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金石 国粹之光——兼评《金石研究》

文/古心

一

金石学自北宋中叶创始，历元、明、清、民国，绵延至今已近千年，作为研究与赏鉴并具的专门之学，其历史可谓邈远悠长，经久不衰。

金石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金石的学问，金指青铜礼器，石即丰碑石碣。早在上古时代，我们的先人就在金石上刻画文字（符号）、镌题功绩。《墨子·兼爱下》：“子墨子曰：‘吾非与之（笔者注：指先圣六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镂于金石”，即在金石上镂刻先圣六王的言行勋绩。又《吕氏春秋·求人》云：“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铭乎金石”，即在金石上铸刻大禹的丰功伟绩。这些刻在青铜碑石上的文字（或符号、图像），后世称之为“金石文字”，或迳称“金石”。

北宋以前，鲜有专治金石的学者，见诸史籍的只是零星的记载，如《汉书·郊祀志》载，汉宣帝时，张敞“好古文字”，曾考释过美阳（今扶风县法门镇）的尸臣鼎。又《元和郡县志》载，唐贞观年间，在天兴县南（今凤翔县）出土了十件石鼓，上面刻有文字，经时人考释，认为是“纪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观摩后皆称其书法古妙。这些在当时人看来已是古奥难识、形似大篆的文字，便是石鼓文，后世称之为“石刻之祖”。

《金石研究》丛刊封面

迨至北宋，统治者重文抑武，特别是自仁宗开始倡导恢复古礼，崇礼复古渐成社会风潮。文人士大夫嗜古成廦，热衷于搜寻研究古器物。凡钟鼎彝器、石刻玉印、木简瓦当，“无不在当时好古家网罗之内”。他们或摹写钟鼎款识，迻录碑石刻辞；或图绘器物形制，定其名称（如钟、鼎、鬲、敦、尊等）；或传拓古器铭文、纹饰，互赠拓本以供赏玩研究；或考释古器文辞，探究古制，以补正经史；或纂辑青铜碑石目录，以明金石存留情形等等。这些沉埋已久的金石器物在尚古学者们的膜拜下重获“新生”。由此，在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一群专攻金石的学者，刘敞、欧阳修导夫先路，承续者曾巩、吕大临、李公麟、杨南仲、黄伯思、董逌、沈括、王黼、赵明诚等。宋室南渡后，亦不乏踵继者，如洪适、薛尚功、洪遵、王俅、娄机、王厚之、王象之、陈思、郑樵等。据民国学人宣哲的《金石学人录》统计，两宋金石学家有164人（引自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这些金石家勤于著述，留下了一部部不朽的巨著，如刘敞《先秦古器记》、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李公麟《古器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洪适《隶释》《隶续》、王俅《啸古堂集古录》、陈思《宝刻丛编》等。据杨殿珣《宋代金石佚书目》，两宋金石佚书有89种，容媛《金石书录目》载现存者约有30种，著述规模可谓庞大。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说：“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由是观之，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金石学创立伊始即取得了极高成就，王国维的评价可谓中肯精到。

二

两宋以后，金石之学渐衰，进入清代，在顾炎武、傅山、朱彝尊、阎若璩等学者的倡导下，金石学又勃然复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乾嘉以降，金石之学臻于鼎盛，涌现出了一大批金石学名家，如毕沅、钱大昕、王昶、翁方纲、黄易、孙星衍、阮元、吴荣光、张廷济、吴式芬、陈介祺、叶昌炽、潘祖荫、杨守敬、吴大澂等，不胜枚举。其著述也洋洋大观，如《金石萃编》《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西清四鉴”、《山左金石志》《筠清馆金石文字》《两汉金石记》《寰宇访碑录》《捃古录金文》《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嵩洛访碑日记》《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据宣哲《金石学人录》，清代金石学家多达1058人。其著作见存于后世者（不计佚书），据容媛《金石书录目》，清代（延至民国初年）计有906种，而在此之前存世者仅67种（引自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正是这些矻矻孜孜、醉心金石的学者逐渐建构起了清代金石学的庞大殿宇。

清代中后期，随着新材料如殷墟甲骨、西域木简、齐鲁封泥等的不断发现，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从以青铜石刻为大宗，而扩延至镜铭兵符、钱币玺印、竹木陶器等，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专门性及综合性巨著，如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陈介祺《封泥考略》《十钟山房印举》《传古别录》（专讲传拓工艺的理论著作）、李佐贤《古泉汇》、吴大澂《古玉图考》、叶昌炽《语石》、刘鹗《铁云藏龟》、孙诒让《契文举例》等等。虽考证之法多本宋代成例，但在金石学视野及考证的规模、范围和精深细微方面，清人皆远迈宋人，有集大成之果。

清季民初，西学东传，金石学研究的视野愈加开阔，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金石家学兼中西，积极吸纳现代科学方法，在金石学领域（如甲骨学、简牍学、石经学等）作出了令人瞩目的开创性成就。如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前编》及《后编》《续编》，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魏石经考》《简牍检署考》，罗王合著的《流沙坠简》等，皆对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西方现代学科思潮的激荡下，作为一门博雅古老的学问，民国时期的金石学研究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而逐渐与现代学术接轨。这一时期出现了数种通史性的金石学论著，如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朱剑心《金石学》、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等，对前人金石学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从中可一窥金石学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是近代金石学相对于传统金石学研究格局的一大突破，其中马衡的《中国金石学概论》被誉为近代金石学的开山之作。关于“金石学”一词，前人皆未有明确定义，马衡在《中国金石学概论》中说：“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凡彝器碑版、简牍陶器、骨玉玺印等，不论有无文字，皆为金石学所当研究者。“故今日之所谓金石学，乃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为广义的学科名称，非仅限于狭义的物质名称已也。”其对金石学的经典概括深为学界所推重。金石文脉薪火相传，赓续者杨树达、郭沫若、容庚、王献唐、于省吾、唐兰、陈直、商承祚等皆在金石学领域卓有建树。

三

综观金石学近千年的兴衰历程，其与社会导向、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日益繁荣，传统文化愈来愈受关注，地上发现、地下出土的金石故物也与日俱增，其数量之多、种类之繁令人目不暇接，金石鉴藏、研究之风渐起，沉寂已久的金石学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金石渊薮，夙推关中”，作为周秦汉唐文明的荟萃之地，关中被称为“金石重镇”，上世纪三十年代，本着“提倡高尚艺术，发扬文化”的宗旨，在邵力子、杨虎城的主持下，关中文化名流寇遐、党晴梵、张寒杉等人发起成立了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学会以《西京金石书画集》作为会刊，对推动陕西金石书画的研究贡献极大，惜刊物仅出版五期便因战乱而被迫辍止。前人殷殷宏愿未竟，犹冀来者传斯学而光大之，当代陕西书法家陈建贡先生踵武前贤，邀集海内外同好于2017年创办了金石学专刊——《金石研究》，该刊目前已出版五辑，影响渐及学术界、书法界、收藏界等。

从栏目设置上看，该刊设有吉金、刻石、瓦甓、玺印、题跋、简牍、人物、争鸣、文房九大类，门类齐全，别具特色。其中，吉金、刻石、瓦甓、玺印、简牍皆属传统金石学的研究范畴，举凡鼎彝、镜鉴、权量、钱币、兵器（属吉金），碑碣、墓志、摩崖、造像、骨片、玉器（属刻石），古砖、古瓦、印陶（属瓦甓），各类公私印章及篆刻艺术（属玺印），竹简、木牍、缣帛（属简牍）等，靡不涵盖。题跋亦为金石学的固有范畴，文人雅士将金石考据、鉴赏文字以书法的形式题写在拓片上，是为金石题跋，千年古器藉拓片以传世，藉题跋以明其流传之序。金石题跋集珍贵的拓片、考究的文辞与精美的书法于一身，既可把玩赏鉴，亦可稽古探幽，别具一格。专刊辟有“人物”一栏，专门讲述金石学者的生平足迹、学术或艺术历程，从中可睹其风貌，感其意志，以激扬后学。金石家大多能书会画，自然对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情有独衷，视古砚、古笔、镇纸等为珍宝，这些文房器物气象高古、意蕴深厚，栏目特设“文房”，足见创刊者的金石雅趣。“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学术问题（争议）只有经过充分商讨论辩，才能愈来愈接近真相，该刊专辟“争鸣”一栏，以期创设自由开放的金石文化氛围。

从选载文章看，该刊不拘学历、身份及职业的限制，以质取文，新材料、新观点、学术性、艺术性为其择文标准。通览该刊各辑，公布金石新材料是其一大特色，如近些年新发现的《张氾请雨铭》《刘福功德颂》（刊于第一辑）、《嵩岳残碑》（刊于第三辑）、《燕然山铭》（刊于第四辑）、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的骨签（刊于第二辑）、元青瓷押印（刊于第一、二辑）、河北省滦南县出土的两汉砺石（刊于第一、二辑）、唐代大书法家冯承素为其父撰书的《冯师英墓志》（刊于第二辑）、乌程汉简（刊于第五辑）等等。在披露新材料的同时，作者对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或书法价值也进行了探究，或考释文字，或钩沉历史，或辨析源流，或品评艺术等，其研究成果有的深为学人所称赏。有新材料，必有新问题和新观点，综观各辑，学术创见亦不鲜见，如吴征的《甲骨文“夏”字考——兼论“秋”字》（刊于第四辑），从五千余个甲骨文字中，释读出“夏”字，且从形、义、声及训诂等方面详加论证，考述精当，颇有大家之风，吴征先生应是甲骨文“夏”字释读第一人。大路大魏的《信公盨文字补考（上）》（刊于第五辑），文字释读不同于以往学者从形声字着眼，而独辟蹊径，从表意文字出发，由音韵、字象上溯至甲骨文，辅以经传、古人思想等旁证，多有新见，其考据有乾嘉之风，且释读过程中视野开阔，如经横向对比两河流域的“封土”城台，推测大禹所治“九州”应为“九个土台”，其创论引人深思。再如张驰的《商代九州分野及五方之禾刻铭二种释考》（刊于第五辑），据九州分星刻铭拓本，考释出甲骨文中的未识字依次为昴、亢、虚、娄、荆、觿；据五方之禾刻铭拓本，考定商代时五谷应为（麦、黍、稻、粟、菽）。其新解较前人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

最后从形式及装帧来看，该刊文图并茂、生动活泼，设计典雅、印制精美，既是“一部面貌新颖、品质高标、学术精深的金石学乃至文物学的优秀文辑”（周晓陆先生评语），又是可供欣赏品评的艺术收藏品。

《金石研究》自创刊至今已走过六年，存亡续绝，步履维艰，笔者作为《金石研究》的编辑，个中酸甜体味更加深切，但“义固有取而事则甚难，力虽有限而希望无尽”，在国内外金石同仁、学术界、收藏界等各方襄助和支持下，金石研究的队伍正逐渐壮大起来，使得千年国粹——金石学这一专门之学得以传扬承续下去。祝愿《金石研究》在今后的路上走得更稳，行得更远。

（作者单位：陕西电子音像出版社）

编辑：金苗           责编：李奕铮           终审：吴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