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公布，都有哪些看头？

3月12日，“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对外公布，洛南夜塬遗址、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靖边清平堡遗址等六个项目入选，泾阳蒋刘遗址、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咸阳北城墓地等三个项目入围。

“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工作于2022年12月23日正式启动，截止2023年1月6日，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5家单位的13个项目进入终评环节。今年2月12日，陕西省考古学会组织评审会，包括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学会部分常务理事在内的15位专家参与评审，经项目负责人汇报、综合评议，投票评选出6个入选项目，3个入围项目。3月12日最终确定名单。

陕西是文物资源大省，每年考古新发现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2021年，陕西启动全省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工作，每年一次，至今已举办三届。旨在推荐在田野发掘、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等方面取得重要收获且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促进学科的建设，进一步提高考古发掘的质量，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

此次入选的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靖边清平堡遗址，以及入围的泾阳蒋刘遗址、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咸阳北城墓地项目都曾作为“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在今年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做过项目汇报。而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最近刚入围了“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角逐考古界的奥斯卡奖。

洛南夜塬遗址：确定百万年前洛南盆地有远古人类活动

位于东秦岭地区的洛南盆地是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最密集、出土石制品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1995-2013年间，考古工作者在盆地内发现的丰富而典型的手斧、三棱手镐、薄刃斧、大型石刀等阿舍利工业类型石器，对研究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商洛市博物馆、洛南县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洛南盆地在距今110万年前已有古人类活动轨迹，这一发现将洛南盆地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至少延伸了30万年，使洛南盆地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信息的重要地区之一，对研究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发掘面积达500平方米，遗址地层堆积厚达24米，可划分为36层：第1-4层为表土和近现代堆积，第5-35层为旧石器时代堆积，最底部的第36层为含石制品的河流相洪积-砂砾石层。据项目负责人张改课介绍，此次发掘揭露的地层堆积物，让考古人员首次完整获得了盆地内深度最大、序列最完整的地层剖面，对于建立洛南盆地的标准地层剖面、构建旧石器遗址年代序列、研究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强度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发掘总计出土石制品12000余件，类型包括备料、石核、石片、修理的工具、断块和碎屑。经科技检测可知，夜塬遗址第36层地层堆积在不晚于距今110万年前便已形成，当时人类的石器工具主要是简单修理的砍砸器、刮削器等。“目前国内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轨迹的地方不多，年代确定的有十多处。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河北和山西交界的泥河湾盆地，秦岭地区。秦岭地区靠近山的地方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集中区域，说明当时这里资源丰富、水源好，便于人类生存。从这一点看，把秦岭视为中华文明的祖脉，是有依据的。”张改课说。

在距今约78万年至25万年前后，古人类的石器技术持续进步，工具中新出现了单面修理、形态较规整的手镐。从距今约25万年前，人类活动进入繁盛期，并一直延续至距今10万年前左右，古人类在此期间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遗物，在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新出现了形态规整、修理精细的手斧、三棱手镐、薄刃斧、大型石刀等具有阿舍利技术特点的工具。

阿舍利技术是源自非洲的旧石器文化，至少始于170万年前，其石器工业以手斧为主，因采用双面打制的技术，器形较为规整，代表了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

“洛南盆地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发展与秦岭南麓的汉中盆地、秦岭北麓的蓝田地区有很多一致性，并以阿舍利技术更加流行为显著特点。大量阿舍利技术石器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发生了重要的人群迁徙扩散和文化交流事件。这一发掘成果为中国境内阿舍利技术的出现和流行时代、早期人类的迁徙扩散以及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张改课说。

旬邑西头遗址：泾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西头遗址位于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公里西头村，2018年—2022年经考古人员拉网式区域性系统调查，确认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遗址西侧区域发现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确认南城墙年代为西周时期，根据城墙分布范围，初步判断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

在西头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面积超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墓地，围沟内发现墓葬近千座，现已发掘中小型墓葬120座、马坑3座、甲字形大墓3座。在城址内东北部，发现冶炼残炉、铜矿石、炼渣和炉壁残块，并发现大面积建筑基址、大量废弃陶瓦残片和刻文陶器。从出土遗物判断，冶铜和建筑基址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项目负责人豆海锋说：“结合此前在这里发现的西周坑状储粮遗迹、大型储水坑及先周时期居址，为我们研究西头遗址商周时期的聚落布局、人群构成及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西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探索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寻找文献所载‘豳’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秦汉栎阳城遗址：目前发现并确定的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

秦汉栎阳城，位于西安市阎良区新兴、武屯街道，栎阳是大汉王朝的第一个都城。2022年，考古人员在原考古基础上完成发掘区清理，完整揭露三号、十一号建筑，第一次完整揭示出该时期宫城核心区主要建筑，对深入开展战国秦汉建筑研究有重要价值。

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核心区的发掘，是近年来战国中期列国都城核心建筑的重要发掘，使大家对战国时期，并对从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初期的建筑特点、形制和演变有了越来越清晰认识。通过发掘确定，通过三号建筑东侧南北台阶存在一条贯穿三号古城核心建筑的南北向轴线，是目前发现并确定的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而在三号建筑发掘清理的半地下建筑和厕所，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同类遗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发现于西安市半引路西侧，东三环东侧，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北侧，西距现浐河约400米。2022年9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汉代桥桩874根，分为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圆形细木桩三种。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发现方形木桩和圆形粗木桩为西汉早期始建桥梁时所建；圆形细木桩年代较晚，可能是西汉至东汉时期修补桥梁时所立。西安三殿汉代古桥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东西跨度大，南北宽度宽，桥桩密集，是汉代高等级桥梁的代表。

项目负责人陈爱东告诉记者：“发掘过程中由于地表被破坏，加之后期的河流冲刷改造，古桥上半部已经破坏，所以我们对它的上半部的结构不清楚，发掘过程中也未发现任何的遗物。”

此次发现的古桥位置特殊，正对着白鹿原上的汉文帝霸陵和薄太后南陵，考古人员推测古桥的存在可能和白鹿原上帝陵的营建有密切关系。“它可能是营建帝陵的一个重要的配套设施，古桥遗址作为汉长安城和霸陵之间重要交通线路上的重要节点，为我们后续寻找从古桥到霸陵的交通线和古桥到汉长安城的交通线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此外，据陈爱东介绍，此次专家依据发掘结果，合理推测这座古桥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南陵桥”。根据史书记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孔臧（孔子第十世孙）为太常，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意思是当时南陵的桥坏了，衣冠道不通了，主管礼制的太常孔臧因此被免职。

汉代有月游衣冠的制度，它始于汉太祖刘邦死后的高庙祭祀。每月初一，将高帝的衣冠从陵墓的宫殿中移到祭祀高帝的宗庙里去，谓之“游衣冠”，从陵到庙的道路就叫“衣冠道”。“因为古桥的位置特殊，正对着南陵，而且文献记载有这么一座桥，所以有这种推测，但文献记载只是短短一句话。我们目前已知的，比如在汉景帝阳陵里有一个罗经石遗址，被专家认为是景帝的德阳庙，所以景帝时期按照西汉的陵庙制度，庙在陵上，衣冠道就在陵园内。但在景帝之前的文帝，包括高祖时期的陵庙制度是啥样，还不是很清楚。古桥是‘南陵桥’这个推测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和线索，对研究西汉衣冠道及早期陵庙制度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据陈爱东介绍，如果这座古桥是南陵桥的话，基本就能确认文帝“顾城庙”不会在南陵上，有可能在古桥遗址到汉长安城道路沿线上，这就为进一步寻找文帝“顾成庙”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在整个城东片区每年要做大量的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每年要发掘上千座墓葬、上万平方米遗址，但是怎么把它进行串联，可能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

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隋唐朱雀大街宽约130米

2021年5月至2022年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等遗址，此次发掘总计发现隋唐至明清各类遗迹2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

隋唐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北与承天门大街相通，又称“天街”。关于朱雀大街的宽度，文献记载“广百步”，折合今150米。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考古勘探资料，朱雀大街的宽度达150—155米。考古实测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的中桥恰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中桥中轴线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西岸相距63.5米，据此推算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约130米，与社科院考古所近年根据明德门附近考古推测的数据大致相当。该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是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体现了大唐威仪，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据文献记载，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在建国门外甘泉渠上有通仙桥五道，但具体形制布局不明。此次发掘的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同类遗址，是元大都周桥、明南京内外五龙桥、明清北京内外金水桥、明清帝陵中轴线上五桥、三桥并列制度的先河，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对研究都城礼制、道路排列、里坊布局、桥梁结构、人工沟渠的修筑及流向以及当时的生活器用具有重要意义。

靖边清平堡遗址：首次对长城遗址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

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同时也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之一。清平堡修建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弃置于康熙年间，南北长约600米，东西长约300米。堡址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内外高低起伏，被流沙覆盖。

三年来，考古人员在清平堡遗址揭露出中心楼、南门及瓮城、显应宫、民居与商铺、堡外的寺院等遗迹，出土大量建筑构件、生活用瓷碎片、彩绘泥塑神像。这是首次对中国长城遗址的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通过考古工作，可以知道清平堡是军事控御与商贸交流并重。在使用过程中，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曾是长城两侧的民族与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的场所，参与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交流与传承。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梁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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