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中）

文/王宏涛

三、革命战争年代

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率部转战经过贵州遵义的娄山关。毛泽东看到娄山关关口有一座石碑，上面刻了“娄山关”三个大字，便问身边的人：“娄山关刻碑干什么？”身边的人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解释说：“关乃要塞重地也，是出入的通道，常以碑竹碑石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毛泽东来到石碑前，给大家介绍“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特点和价值，最后感叹道，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修建于何代。

红军行军作战到武夷关，武夷关有一座关帝庙，庙内有不少石碑，毛泽东观看这些石碑高兴地说：“中国庙宇古香古色，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深，价值很高的书法艺术，许多字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宝库，我们应该研究学习。”

到了延安，这座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城，留下了许多古人碑刻和许多摩崖石刻。闲暇时间，毛泽东常常和秘书、警卫员到郊外散步，欣赏这些美妙的书法，借以放松自己的心身。

1937年秋，左翼作家舒群来到延安，认识了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两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舒群倾尽挎包珍藏数月的名著和法帖，这些名著包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法帖有《石索》《三希堂法帖》残帖各两卷。要送给毛泽东。

朱光向毛泽东提出“见面分一半”的要求，毛泽东连连说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最后争论的结果，朱光索取了《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残帖。毛泽东无奈地摇头，留下了《哈姆雷特》《仲夏夜之梦》和《三希堂法帖》残帖。

开国大典之前的某一天，毛泽东和朱光见面。临别毛泽东为朱光题写了一副《七律﹒长征》，又书写了一段赠言：

那套《三希堂法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1949年12月和1957年11月，毛泽东两次出访前苏联，《三希堂法帖》一直被带到身边。

1958年，毛泽东曾经请田家英向故宫博物院“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其中也有《三希堂法帖》。

1947年为了牵制敌人，毛泽东率领昆仑纵队转战陕北，9月、10月曾两次登临佳县白云山，并进白云观观赏文物，其中260余块碑刻，400多块匾额。毛泽东认真观看了这些碑刻和匾额，并对当时的佳县县委说：“这是文化遗产，不要把它毁坏了，要出布告保护。”

四、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2年，毛泽东视察河南开封，工作之余游览了北城古迹铁塔和龙亭。龙亭东侧石门两边，镌刻着康有为题写的一副对联：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

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

毛泽东叮嘱秘书抄录下来。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休息期间，毛泽东游览了杜甫草堂，对大廨前那副清人顾复初的名联产生了兴趣：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青一草堂。

毛泽东说：“是集杜句。”并赞赏地对同行者说，“好！”这个“好”字既是对楹联的肯定，又是对书法的赞许。

毛泽东又来到武侯祠，他说：“你们走在前面，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很多，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的对联最负盛名：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1958年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到安徽省博物馆视察，他对清朝康熙年间芜湖铁画家汤天池的作品很感兴趣。当他读到汤天池的草书铁联“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时，看到“露”字脱掉了一笔，指出：应当添起来。

1959年，毛泽东不知从哪儿听说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便急切地向黄炎培借来，双方约定一个月归还。

据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这一个月里，常见毛泽东对着墨迹琢磨，有时有抓起笔来对照书帖练习，写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真正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毕竟是晋人真迹，太过珍贵，因此借出去不到一个月，黄炎培就有些坐不住了，开始频频催问。

开始，电话打到毛泽东办公室的值班室里，问毛主席借去的王羲之书法真迹看完了没有，什么时候还。卫士尹荆山借倒茶的机会，向毛主席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地说。

对于黄炎培的频频“催债”，毛泽东不免有些生气，他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尹荆山说：“他又催了。”

毛泽东说：“怎么也学会催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

可是过了几天，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直接打到毛泽东那里，黄炎培先是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拐弯抹角地问起那本“真迹”。

毛泽东说：“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据说，毛泽东对黄炎培的行为评价为：不够朋友够英雄。

整整一个月到了，毛泽东这才爱不释手地将王羲之的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卫士，并嘱咐卫士零点必须送到。

徐涛和毛泽东聊书法，毛泽东举例说：“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的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他的草书《十七帖》。”

在北京有一次毛主席曾对徐涛说过，比如王羲之当初跟卫夫人学书法，也学张芝的草书，能博采众长，也有自己的风格。笔势流畅，秀丽多变。毛主席还说，兰亭序是王氏的传家宝，唐太宗十分喜爱，除令人临摹外，真品已被唐太宗带到昭陵的地下去看喽。

又一次，毛泽东对徐涛说郑板桥，“你再看郑板桥的帖，就又感觉到苍劲有力。这种美不仅是秀丽，把一串字连起来看有震地之威，就像要奔赴沙场的一名勇猛武将，好一派威武之姿啊！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这就叫掷地有声啊！”

徐涛听了毛主席的话，他说；“主席，你把字说活了。”

毛泽东的书法作品，在运笔、结体、章法上深得郑板桥“乱石铺街”之趣味。

在毛泽东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中，都能看见王羲之行笔流畅、俊秀潇洒的特点。毛泽东喜爱和熟悉王羲之法帖，而王羲之“损益古法”“自创一格”更符合毛泽东的性格。

对待王羲之书法，毛泽东一面看帖、学帖，而另一方面又要“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自己的特点”。毛主席曾说，如果每个人写的字都和字帖或某人的字，那书法就停止不前没有发展了。

曾做过毛主席秘书的田家英说，毛主席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自叙帖》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不仅笔画都比较圆，字形比较长，而且在大草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逶，翩翩恣肆的写法，在“神韵”上颇为相似。

毛泽东喜欢怀素的恣意昂扬，挥洒自如。但是，毛泽东又不囿怀素《自叙帖》，他善于创新。他说“帖中要发挥。”毛泽东阅读临摹碑帖多，尤其是他博大的胸怀，领袖的气质，独立特行的性格，在书法上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在笔画上、结字上与《自叙帖》有很多不同。怀素的草书用笔细圆而遒劲，毛泽东的草书用笔细圆而柔韧；怀素的结字较长，毛泽东的草书结字也长，但长中比怀素多了欹侧。毛泽东的书法，尤其是草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选集·自作诗词卷》《毛泽东手书选集·书信卷》都收录了很多晚年豪放的草书作品，这些手书，意境深远、气势超凡、随意挥洒、姿性任情、笔惊风雨、纸生云烟，表现了毛泽东书法飘逸的风格，毛泽东的草书已经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堪称一代大师。

五、毛泽东与《兰亭序》及“兰亭论辩”

1965年初，南京象山地区相继挖掘出王兴之夫妇和谢鲲的墓葬，其两块墓志上的书体均为隶书。于是，郭沫若便依据“晋人王谢墓石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异”这样的论据，断定《兰亭序》从文字到文章，都不是王羲之的真迹，并且推断“后人崇拜的王羲之字迹大多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写的。《兰亭序》是伪作。其文章和墨迹均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所伪托。”该观点1965年5月22日，郭沫若写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在《文物》杂志发表，后来又在《光明日报》上连载，轰动一时。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李文田和包世臣早就提出过，只是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界的巨擘的郭沫若，当时的政治地位，当时他提出的“依托说”，立即引起学术界的震动。

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对于郭沫若的“依托说”不以为然，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驳议》文章,认为郭沫若以两块墓志而断定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对清代李文田、包世臣直到郭沫若、康生等进行指名道姓的辩驳。他将文章寄给一些报刊，以期引起争论，明辨真伪。

因为郭沫若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同时还涉及到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相关报刊均以退稿处理。高二适把文章寄给了早年的忘年交学友章士钊。章士钊亦感到为难，7月16日章士钊写信将高二适的文章转呈给毛泽东。

章士钊致毛泽东信：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

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郭沫若：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和过问下，高二适的《〈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发表在1965年7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1965年第7期《文物》杂志还发表了高二适文章的影印手稿。高二适文章发表后，激起书法界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讨论高潮，《文物》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文章。

尽管这场辩论在当时并没有辩论出一个明确的结果，由于毛泽东的鼓励、支持甚至参与，使这场讨论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介入一场公开的纯学术论辩活动，这是极其罕见的。在这场论辩中，毛泽东没有明显地偏向某一边，但是他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认为，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迄今为止，南京博物馆已收藏出土王羲之同时代的墓碑30余通，除了草书以外，各体兼备。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毛泽东对待“兰亭论辩”态度的意义远远超出论辩的本身，对中国书法以及其他学术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如果不是毛泽东积极鼓励和推动，这场论辩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发生。通过这场论辩，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研究书法的兴趣，从而推动了新中国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他一切的学术争鸣亦可以从中获得宝贵的启示，这是这场“兰亭论辩”的最大意义所在。

1998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东郊挖掘出六朝古墓群。出土了两方砖质墓志，为东晋侍中、广陵人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两方砖质墓志的书法是楷书，说明东晋时期不仅仅只存在隶书，为这场“兰亭论辩”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兰亭序》应该是王羲之之作。

在南京的周边，还有30块左右的墓碑。东晋墓碑出土地点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不只有隶书，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这证明在六朝书体转型的过程中，不是单一的，是多种书体并存。

毛泽东是对的，高二适也是对的。

作者简介：

王宏涛，1969年生，陕西礼泉县人。大学本科文化，中级职称，资深媒体人。主要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研究。

编辑：刘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