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三秦大地成立，七十年风雨征程，七十年硕果累累。几代出版人为了陕西的出版事业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几代出版人为了神圣的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努力付出，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佳作。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联合《文化艺术报》全媒体举办“我与陕西人民出版社这70年”有奖征稿活动。来稿请发送至sxrmcbs70@126.com。
值《文化艺术报》征文庆祝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怀着非常尊崇和感恩的心回忆感念陕西人民出版社第一任总编辑胡海先生。
胡海总编辑是我进入工作岗位接触到的第一位领导，也是一位让人十分尊敬的敦厚长者。
1976年8月，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当年一起分配到出版社工作的一共有三个人：学中文的马卫革分到了文艺编辑组，学哲学的张海潮分到了《陕西少年》编辑组，我学的是历史专业，分到了政治理论编辑组。社级领导中分管我们这个部门的，就是时任出版社总编辑的胡海同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位于西安北大街的北门附近。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西安，城内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尚不太多。从钟楼往北，比较高的建筑寥寥无几，能数得着的依次为报话大楼、出版社的灰色三层楼和靠近北门的“大屋顶”建筑——西北建筑设计院，其余都是低矮的平房。出版社的大院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大门两边的门柱上分别挂着两块长条铭牌：一侧牌子上是毛体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另一侧则写着“陕西省作家协会”。这两块牌子非常的“高大上”，让人觉得既神秘又好奇：这个院子里都是一些什么人呢？可能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吧。事实的确如此。当时出版社的几位领导，都是当年在延安“鲁艺”工作过的老同志：比如，社长是延安时期著名的版画家杨青，总编辑胡海是在延安“鲁艺”工作、学习过的老革命，党委书记林理明则是从晋冀豫革命根据地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
我到出版社工作没几个月，遇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重大事件。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出版社作为党的重要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是不能缺位的。出版社按照宣传部的要求，立刻组织人员策划选题、安排出书，以配合全省和全国宣传纪念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当时总编辑胡海亲自挂帅，到延安去组织编写有关毛主席的书稿。随行人员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跟随老领导出外组织书稿。为了赶时间，我们乘坐飞机去延安。在飞机上遇到了北京来的两位同行：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史所的王仲清，另一个是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站站长段某某。段站长此行缘由是中央接到许多志丹当地老百姓信访材料，遂专门派他去志丹县采访调查了解情况。我有幸受邀与他一同前往志丹县参加了当地的“三级干部会”。此人回去以后，写就了当年非常有影响的志丹县干部强迫命令、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内参”。时隔不久，中央批转了这份报告。时任志丹县委书记受到了行政撤职、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志丹县的党群关系得到了有效改善。我亲历了这一重大事件，受到的教育和震动是很大的。
在延安，当地的宣传部在听取我们的采编意见后，即安排我们和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延安大学的专业人员见面座谈。同行的王仲清此行也是为了收集整理延安整风运动的资料，遂和我们一同参加座谈。座谈时，一则是毛主席刚刚逝世，人们对宣传毛主席的热情十分高涨，二则胡海作为“老延安”亲自主持给毛主席编书、出书，得到了延安人民极大的信任和支持。座谈讨论非常热烈，这些专业人员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为了抓紧时间出书，最终确定由延安地委宣传部牵头，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延安大学抽调力量组成编写组，编写《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图书。这部书稿很快就编写完成，并于当年12月出书，第一版就印了三万册，很好地配合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需要。
在这次组稿过程中，胡海同志的言行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影响。刚到延安时，地委宣传部的同志安排我们住在城内的地委第一招待所。这个招待所距离地委机关驻地很近，交通方便，住宿条件也好，但和编写组的同志们距离较远，每天我们去和作者们见面，都得宣传部的同志派车接送。胡海总编辑觉得这样既给当地添了麻烦，我们工作起来也不方便，遂决定搬到距离延安纪念馆很近的地委第二招待所。在第二招待所，我们和编写组的同志们拟定了编写大纲，确定了书稿的内容和收集的范围以及交稿时间，并写出了文章的范本。一周后我们离开了延安。按胡海同志的意见，我们返回西安时，要沿路做一些本版书的社会调查。在这一路的社会调查中，胡海同志平易近人，事必躬亲，不辞辛劳，不摆架子，不讲究吃住，完全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品质。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去往各县乡，我们都是挤坐开往各地的长途客车；不通长途汽车的地方，就坐当地公社干部给我们拦挡的手扶拖拉机。吃住也不麻烦当地的有关部门，随便住在县城的旅馆、客栈，有时盖的被子黑幽幽的，油光锃亮，气味大得我都接受不了，可胡海总编丝毫没有不适，更别说抱怨。因为赶路，吃的更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当时白面馍、面条非常少见，米饭更是吃不到。多数情况下吃的是玉米面馍和高粱面压的“钢丝面”。就这样，我和胡海沿着延安、洛川、铜川、耀县一路返回西安。了解了许多基层群众对图书出版的要求以及陕版图书发行的情况。顺路还在洛川和铜川两地组织了两部村史和矿史的书稿。
这一次的延安之行，老出版人用实际行动向我这个刚入行的年轻编辑，实地传授了联系作者、组织稿件、制定图书编写大纲以及如何进行社会调查的全过程。这对我以后从事这一行业实实在在开了个好头，使我受益匪浅。
1979年年中，胡海的一个熟人告知胡老，郑州有一位老师在筹划编写党史人物传。胡老凭借他的政治敏锐和业务嗅觉，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选题，遂指派我们政治理论编辑组的副组长杨永奎和我赶赴郑州，找到了郑州大学马列教研室的陈志凌老师。陈老师的确正在联络全国各高等院校马列教研室的同仁，准备成立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党史人物传。陈老师很诧异我们怎么得知他的这些计划和打算，并说我们是第一家向他提出约稿的出版社。这次的郑州之行，开启了我们和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长达二十年的合作，成就了彪炳史册的六十卷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奠基人就是胡海胡老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社史功劳簿上，应该给胡老重重地记上一笔。
胡老先生在工作中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工作之外，对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家庭，同样非常关心，尽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我和爱人是在大学期间谈的恋爱，毕业后不久就结婚了。那时我爱人分配回渭南工作，与我分隔两地。当时的交通、通讯远没有现在这么便利，更由于粮食定量，一切都凭票供应，实际生活中有许多不便。这一情况不知怎么让社里领导知道了，胡海找我谈话，当得知我爱人和我是大学同学，学的也是历史专业，很高兴地说：那好啊。她愿不愿意到咱们这里来工作？我们这儿很需要人啊。
我本以为领导就是这么说说而已，因为当年进西安很不容易。谁知，胡海总编辑亲自找了他的老战友、老同事进行协调，把我爱人调到了西安。只不过没有调到出版社，而是调到了陕西省纺织工业局。我们非常感恩我的老领导胡海总编，怀念那时候领导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关爱之情。当初胡海介绍给我们帮忙的那位轻纺局领导，也和我们成了忘年交，直到胡海老先生已经退休了多年以后，我和我爱人还经常在他们之间互传信息、互致安好。
胡海老先生离开我们多年了，和他当年的同事至今仍健在的人已不多。但老先生当年耳提面命给予我的教诲、真传以及对我家庭生活的格外照顾，却让我没齿难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七十华诞之际，先生作为陕西出版界的真正元老、有功之臣，默默奉献了一辈子的老一辈出版家，我能做的就是将与先生的交往经历，诉诸纸端，以彰显先生的高贵品质、以人为本的人格魅力，也了却我对胡海老领导、老革命的崇敬、感念之情。
胡海老先生，我和家人永远感恩于你。
（王敏，1952年12月生人，祖籍河北保定。1976年8月入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退休。曾任陕西人民出版社党史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办公室主任。编审。获“全国第四届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