亲，且颇具生活的日常况味。兄妹离散，而后重逢，吕剧既是关联这段往事的重要线索，又借此塑造了小说的文化标签。通过“唱”这一行径，《喀秋莎》《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声在小说中回荡，展现出那一时代的风云一角。后续出现的“哈啦嗦”亦是如此，写在胳膊上的俄语单词成为关联个体与集体的重要符码，在时过境迁之后借助胶带得以封存。苏联经验与新中国建设密切关联，并且具备充足的政治蕴含，由此作为小说叙述核心的“长安”与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实践密切相关，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层次。以至于赶赴苏联实习成为小说中的重要事件，其文化意义与政治属性都彰显着小说的历史纵深。
　　小说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色名叫释满仓，在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和尚身上展现出古老宗教与八号工程建设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彰显出作者本人亦难以解决的文化困境。万寿寺所在地被划入建设领域，由此，搬迁成为必然。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大雄宝殿中的佛像、藏经楼中的书籍、墙壁上的壁画如何安置的困境，更显示出传统文明与现代建设之间的本质性质冲突，而这样的冲突进一步通过指挥部与寺庙、忽大年与小和尚之间的关系来推进。随着故事的推进，小和尚面对种种困境，最终低下了反抗的头颅，脱下了僧袍，从庙宇进入广阔社会。而无论是故事中人，还是故事外的读者，都不敢轻易为这个既不能以沮丧也不能以悲伤为之下结论的结局定论。游移的，不仅是结局，也是人性，更是文化的时代中的层层重压。
　　故事还在继续，工程还在推进。和平的岁月往往会把军事的秘密隐藏在深处，这是小说从第二章开始便点明的显隐结构。并且在小说中，通过放大忽大年个人的国家民族仇恨情绪，借此强化了军工生产的必要性。工业生产作为一项事业所涵盖的叙事潜能与国家社会变迁的进程密切相连，由此小说因题材而获得了“宏大”的先决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后革命时代的革命热情，为城市的发展与探索提供了集体性的文化视角与想象经验。工业叙事是现代化进程的典型代表，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历史性回顾，小说中的工业遗产具备蜕变为国家记忆的潜能，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实践作出重要探索与尝试。
　　在某种意义上，从此时此刻出发重新观照这段历史不仅是一次文学性想象，其实也是一次文化反思。作为城市的西安与作为历史文化总体的西安并不能简单化约，在跨度长达七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西安这一地标所负载的不仅是新城市样貌，更是新社会之风貌，此中所蕴含的是筚路蓝缕奠定基业的宏愿，在这一宏愿的指引下，新的国家形象亦渐渐浮出地表，展现出与近年来所盛行的“新东北”“铁西区”叙事所不同的文化基因。
　　我比较赞赏阿莹的写作姿态。我之前对阿莹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不太了解。我觉得在写作中他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位知识分子。小说反映出他宏大的视野和构架能力。阿莹能够摆脱他所在岗位的某种局限，他既有革命的意识，也有现代化的观念，包括20世纪80年代突破许多限制所形成的思想上文学观上的成果，他都能够吸收。这部小说他保持了我们198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包括对人的理解，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长安，并非是简单的怀古之地，而是军工想象之下的历史重塑，借此完成了对古都西安的一次现代形象再造。在这个古而新的称谓中，时代感、地理感、历史感相互交缠，借助忽大年等人的视野贯穿现在与历史，在其中对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及工业文艺进程展开深情回望与反思，谱写了一组民族国家的时代变奏曲。

编辑：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