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涛
文学写作，要关注现实，也要切合现实，伟大的作品中，既有时代的气息，还透视着社会特征和规律，以及趋势。什么是社会趋势呢？比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讲“中国之变”的，这句话出自《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清代乾隆皇帝年间成书的一本小说。我们用上世纪一百年做观照，这期间的变均是天翻地覆式的，是典型的河东与河西。一本书里有这样的认知和思考，是可以烛照人间的，这样的作家自然也会驻存青史。
真话也是实话，是落在实处的话，是掷地有声的话。真话是不穿漂亮衣裳的，不乔装打扮，没有扮相，素面朝天。真话可能不中听，甚至刺耳，可能还讨人嫌。真话的难得之处，是在对事物的认知上有突破，有新发现。
实话可以实说，也可以打比方说、举例子说，遇到脾气不好又强势的听者，还可以绕弯子说，但无论怎么说，说话者的心态要平和。跳着脚说，挥舞着拳头说，精神抖擞着说，呼哧带喘着说，义愤填膺怒发冲冠着说，是说话时表情丰富。如果觉着解气过瘾，可以这么既歌之又舞之，但不宜养成这么说话的习惯，太劳碌身体。
真话不在高耸处，真话是寻常的话，是普通话。只不过说得少了，才构成耸人听闻。建设文明社会，民风朴素重要，文风实实在在同样重要。
说中肯的话，是把话说到点子上，切中要害。肯，是动物身上特殊部位的肉，紧紧附在骨头上，俗话叫贴骨肉。手艺高超的屠宰师傅，一刀过去，骨肉分离，叫中肯。
“中肯”这个词有典故，出自庄子《养生主》，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段子“庖丁解牛”，那位传奇的王室屠宰师傅，讲述自己刀法之所以能做到“中肯”的奥秘：一是多年的磨砺，再是“依乎天理”。多年体力和心力的修为，找到了迎刃而解的规律。
切中要害，箭中靶心，是水到渠成的磨砺结果。历练的过程是重要的，过程磨砺人，也涵养人。庄子用这个寓言告诫我们，不要把人活成锥子，逮哪儿扎哪儿，逮着谁扎谁，天天跟意见领袖似的。这样的人，做邻居也得躲着走。
做人和写文章，都是宽厚着好。写文章的宽厚不是做老好人，比如“浪花朵朵”和“惊涛拍岸”，这两个词暴露了身处的是“浅滩”和“岸边”；“波澜不惊”这个词，多了平缓，但见深度和广度，更见力度。
中肯的话，是有原则、守边界的话。生活里，说大话的人是不招待见的。大话不是空话，是一望无涯，不着边际，没着落。佛法无边，佛可以说，但人不行。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话是说给人听的，因此要中肯，也要让人接受。中肯的话也是家常话，“老僧只说家常话”，修行中的小和尚才言不离经、手不释卷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样的话是说给大街上的陌生人的，这不是家常话，是客气话。
写文章，要爱惜语言，神枪手是心疼手中的武器的。
我们的古汉语博大精深，言简意赅，老到沉实。现代汉语才走过一百年的道路，一百年，对人来说是高寿，但对十几亿人使用的一门语言，还年轻着，因为年轻，我们更应该爱惜。
回首现代汉语的百年道路，有两个基本点值得检讨：一是自卑心理，白话文被倡导的时候，是中国大历史里严重落后与昏聩的阶段，向国外学习得多，向古汉语学习得少，至今这种心理阴影仍在，一些没有消化妥当的翻译词、译文句仍然显著。今天强调建立文化自信，有太多的基本东西需要被认识到。再是文风上受特殊年代的影响，语言风格过于浮华，外包装太多，不实在，而且情绪化，是狂轰滥炸式的，太不爱惜语言。现代的文学是用现代汉语做基础材料的，做大建筑，基础材料仅仅过关不行，还要过硬。
今天的文章写作，文学标准太不清晰，甚至可以说很杂乱。比如在散文这个概念之外，还有杂文、随笔、小品文等名目。小说以长篇、中篇、短篇区分，这是体量上的区分，但在内涵上守着一个整体。诗歌是多元的，也在一个大屋檐下。但散文、杂文、随笔、小品文之间是怎么一回事儿？散文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种体裁认定，韵文之外皆为散文。杂文、随笔、小品文，是现代文学启动后的分别命名，其实从文学属性上讲并未脱离散文的疆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