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如何在当代发表的

路遥纪念

《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纪事》

当期杂志封面及路遥手稿

26年前的11月17日，路遥逝世。

路遥作为《当代》荣誉作家，是我们的重要作者和老朋友。《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纪事》发表在《当代》1980年03期，是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当年投稿《当代》的时候，路遥给编辑致信说，此稿不用，他将永不创作。所幸，不仅《当代》刊登，小说还荣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于是，以后就有了《人生》和被一代又一代的乡村青年奉为圣经的长篇经典《平凡的世界》……

下面这篇文章如实记录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的前前后后，展示它对于路遥文学创作以及中国文坛的重要意义。

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

发表过程及其意义

文|梁向阳

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这部小说是路遥作品首次在我国大型文学刊物上的亮相，并于1981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的发表，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路遥文学创作的自信心。随后，他才有中篇小说《人生》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问世。考察这部小说的发表过程，对于研究路遥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

新时期之初，担任《延河》文学杂志编辑的青年作家路遥，还只能在编辑之余，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当时，文学界拨乱反正，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得到极大的鼓励，这对于心性刚强的路遥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波。路遥一边冷静地审视着文坛动向，一边认真思考与创作。

1978年，就在“伤痕文学”铺天盖地之时，路遥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武斗为题材、以“文革”前夕担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这篇小说没有迎合当时“伤痕文学”发泄情绪的路子，而是进行彻底的“文革”反思，塑造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革”中为制止两派的武斗而进行飞蛾扑火式的自我牺牲。它是路遥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题材，一则路遥有在“文革”武斗时的亲身经历和生死体验，写起来得心应手；二则他对当时的文艺政策走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伤痕文学”虽是逞一时之快发泄情绪，但文坛终究要有一些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而他的这部作品的“着眼点就是想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在创作手法上，这部中篇深受法国作家雨果《九三年》的影响。《九三年》写的是在光明与黑暗短兵相接时英雄主义的闪光。路遥在这部中篇中也想来个土崩瓦解的结果，在矛盾的最高潮结束。他下定决心创作这部与当时的文坛潮流有些不甚合拍的中篇，是一招险棋，剑走偏锋。很多年后，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晓雷回忆：“我看过后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既震惊这部小说的真实感和我的朋友闪射出来的令我羡慕甚至嫉妒的才华，又震惊于这部小说主题和思想的超前。那时我的思想还深陷在文化大革命好的长期喧嚣形成的藩篱中，而如今由我的朋友捧出一部讨伐文化大革命的檄文，怎能不让我感到惊恐呢？但我的真诚认可了这作品的真诚，我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它，并表示我的支持。我们在共同商量这作品的题目，似乎叫作‘牺牲’，意思是表面写一位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牺牲了，实际深意表明不仅这位县委书记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而且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同样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不仅晓雷看到这部小说时叫好，《延河》副主编董墨也有同感，路遥拿出这本小说的初稿让他看后，他认为：“这个中篇小说与当时许多写‘文革’题材的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是作家着眼点的不同。”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否定，而路遥以“主题先行”的方式，进行“文革”反思，这不能不说具有思维的前瞻性。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文学编辑们能否完全领会路遥的创作意图，这也是个未知数。

事实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写成寄出后，路遥的心也就随之悬了起来。这部中篇先是《延河》副主编、路遥的恩师贺抒玉推荐给某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不久被退了回来；又寄给一家刊物，二次被退回。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在“周游列国”后，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每次投稿后，路遥都在等待发表的焦虑与煎熬中度日如年。而那时的陕西作家却一路高歌，莫伸的《窗口》与贾平凹的《满月儿》在1978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忠实的《信任》和京夫的《手杖》又分获1979年与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陕西已有4位作者在全国获奖，而路遥却出师不顺。

这样，路遥的创作一直在中篇与短篇之间犹豫，他甚至重新捡起短篇，先后写出了《在新生活面前》《夏》《青松与小红花》《匆匆过客》《卖猪》等作品，这些短篇小说仅仅是发表与增加数量而已。

当《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被退回时，路遥甚至有点绝望，最后他将稿子通过朋友转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结果稿子仍没有通过，原因仍是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朋友写信问路遥怎么办？路遥写信告诉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如果《当代》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寄回，一烧了之。

二

1980年春天，就在路遥彻底灰心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幸运之神终于降临到不屈不挠的路遥身上。过不多久，《当代》编辑刘茵打电话到《延河》副主编董墨那里，明确地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改，可不可以来？”董墨很快把电话内容告诉路遥，路遥欣喜若狂，他终于看到所期望的结果了。《当代》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杂志的“四大名旦”之一，有“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特色，以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整体大气、厚重，能在《当代》上发表小说是每个作家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1980年5月1日那天，路遥激动地给《当代》编辑刘茵写了一封长信，诚恳而详细地阐释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动因、思路乃至写作中的苦恼。这封信件，是目前路遥本人关于《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系统的创作阐释。他甚至明确地告诉《当代》编辑：“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你们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死刑原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我永远感激您和编辑部的同志，尊敬的前辈秦兆阳同志对我的关怀，这使我第一次真正树立起信心。”同时，路遥还提出“想在校样上改一改个别不妥的地方”。路遥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信中有清晰展示。

当然，《惊心动魄的一幕》能在《当代》上刊发，这将是他创作的重大收获。就在1980年5月1日，路遥又情不自禁地给朋友谷溪写信，表达了他当时的激动心情：“好长时间了，不知你近况如何。先谈一下我的情况，我最近有些转折性的事件。我的那个写文化革命的中篇小说《当代》已决定用，5月初发稿，在《当代》第三期上。这部中篇《当代》编辑部给予很高评价，秦兆阳给予了热情肯定……中篇小说将发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的刊物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另外，前辈非常有影响的作家秦兆阳同志给予这样热情的肯定，我的文学生活道路无疑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路遥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连续使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莫大的荣誉”、“一个最重大的转折”这些极致性的词语，来表达他的兴奋心情。这说明路遥在文学突围时期，文学前辈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他提升文学创作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80年5月初，路遥应邀到《当代》编辑部修改小说。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北京，并在责任编辑刘茵的陪同下，去北京北池子秦兆阳住所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当代》主编。秦兆阳是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学生，他的青春年华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人民文学》副主编、《文艺报》执行编委。1956年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引起了很大反响。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1980年，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双月刊主编。也就是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他上任不久后就看到的作品，路遥的确是幸运的，他的命运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结果，路遥在秦兆阳与孟伟哉、刘茵等人的指导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了20来天，作品比原稿增加了1万多字。路遥当时无限感慨地说：“改稿比写稿还难。”

路遥在1980年5月24日给好友谷溪的信中谈到这个情况：“我于5月初来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那个中篇小说已20来天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比原稿增加了1万多字，现在6万多，估计在《当代》第三期发(6月发稿，9月出刊)。此稿秦兆阳很重视，用稿通知是他亲自给我写的，来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在家里约见了我，给了许多鼓励……”

三

《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头条刊发，秦兆阳专门题写标题。在秦兆阳的力荐下，《惊心动魄的一幕》还一连获了两个荣誉极高的奖项：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尤其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新时期陕西作家的第一次获奖。路遥的好友、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著名诗人闻频，见证了路遥得知获奖消息的情景：“记得有一个礼拜天，一大早我在办公室写东西，他从前院急促促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高兴地喊：‘我获奖了！’说着扑过来，把我紧紧拥抱了一下。路遥这种由衷的喜悦和兴奋，我只见过这一次。这是他《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全国获奖，也是他第一次获奖。后来的几次获奖，包括茅盾文学奖，他再没激动过。”

1982年3月25日，秦兆阳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再次谈到当初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第一印象：“初读原稿时，我只是惊喜：还没有任何一篇作品这样去反映文化大革命呢！而你的文字风格又是那么朴实”、“所以路遥同志，你被所熟悉的这件真事所感动，经过加工把它写出来，而且许多细节写得非常真切，文字又很朴素，毫无华而不实的意味，实在是难得”。他也客观地分析了这部中篇小说没有被评论界关注的原因：“它甚至于跟许多人所经历、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的生活，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之情和对‘四人帮’的愤慨之情，联系不起来。因此，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很长时间并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足够的注意，是可以理解的。”秦兆阳的独具慧眼赏识了这部小说，并成就了路遥。命运的转机就在坚持之间，对于路遥来说就是这样！这样，路遥鲤鱼跳龙门，一跃进入全国知名作家的行列中。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路遥的文学创造道路可以说是从这部中篇小说开始的，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小说开始显露的。从此，路遥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至少有这样几重意义：一是极大地提升了路遥文学创作的自信，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二是使他跻身全国著名作家行列，为全国文坛所关注；三是改变了他在陕西文学界坐冷板凳的际遇。在1981年的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获奖座谈会上，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郑重向路遥约稿，才有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此后，“农裔城籍”的路遥找寻到“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优质文学表达区位。

当然，并不是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一篇十分成功的作品。1985年元月，路遥在接受采访中坦诚地谈到它的局限：“这个作品比较粗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艺术准备不充分，很大程度上是靠对生活的熟悉和激情来完成的，因此，许多地方留有斧凿的痕迹……”

1991年，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直言不讳地称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这样写道：“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这进一步证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之于路遥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文艺报》

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九六七年纪事

金盆打了，分量还在。

——中国民间格言

一

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缉令以及“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汁、纸张、浆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仇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大声演说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来的“点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

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

乡村在动荡中……

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分别召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多么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飞，没明没黑地辩论着：证明自己革命，对方反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着唇枪舌战。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窝。嗡嗡声整天不断。各处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鲁迅的话被整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也可能立刻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中。一旦嘴这种武器不得力的时候，就开始扛肩胛、动拳头，直到打得鼻子口里血直淌！真理和谬误混杂在一起，舌头和拳头交替着使用，华丽的词藻和骂娘的粗话都能博得欢呼……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红总总部所在地人委和红指指挥部所在地县委，总司令、总指挥分别和他们的常委们以及对方骂作“狗头军师”或“黑高参”的智囊人物们，也各自正在没明没黑地开会，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他们各自的会议上，拍桌子、掼板凳、摔茶杯，争辩、论战、好说、臭骂……刺耳的声浪把会议玻璃窗震得咝咝价响！

两地大门口和围墙周围，站着和走着一些立眉竖眼的人。这些人手里提着棍棒，腰里别着刀子，像御林军守卫着皇宫，神色庄严而骄横。这是两派首脑部门直属的组织，跨行业组成，打人、抄家、给“走资派”上刑都由他们管。红总叫“孙大圣”战斗队；红指叫“千钧棒”战斗队。这些人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

而这时，两派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无不围绕着他——县委书记马延雄而进行。

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

二

他在县监狱里。

监狱坐落在县城南边的城墙根里边，是一排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窑洞。石头与石头之间浇灌着水泥，显得浑然一体。监狱后边的城墙不知是哪个朝代为军事防御而修建的——因为这里离内蒙古只有几百里路程，本县县志记载着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数次进攻和浩劫。城墙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残缺，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蒿草和苦艾。南北两道城墙顺着一座叫牙峰山的山势，蜿蜒向山顶上伸展而去，最后交叉在那里，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里面，就是本县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县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夹角的底边是一条流量不大的河流，绕过县城，在南边一百多华里外，流入了咆哮的黄河。

监狱四围的高墙同样是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也浇灌着水泥。墙外有一座哨楼；哨楼高出围墙，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监狱的院坝。现在，那上面站着一些穿“红卫”服的人，手里提着棍棒，替换了原来持枪值勤的解放军。

由于形势紧张，本县所有的在押犯人都在一个月前被解押走了。随即，红总便控制了这个地方，将县委书记马延雄押在这里。

他现在在这座监狱最中间的一孔窑洞里。

深秋的阳光透过窗上铁栅栏的空隙，在土地上印下一些长方形的亮块。他，过去的县委书记，今天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正背抄着胳膊，在这亮光和暗影织成的图案上来回走动着。

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一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这样走着，他有时竟忘了折转身，便一头撞在了石头墙上。这时，他猛地抬起头来，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这墙壁，好像是在梦中被惊醒一样。随后，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哆嗦起来，想要说什么——不，是想要喊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喊不出来。

他这样站上许久，轻轻地叹一口气，然后退回到炕边，拉起那件破棉袄裹住干瘦的身板，坐在了炉台上。

他从这破棉袄的一个破洞里，取出一张折叠成小方块的纸片和半截铅笔来。然后小心地展开这纸片，拿那半截铅笔在上面勾划起来。

地上的阳光移到了他那多时没剃没洗、像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了；又从这毡片子一样的头发移到墙壁上了……而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那张瘦削的、像白蜡一样的脸久久地对着那张小纸片在出神。

这是一张油印的本县地图。

他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被抄收了，只藏下了这张小小的地图。它是他生活的伴侣，是他精神的依托。

当他打开这张地图时，全县的山川河流便一起涌到了他的眼前。那标着村庄山寨的小黑点，在他的眼里也立刻都变成了具体的村庄和山寨：这个村是怎个模样，谁家的窑洞挨着谁家的窑洞；大队饲养室在哪里，机房在哪里……他都能清晰地看得见。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同时也都向他涌现而来，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向他围拢过来了。他和他们谈心；和他们谋划坝在什么地方打，水库在什么地方修；他拿他的短烟锅和他们的旱烟锅对火，一边互相吹、吸，一边翻起眼皮瞧着对方的眼睛……

多少日子了，当他渴望田野的时候，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闻到了泥土的气息和庄稼的味道；当他思念那些弯腰驼背的农民朋友时，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看见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啊，这亲爱的地图！

他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十岁失去双亲后，就在这土地上给地主拦羊了。后来，他和庄稼人一齐起来打倒了他们的东家，从此便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他从乡文书、乡长、区游击队指导员、区长，一直到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永远处于紧张的战斗生活的风暴中。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这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他爱它，并不仅仅因为他出生在这里。在过去火热的战斗岁月里，多少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现在的十五个公社中，毛主席、周总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转战时期，就先后走过十二个公社的地方！二十多年来，他发誓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做好，以不负这块光荣的土地。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的岁月里，他在这块土地上流过不知多少汗水，也流过血：身上有三个枪疤，一块刀伤；而右脚上的那个小指头是前年修水电站时被大石头锋利的棱边剁掉的。他承认他犯过不少的错误，他想起这些错误就痛心疾首！尤其是在今天，他不愿意多想自己曾做过什么好事，他经常想自己那些做错了的事，并时时刻刻想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来弥补这些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他一切都被剥夺了：他既没有为革命创造功绩的权利，也没有弥补自己错误的机遇。他被宣布为“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是不是反党呢？是不是反革命呢？”他在心灵里为自己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来不断审查自己。

“不，我没有反党！我把你像母亲一样看待，我怎能反她呢？我有错误，但我二十多年来都是跟党一心一意闹革命的呀！……”他向心中的那个“党的监察委员会”喃喃地念叨着。他不灰心。他相信党不会丢弃他的，他跟党二十多年了。他相信有一天，党会对他说：你是党的好同志，你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吧！

每当这时，希望的光芒便照亮了他的心灵。他想：为了将来，不管眼下情况如何困难，都要千方百计地工作。将来还要建设呀！还要修水库呀！还要好好办农业呀！现在农民的生活还很苦，他发誓在他闭上眼睛前，要看见全县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玉米面馍）和白疙瘩（白面馍）。

每天，除过挨打和被审讯外，所有的时间，他都是在这张县民政局油印的地图上做未来的规划，从全县农、林、牧、副、渔的布局，一直到中草药的种植。有时候，遇到了难题，他就在这囚室的土地上心急火燎地踱步，直到头碰到墙壁上为止……

有了坚强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人就能变得冷静。此刻，说实话，他留恋过去火热的战斗生活，同时寄希望于将来，但也决不准备回避现实！此刻，别人因为是造反派而感到骄傲，而他，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感到光荣。让他们说他死不改悔、顽固不化吧！顽固不化就顽固不化，他要顽固不化到底；他准备为这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

此刻，你看他坐在炉台上，披着那件破烂的棉袄，半截铅笔在那张揉皱的地图上指点着，勾划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就像他以往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样，紧张而又安详。

突然，外面监狱大门上的铁锁“吭啷”一声，使他从沉思中惊醒。他很快将地图和铅笔塞进棉袄的破洞里，然后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腿，神色坦然，像做完了一件事，又准备去做另外一件事。

三

门开了。囚室里先后进来了两个人。

先进来的四十多岁，胖、高、黑，一部络腮胡子从两鬓角一直延伸到衣领里边。他大脑袋上的头发毛楂楂的，像团起来的刺猥。眼睛不知喝了酒还是熬了夜，红得要淌出血来。整个形象使人马上想到神庙里的凶煞。他叫金国龙，是“孙大圣”的队长。文化革命前，他曾是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因贪污和盗窃商品物资被判刑五年，前年才刑满释放。当年他的案子是马延雄一手抓的。不用说，前犯人对现犯人的仇恨是刻骨的。

后进来的那个只有二十岁左右，长相和金国龙正好相反：瘦、矮、白。俩人在一起，就好像凶煞旁边立着个庙童。这小子很漂亮的一双大眼睛里却有两股凶狠的光。残酷的表情似乎和他的长相很不协调，但这种生理的美和神态的丑硬是统一在这张脸上了。他叫周小全，县高中六七级学生，运动初期造反，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以后批资反路线，他就唯造反是命了，天不怕，地不怕，红总专门把他选出来当了“孙大圣”的副队长。中学的工作组是县委派出的，由此他认为县委书记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红总让他两个来看管马延雄，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对他不会心慈手软的。

这两个人每天都要来审问和折磨他。今天又例行地来了。这种审问有时根本没有内容，也不一定每次都是他们的总司令和政委指示的。他们纯粹是为了折磨他。像抽烟和喝酒一样，打人成了他们的嗜好和癖性。

“走！咱们再去拾掇拾掇那个老家伙去！”金国龙每天都要这样招呼一声他的“副统帅”，口气像是饭后招呼一个人和他一同去散步。

现在，这两个一高一矮的凶神恶煞站在马延雄面前，龇牙咧嘴地看着他。

金国龙歪着他的刺猬脑袋，开言道：“呔！你这个老东西！坏东西！前几天我倒忘了给你说啦，你晓得不？老子当年坐禁闭正好也就在这个号舍里！哈哈哈……”他笑得肚皮一拱一拱的，“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那个“呀”的颤音很快变成了咬牙切齿。笑容一敛，他换上一脸杀气，肥大的右手一把揪住马延雄的领口，狠劲摇扯着这个瘦弱的身躯，嚎叫开了：“你给老子平反！平反！平不平？”随即就狠狠地打了马延雄几个耳光。

“平不平反？”金国龙继续吼叫。

马延雄喘息着，眼光掠过金国龙的刺猬头，透过铁窗的空隙，望着窗外那一小块高远的蓝天和蓝天上浮动着的白云片儿，缓缓地说：“这话，你问过不知少多次了。我也回答过不知多少次了。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从我的嘴里永远不会说出给你平反的话。你犯罪是事实，党和政府判你的刑没有判错。”

金国龙鬓角的血管像两条蚯蚓在急骤地蠕动着，红眼睛瞪得像两盏灯笼：“你们这是什么党？什么政府？”

“共产党！人民政府！”

拳头打在了他的胸脯上、两腋下！

这时候，“庙童”上来把凶煞推开来点，两手叉腰站在马延雄面前了。他牙齿咬着嘴唇，凶狠的脸扭弄得皱纹巴巴的。他的声音慢、低、狠，吐出来的字像扔出来的石头：“那么，你这个党和政府，为什么把我这个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呢？说！”

马延雄抬起头来，两道温和的目光落在这张年轻而蛮横的脸上。他恨不起来这张脸。尽管他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他从内心里不记恨他。他和他的儿子一般大小！他诚恳地说：“小全，我个人不能代表党，也不能代表人民的政府，我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一个普通人。可是我没把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做好，把你打成反革命是完全错误的。把你们这些小将打成了反革命，我对党和人民犯了罪。你什么时候叫我检查，我就什么时候检查……”

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连一声的打鼾声。周小全吃了一惊，赶忙转头向炕上看去：只见金国龙四肢大展，已经舒服地躺在土炕上睡着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魔鬼！

“老金！老金！”周小全走过去，一只手在金国龙肥囊囊的胸脯上狠狠揉搓了几下。

金国龙停止了打鼾，睁开两只红眼，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坐起来了。

周小全讥讽地说：“哈呀，这倒像是回到你家里了！老金，你在这土炕上睡了五年还没睡够吗？”

“放你妈的屁！”睡了一两分钟的金国龙精神却来了，“咚”地跳下炕，两条胳膊向空中一举，伸了个懒腰，一身的骨关节发出咯巴巴的响声；然后扭过头，瞪了一眼站在地上的马延雄。

这个挨打的人脸上被手掌掼下的红印子已经褪了，又恢复了蜡白，一绺毡片一样的头发紧贴在额前。

“走吧。听见你打鼾，我也瞌睡了。”周小全对金国龙说。

“走？”金国龙对周小瞪起血红的眼睛：“今儿个就这样便宜他呀？”他扭转刺猬脑袋，两只手几下就把马延雄的上衣扯扒下来。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还有点心肝的话，看见这个脊背都会难过的：这瘦弱的脊背，从肩胛到勒裤带的地方，已经没有一块正常的皮肉了。有的地方结着干痂，干痂的四周流着粘黄的脓液；有的地方一片乌青，像冻紫茄子的颜色一样。那些红色的斑痕是不久前留下的，破裂的地方正渗着血、肩窝和下腰部有两个地方的肌肉萎缩成坑状——这是四七年胡宗南匪兵留下的枪伤；大腿上也还有这样一个坑和一绽刀痕。

不一会，金国龙从外边的院坝里抱回来一块几十斤重的石炭，把这块毛楂楂的石炭压到马延雄身后，然后狠劲地压在了他千疮百痍的脊背上。金国龙对周小全头一摆，然后自己先跨出了门槛。周小全莫名其妙地跟他出去了。

马延雄惨叫一声，趴倒在了地上。

似乎有一丝人性的光影在周小全蛮性的脸上闪了一下。他看了看石炭压着的马延雄，犹豫了一下，对金国龙说：“这样会把他弄死的，是不是……”

“你他妈在走资派面前卖好？段司令还说你小子造反精神强哩！强个屁！”金国龙呵斥着周小全，吼叫道：“走！”

两个人“啪”地关上房门，扬长而去了。

未完……

精彩全文见《当代》198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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