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民出版社原文史部主任、三秦出版社首任社长宁品先生（右）
陕西人民出版社张海潮先生
（左起）孔明、贺治博、李郁、雷波在书博会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三秦大地成立，七十年风雨征程，七十年硕果累累。几代出版人为了陕西的出版事业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几代出版人为了神圣的出版事业兢兢业业努力付出，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佳作。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陕西人民出版社联合《文化艺术报》全媒体举办“我与陕西人民出版社这70年”有奖征稿活动。来稿请发送至sxrmcbs70@126.com。
近日，有朋友说，陕西人民出版社（简称陕人社）即将迈进70岁，是不是写点东西。我未敢答应，也没拒绝。因为我于陕人社，既不是编辑，也不是作者，想想并没什么可写。然而，并不甘心。这两年，陕人社真正进入了鼎盛期，一位书店分公司的老领导曾经感慨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发行，教材教辅而外，一本书不到一年发行六百万册，是非常罕见的。”这是2018年发生的事情。那一刻，我之对于陕人社的崇敬之情也达到了高峰，只可惜自己与之无缘。然而，《诗经》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吾心向往之。”陕人社，就是我心目中的“高山”。
记得三十四年前，我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毕业分配，当时可选择的余地很大，最少有陕师大、西安交大、西安晚报、陕西电视台、陕西出版总社几个单位，我偏偏选择了陕西出版总社。有人问为何选择出版社，我说，自己喜欢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打开课本时那种书香味至今难以忘怀，如今有机会与书打交道，也是如愿以偿了吧。那时候信息闭塞，并不知道陕西出版总社已经下辖几家出版社，心中坚定地认定我要去的那是陕人社。可是，当我报名的那一刻起，才知道还有一家三秦出版社，而且“正需要你这样的高材生”，于是就被分到了三秦社。也是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个高材生——说实话，过去在学校，从没有人这样认定自己。我们的那些同学个个都很优秀，没有谁敢说自己是“高材生”，而且没有羡慕嫉妒恨，只是无休止地向人学习，看齐。乍一听这样高的评价，我很惊讶，继而肯定是得意之情。事后我反复想，也可能就是这一得意，忘乎了所以，忘记了初衷，错过了与陕人社的缘分。这应该是我初入社会所犯的第一个错误，也是最大的错误。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如此，虽然我曾经试图改变，但没有成功。然而，在我的编辑生涯中，与陕人社却有不解之缘——三秦社的前三任社长、总编辑都来自陕人社，他们的经营理念和业务管理完全复制陕人社，文化的基因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自从进入出版社，我向来是以陕人社的前辈和优秀编辑为楷模，视他们为老师的。
三秦社的首任社长宁品，原是陕人社文史部主任，是名副其实的老出版、老编辑，当三秦社刚刚成立的时候，就被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和古籍整理办公室领导相中，组建三秦出版社。我们刚报到那会儿，宁社长在北大街出版局的北楼上办公，其他人在西安东南郊区的祭台村一处农家院子里办公。虽然他一周并不常来，但管理得井井有条。因为三秦社的规章制度、出版流程、编辑要求、新人培养都与陕人社一样，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很少有人记得这样的老人家。刚一开始，我们被要求先做一年的校对，开始时并不以为然，以为是大材小用，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觉得这是编辑最基本的功夫。没有做过校对的编辑，必须补上这一课，因而一直被传承下来。宁品社长不苟言笑，严肃沉静，修改稿子一丝不苟，他见到没有修改痕迹的稿子，肯定是要打回来重新返工的，他不相信不需要加工的好稿件。这个要求很高，但很实际，凡是陕人社出来的编辑领导，似乎都有这一习惯。即便是目前已经修改了再呈上去的稿子也是如此。其实，现在的质量检查，要求三审三校必须留痕，其管理要求是一致的。宁品之后，连续两任社长、总编也是来自陕人社文史编辑部，其编辑风格一脉相承，因此有人说，三秦社虽然不是出身陕人社，但更像是陕人社的文史分社。后来的业务发展，我们与陕人社文史部的交叉发展便不可避免。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更多的往来与交流，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1986年大学毕业，从事编辑工作至今，算是有一定的资历了。但回想几十年的历程，每一阶段的进步与陕人社的传承不无关系。不仅因为带我们入门提高的老师，而且因为业务交流过程中的观念更新。人们说，认识一个人需要机会，但结识一批人得有缘分。1987年，机缘巧合，我约到了一部关于十三大报告学习资料的书稿，会在全国发行，效益不言自明。但是出版局说三秦社的资格不够，被要求转到了陕人社，接收的是政治编辑室张海潮老师。从此与张老师结缘，与陕人社来往，以后很多年，受教匪浅。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不同的出版社，分工不同，业务的受限是很大的。我从此再也不接受有关政治理论的书稿，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致力于古籍整理与学术出版，并深入其中，从而得遇一批著名学者如霍松林、石兴邦、任法融、王学理、黄留珠、武复兴、韩理洲、赵望秦、樊光春等，为后期的长安文化研究出版奠定了基础。就在做文化的过程中，我与陕人社的编辑老师有了交集，最早的是杨健喜、王太平和曾宣传、魏禾毅、屈奇、翟宝海、孔明、雷波、张天德、贺治博等前辈和名编辑，不管是学术年会还是编辑座谈、日常闲谈，总能受到他们的启发。说来也是有缘，杨健喜后来做了我们的第三任总编辑。他的谨慎、勤恳、认真、宽厚、待人热情、体恤编辑困惑的事迹至今仍为我辈所称道，也是我们追念的楷模。因而，在我的编辑素养中，肯定植入了陕人社的基因。2019年，我到了陕西旅游出版社，社长王长海也是陕人社出身，其管理理念与方式也是出自陕人社。所以，在我的心目中，陕人社是出版正宗，是陕西出版的根，即便是一则掌故、一篇旧闻，也是文化，值得重视。我曾经奢望，若能在陕人社做个编辑，也就足慰平生。因而，每当我所认识的编辑调到陕人社的时候，我都是由衷高兴，非常羡慕的。
2013年，经过一番努力，我有了一点小进步吧，午餐的时候，陕人社的名编刘景巍向我祝贺，当时孔明、雷波等几位仁兄在座，我说其实我的愿望原本是在陕人社做个编辑。她说“你为什么不来”，我坦言“去不了啊”，她揶揄我说：“不是真心话——”其实，我那是真心的，做一个陕人社的编辑曾经是我的梦。陕人社一直是我敬仰的对象。
在我的记忆中，陕人社的鲁迅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曾经在全国领先，多卷本的著作连续出版，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几年的红色文化书籍如《西路军档案》《张国焘传》《张富清传》《西北革命根据地研究》等书以及唐诗研究系列等图书的出版，继承了陕人社优秀的出版传统。这些在我看来，永远都是可望不可即的。陕人社，无疑是一座高山，我敬慕他，祝福他。
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于西安
（李郁，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三秦出版社工作，一直从事文字编辑工作，曾任三秦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陕西旅游出版社总编辑。）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