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村支书吉章娃“执掌”晨钟村的43年

编者按：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为全面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陕西农业农村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生动讲述陕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精彩故事，由中共陕西省委网信办、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联合主办，中国网丝路中国频道承办，推出“春风又拂面 乡村振兴正当时——让世界倾听陕西声音”主题宣传活动，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1971年，21岁的吉章娃当上了韩城晨钟村的干部，那时候村民还在为温饱焦心；2019年，在吉章娃做了43年晨钟村党支部书记后，村子年总产值已经超过五亿元。

吉章娃“执掌”晨钟村这43年，参与并见证了晨钟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的风雨历程，同时也经历了晨钟村发展历史的各个阶段。

吉章娃向记者讲述晨钟村的发展故事。贺冬鹏/摄

集体经济诞生出亿万村庄

“村民曾经有两次把金塔宾馆门堵了不让开饭，要求支书和村长回答他们的问题。”坐在会议室凳子上接受记者采访的晨钟村党委书记吉章娃，说起48年来他当村干部期间与村民发生的最大一次冲突时，语气仍微微有些激动。

晨钟村，地处陕西省韩城市新老城区结合部，下辖9个村民小组共3218人。2018年，村办企业置业集团下属企业达到18家，产值4.5亿元。全村总产值达到6.3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6000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晨钟村亮眼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了几十年集体经济的漫长积累。

“1979年的时候，我们是100斤面、10斤油、100块钱起家的，一毛钱一个的油糕在第一个月就给村上挣了400块钱。”第一家小作坊生意的成功，激励了晨钟村村民的信心，也挑动了吉章娃带领村民发展村办企业的热情。

从开办全县首家村办甜食店起步，吉章娃领着村级班子开展一系列小型村办企业的创建，相继成立了食堂、面粉厂、机砖厂等企业，这是晨钟村集体经济的初级阶段。1984年，韩城建设新城区，紧挨着新城区的晨钟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吉章娃便带着村上干部组建了建筑队，一天一人补助1块5毛钱，一年就给村上挣了近7000块。逐渐地，村子先后成立了建筑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金塔宾馆等企业。

“当时我们高兴得很！”吉章娃说，村干部牵头带动村办企业逐步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企业滚雪球式发展积累资产已经到2千万左右，然而村上每年给村民一个人只有象征性的10块钱。

于是晨钟村便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政企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村民占了金塔宾馆的大厅要求分配资产。

“当时啊，村办企业产权不清，再者政企不分，老百姓没有直接利益，他们就干扰企业。”吉章娃说，那时候他意识到，该是转变的时候了。

2003年，晨钟村对村办企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

一是组建集团公司。通过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摸清家底，整合组建晨钟置业集团，村集体企业作为置业集团的子公司。二是完善管理制度。实行企业、村务分开，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三是明确收益方式。村民通过持有置业集团股份进行分红，实现收益。

其中股份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是赠送股份。置业集团30%股份，赠送给全体村民。第二是配送股份。置业集团20%股份由村民一配一购买。第三是村上持股。村委会持有置业集团40%股份，由村农工商总公司代表村委会持股；分红主要用于全村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办理。第四是经营股份。置业集团10%股份由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职工一配一购买。企业改制后，解决了产权不清、政企不分、融资不畅等问题。通过改革，村民收到了实质性的收益。

主动改制集体企业，对晨钟村来说意义重大。不仅核清村集体资产，并且也建立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信任。

“通过清产核资村民们心里立马明清了，原来这多少年村干部给咱积累了这么多的钱，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不愿意。”吉章娃说当时有些村民自发敲锣打鼓来领钱，拉着的横幅上写着“庆晨钟产权改革成功”。

以村促企，以企带村。多年来村民从不理解到理解，吉章娃从一开始就坚持的集体经济道路早已开花落地，满地芬芳。

“烂杆村”翻身 发展集体经济

现在的晨钟村早已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宽敞靓丽的村民委员会里面配套的办事大厅和各级办公区域也十分完善。

晨钟村村民委员会大门。贺冬鹏/摄

在几十年前，晨钟村发展也同样艰难，甚至吃不饱饭，被讥讽为“栏杆村”。

1971年，同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晨钟村农业发展落后，村民生活捉襟见肘。更为特殊的是，晨钟村处于韩城市新老城结合部，有发展农业的基础，也有城市化的潜质。

“当时主要问题是好多人心不在集体、不在农业。”吉章娃说话时皱着眉头，他表示当时村上的男劳力已经开始不种地了。

1976年村上推广了一种新的种植技术，小麦收割后要快速灭茬以保证玉米苗尽快长出来，但当时在地里干活的“净是妇女”，男劳力却在家开小作坊搞起了“副业”。

刚当上书记的吉章娃决心要改变现状。于是，他带着新组建起来的领导班子收了村民的制作工具开始主抓农业生产，由村长带头一人包办一个点。那时的晨钟村，干部和社员一起开会、一起劳动、一块儿学习，至改革开放前，晨钟村的农业发展已经走在所属公社前列。

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1978年韩城市部分村民小组开始实施包干责任制，至1982年晨钟村彻底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之后，晨钟村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下子解决了过去的温饱问题。

村民生活向好，但吉章娃却开心不起来：“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大家都各干各的，要干部干什么？”

他说，晨钟村当时出现三种倾向：集体经济的空壳化；村级组织的弱化；贫富差距的分化。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这是摆在吉章娃眼前的一个大问题。

吉章娃与村干部协商决定，仍然坚持走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制定了配套的“三不准”保障机制：不准挪借集体资金；不准承包本村企业；干部不准有第二职业。该政策的制定，既解决了村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赚钱的问题，也为村干部一心发展集体经济提供了制度要求。

“这三条的制定，保证了村上几十年的稳定和一心一意走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吉章娃如是说。

“走上村干部这条路就没有回头路”

1986年，《晨钟村经营管理条例》制定，内容有对村级事务，包括人口、户口、分红、土地等问题的处理意见。2000年，在此基础上，在全体村民参与下，由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形成了《村务事务规范化管理章程》。

该章程的制定，不仅促进了晨钟村各级组织、各项事务规范有序运作，而且这一整套科学完善的规章制度首开韩城村级制度建设先河。

晨钟村自办刊物与管理章程。陈荣/摄

“老百姓有次拿章程抠字眼跟干部说话，说明他对这个章程非常认可，章程的制定把干部的随意性变成规范化。”

“实际上，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就是干部班子。”吉章娃认为，想要当好干部，不仅要能“一碗水端平”，章程就是村干部端平水碗的“法宝”，还要有“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思想觉悟。

吉章娃一开始并不想当村干部，他说一般人不当干部。那时候在村上当干部就意味着整天领导大家在地里头干，不能自己搞副业，结果就是没有钱。“干一年挣几十块钱，粮食一买就没钱了，看病都看不起。”

“但是，这种事压在身上就得好好干，走上那条路就没有回头路。”吉章娃说当村上干部就要有带领大家发展的决心。

他表示，经过产权改革，晨钟村村民对村上领导班子十分信任，但面对很多大的决策和困难时，大家其实都在看着自己。而他只坚持一个想法：“当干部目标定下以后只有一行字——坚持下去不退缩，总会达到。”

在吉章娃的坚持下，不断适应当下发展阶段的《村务事务规范化管理章程》开始了第三次的修订过程。这次修订，新增了乡风民约、精神建设、家庭道德等内容。

在对未来的规划上，吉章娃说要按照高标准建设的思路发展农业，并且要引导村民的就业意识，而精神文明建设将是下一步规划的重点。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展现给世人的不仅是亿万集体经济的晨钟，更是一个乡风文明的新晨钟。（陈荣）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