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风：父亲柳青一生的“创业史”

习近平总书记把柳青称为人民作家，曾多次点赞。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央的文件下来了，他就知道他那个房东老大娘是该哭还是该笑，他就很了解老百姓的想法。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他那么接地气，也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

日前，电影《柳青》在中国作协点映。影片真实再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开展的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所经历的重重困难和取得的宝贵经验。故事讲述了青年作家柳青放弃北京优渥的干部待遇，决心亲自参与实践，创作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民集体创业的史诗巨著。柳青举家落户陕西长安皇甫村的一所破庙里，他深入农村建设一线，扎根人民14年，历经风雨，面对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等一系列重要历史时刻，带领公社社员克服重重苦难，铁肩担道义，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农村的新局面，并在之后狂风暴雨般的运动中始终坚持真理，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一段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创业史。

柳青先生的大女儿刘可风曾与父亲共同生活了9年。她在退休后，根据父亲生前对她的讲述以及她对父亲不同时期同事和朋友们的走访，撰写了《柳青传》。她说，父亲坚持“一切创作都要从人民中来，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她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从父亲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经历中得到启示，给自己的人生做好规划。本文作者曾专访了刘可风老师，让我们一起领悟柳青文学的精神精髓。

刘可风：父亲柳青一生的“创业史”

口述/刘可风  文/魏锋

荒凉贫瘠的陕北，多余的孩子活下来做了读书人

我父亲出生于1916年7月2日，当时家庭窘困，他差点被我爷爷送人。爷爷刘仲喜因为不识字、没功名而输了官司和整个身家，对他来说，“这世上读书人最值钱”，他毕生的辛劳和理想就是让儿子们成为人人看得起的读书人。

1924年，父亲进了私塾，但直到十五岁才到榆林陕西省第六中学读初中，三年后考入西安的高中。当时他的理想是做一名翻译。他废寝忘食地学习英文，具备了阅读一般英文书籍的能力。在西安，学校图书馆和省立图书馆的藏书让父亲大开眼界，他对文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华老栓、祥林嫂等人物形象，让父亲对文学的深刻性和概括性有了新的领悟。1936年，父亲的散文《待车》第一次变成铅字，刊登在《中学生文艺季刊》上，署名“柳青”。

其实，父亲从十二三岁起就在油灯下费力地啃《共产党宣言》，又从社会进化史和刊物《党声》中接触和学习革命道理。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父亲担任学生刊物《救亡线》的编辑，宣传抗日，呼吁停止内战，鼓舞西安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西安事变后，他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西安学生联合会刊物《学生呼声》的主编，在《学生呼声》上发表了《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

1938年，父亲放弃了《西北文化日报》副刊编辑的工作和在西北临时大学学习俄文、翻译苏联文学的计划，决定到抗日前线去。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奔赴前线采访，并发表不少通讯报道。

1939年，父亲先后到晋西南一一五师陈士榘任支队长的独立支队、一二九师陈赓任旅长的三八六旅任文化教员。在一次外出中，两位护送父亲的新机枪手不幸牺牲，当时团长安慰父亲：“他们牺牲了，我们很难过，好在你安全回来了。培养两个机枪手容易，培养一个作家就困难得多啊。”从此，父亲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提醒自己，不能忘记一个幸存者肩上的担子。

作家阎纲、柳青之女刘可风

回陕途中忙采访，创作反映陕北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 

1945年10月，父亲带着《种谷记》手稿，随军奔赴东北，开辟解放区。1946年2月，父亲到达大连，负责接收、整顿大众书店和印刷厂，并开始修改《种谷记》。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胡宗南部于1947年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父亲想回陕北，体验战争生活，为以后的创作做准备。但因战事交通阻塞，一直未能成行。1947年7月，东北光华书店印行了父亲的《种谷记》，当时父亲正在冀东采访、写作，刚好晋察冀野战军三纵和四纵奉调过冀东，父亲便随军一起经过平北，顺利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党中央工委所在地。此前父亲离开东北时，高岗让他给党中央捎十来斤人参，给中央秘书处带一封信。一到平山，父亲先去西柏坡村，把人参和信交给了秘书处的曾山同志，然后在招待所住下。

此时，赶回陕北已不那么紧迫，父亲决定索性住一段再走，在这里也能了解一下全国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父亲最想听到的，是几个熟人对他刚完成的作品《种谷记》的看法。

一个是柯仲平，他正在编“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选编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作品。另一个人是胡乔木，他从1941年做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刚刚当了中宣部副部长。听听他们的意见，对以后的创作有好处。两人对《种谷记》基本肯定，并且决定选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对父亲无疑是一种鼓舞。

柯仲平和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住在一个院子里，经柯仲平引荐，陆定一和父亲谈了一次话。他问父亲：“为什么要回陕北去？”父亲说：“我想反映陕北人民在战争中的作用。”陆定一感慨道：“没有陕北人民的支持，就没有陕北的胜利。”他介绍了陕北人民在战争中英勇无畏支援前线的事迹，一再叮嘱父亲“陕北人民要好好描写”。

1947年8月，父亲再登归程，为节省时间，沿途不过县城，大多沿着山根，经山西过黄河去延安。1948年10月，父亲终于回到陕北，他深入米脂县，以著名的“沙家店战役”中一个粮店支前为题材，用八个多月时间，广泛征集了其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的素材。

主持《中国青年报》文艺副刊

1949年7月，父亲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后，到秦皇岛去写心中已具雏形的《铜墙铁壁》。他认为如果贪图安逸，这一生在文学上是没有希望的。要在文学上有成绩，必须时时刻刻和“怕艰苦”做斗争。其间，各方提出的《种谷记》的缺点、巴金的“别看这篇小说水平不高，这个作家是最有希望的作家”使父亲经常反思，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差距和目标，决心按照认定的方向坚持走下去，不管吃多大苦，绝不回头。

1951年，小说《铜墙铁壁》快完成时，父亲接受冯文彬和蒋南翔的邀请，到即将创刊的《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任副刊主编、文艺部主任。

副刊编辑部仅有的三个青年学生没有办报经验，父亲常把书稿放在办公桌中间让年轻人讨论，他充分肯定正确意见后细致分析稿件的优点、缺点，并提出修改意见同大家商量。他还经常亲自写退稿信，写成后让大家传阅，听取大家的意见。经父亲签发的稿件，看清样连标点符号也很少改动。

报纸初创，事务繁忙，每天早晨父亲总是最早来到编辑部，深夜才和年轻人一起离开。他对年轻人说：“编辑要有眼力，要多登质量高的稿件，不只教育读者，也要影响作者，绝不能粗制滥造，滥竽充数，一开始就要树立一个好风气。”他要求编辑不漏掉一篇有特色、有生活气息和真实感受的稿件。一位抗美援朝的女青年从朝鲜寄来一首诗《你胖了，是我最大的愉快》，父亲发现后称赞这首诗真挚感人，当即朗诵给大家，并且亲自修改，发表时还写了肯定这首诗的按语。这首诗见报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为了把报纸办得有创造性，父亲积极联系他熟悉或不熟悉的作家，真诚约稿。这一阶段，《人民日报》也常转载《中国青年报》的文章。

1951年9月底，父亲接到通知，参加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在离开编辑部前，父亲请来作家周立波担任副刊顾问，让几个年轻人在周立波的指导下继续工作。

为了文学准备回陕，江青邀请父亲改编电影剧本

1952年元旦前夕代表团回国，有人希望父亲留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但由于对文学事业成败的理解，父亲还是急切地要求回陕。

过了春节，已经做好回陕准备的父亲去找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胡乔木说：“江青同志要你参加《铜墙铁壁》电影剧本的改编工作，我不能决定你的工作，你直接和江青同志谈吧。”

父亲和江青是出国前因为《铜墙铁壁》认识的。书完成后，按组织要求对内容进行了审查，父亲还是不放心：“多几个人看看，少出纰漏。”起初他找了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不久田家英打来电话：“我很忙，确实没工夫，我请一个人给你看可不可以？”“你说的人是谁？”“江青同志。”父亲喜出望外，很快把清样送到中南海。几天之后，江青回了一封信，热情肯定了这部作品。不久后这本书正式出版。

胡乔木同父亲约好，让父亲到主席家，同江青面谈。江青对父亲很热情，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父亲觉得江青和蔼、谦虚，也就直言自己的想法。父亲说他要从互助组阶段写起，把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写成一部大型的长篇小说，已经想好了回陕西农村安家落户。父亲还说自己不会写电影剧本，也不大熟悉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江青同意父亲不参加电影剧本的改编工作，但是要求父亲到上海参加一次“五反”运动。她说：“看看上海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对你到农村去工作有好处。”不久，父亲就到了上海长宁区一个私营电机厂。但是，父亲对上海和上海的工厂很陌生，仅仅语言上的障碍就使他很难深入下去，过了两个月就离开了。

1952年5月底，父亲终于回到西安，从此开始了生活和写作的新阶段。

魏锋、刘可风

为了写作落户长安，暂时担任县委副书记

为了让父亲选定落户的地方，西北局的领导提出许多建议：泾阳县、三原县、高陵县、户县等。选址是为了写书。巨大的政治变化必然带来经济和社会心理的变化，父亲希望所去的地方能迅速、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变化，所以父亲认为应该在西安附近落户，但离城不能太近，既要有浓郁的乡土乡音乡情，又能回避城市对他的各种干扰。

经过考察，父亲了解到，自从泾阳县的泾惠渠修成后，其流域两极分化加速，土地更快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农民更加贫穷。后经土地革命，情况发生了变化，水利开始为贫苦农民服务。父亲认为这也许能够成为写作的题材，于是决定去泾阳。

想好后，父亲去找西北局宣传部长张稼夫。张稼夫听后摇了摇头：“泾阳离西安远哪，到远处农村落户，你来西安听报告不方便，县上听到的传达报告、看到的文件有限，长时间不来西安，会影响你的工作和学习，再考虑一下吧。”

两人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张稼夫说：“我的意见是到长安县比较合适，离西安近，汽车接送比较方便。”

1952年9月，秋风初起，父亲住进了长安县委大院的一间平房，他准备很快下基层。在这之前，他暂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

此时父亲的行政级别已是九级。

定居长安县皇甫村，四易《创业史》书稿

1953年，父亲为了创作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职务，定居在长安县皇甫村，专门从事长篇小说《创业史》等作品的创作。

为了熟悉集市上农民的粮食和牲口交易情况，他和当地买家一样，在牙家（市场经纪人）的凉帽里、袖筒里，不动声色地和人家捏指头摸价，谈生意。父亲的装束以及对市场行情的了解，“蒙蔽”过许多市场上的生意人。市场的行情，集市上的百态，人的神情都成为他书中的故事。

这一年，父亲完成了一部小说，近十万字，反映了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但父亲并没有感到轻松和愉悦，这部历经半年完成的作品并未达到他追求的艺术效果。他认为，这部作品与之前的《铜墙铁壁》水平相仿，没有太大提高。对每一部新作品，父亲都要求“不能停留在艺术创作的老路上，要提高，一定要达到一个新水平”。

1954年，父亲开始了《创业史》的写作。到第二稿时，为了让小说更加生动、细腻，他盯上了熟知当地历史的饲养员。

在饲养员老汉的草棚里，父亲常常一待就是几个钟头。有一阵子，半夜11点、凌晨2点，不管时间，父亲有疑问就拄着棍子去找饲养员。有几次，进门问完话，老汉开口正准备细说，父亲转身又要走。老汉不解地嘀咕：“这人有神经病呢。”

父亲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进入角色，开始“演”角色，在写作时习惯性的踱步中，会不自觉地两只脚跷着走，或手中端个什么，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嘴唇还在动弹。一次，父亲正在“演”，几位区里的干部突然来访，他招呼道：“你们来了，坐！”其实，父亲心里相当沮丧，来访打断了他最佳的创作情绪，但体谅干部们的辛苦，他并不计较。

有一天，父亲正在写作，偏在这时，家里的母鸡开始下蛋，高一声低一声地叫着，让父亲灵感顿失。他按捺不住怒火，转身回到卧室，拿起鸟枪，冲出小院，啪的一声，母鸡毙命。而父亲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自己为何这么愤怒。

父亲来村里好几年了，没有创作出一部作品，周围的人坐不住了。1956年，父亲认为《创业史》没有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即将进入第三稿的修改，外界却有人议论“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那个庙是他的安乐窝，住着享清福哩”。有人说他革命意志衰退，有人说他怕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有人说：“他还能写出作品来？”甚至在一次全国作协的会议上，一位领导点名批评他在皇甫村的定居和大规模的写作计划，并且预言他将失败。

当时，陕西省的领导也表示，让父亲有作品就拿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待下去了。之后，省里有意无意地给父亲安排很多日常行政事务。固执的父亲决定反其道而行之。1957年，因感到困惑，没有写作状态，父亲决定暂时不写了。

1958年，父亲再次动笔，这次“终于写顺了”。为精益求精，父亲又写了第四稿。那时写作，删改只能手写，父亲有个习惯，不管改动大不大，改稿时都会重新誊写，每页稿纸都干干净净。

父亲生病拉痢疾，最严重的一天在便盆上坐了四十几次，他干脆拿块写字板，放在膝盖上，坚持思考、改稿，拼命写作。

1959年4月，父亲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开始在《延河》杂志上连载。1960年，经过四次修改的《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稿酬一万六千多元，父亲如数捐给了当地公社，并写信特别强调：“我希望除了负责干部知道外，这件事不要在群众中宣传，不要做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宣扬。如果有人这样做，我认为是错误的。”有人劝他，把稿费给孩子们留点儿，或者给自己留些防备万一，父亲说：“我写书并不是为了自己，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公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娃们将来要靠劳动养活自己，他们大了要给社会做贡献，给国家创造财富。”

顶着“认罪态度极端恶劣”的帽子，从未揭发过一个人 

父亲痴迷文学，所有的困难都未能动摇他对文学的决心。不仅如此，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父亲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五千五百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

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城乡开展。运动中，社教干部批评父亲“长期脱离阶级斗争，不参加机关斗争，在皇甫村养尊处优”，说父亲是“四不清”干部的黑后台。

“四清运动”中，父亲活下来了，但等待他的是下一场变本加厉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最初父亲认为“运动嘛，最多几个月”，想着过几个月还能继续写作，但“文革”持续了十年。

大约1967年年中，有人给了父亲一张小报，上面登了江青的一个讲话，她在讲话中提到了父亲。当时江青发表讲话很频繁，大部分是说某某人怎样不好，如何罪大恶极，很多人因为她的讲话下了“地狱”。但这个讲话对父亲充满善意。拿着这张小报，父亲沉思了一阵儿，又拿到作协王绳武那里，问：“你看，江青对我放出善意，这是在给我打招呼，让我上她的船，你说我怎么办？”王绳武说：“你自己看吧！”父亲说：“我想过，我不表态，我不能上她的船。”1967年末的冬天，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的领导被拉上西安街头。某些造反派为了表现革命性，把作家们也拉到队伍的末尾。父亲脖子上挂着“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残渣余孽”的牌子，手压在头上做“喷气式飞机”状，迎着寒风参加游行。

父亲一转眼就成了“走资派”“黑作家”，《创业史》也一夜间成了千夫所指的“大毒草”。这段时间，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承认了就不是我柳青”。顶着“认罪态度极端恶劣”的帽子，他从未揭发过一个人。

1968年春，我收到父亲的来信，告知造反派“解放”了他。“文革”中，“解放”意味着不再被当作敌我矛盾对待。然而，到了当年冬天，新的来信中却说父亲再次被揪出来，并且不久前触电自杀未遂。

后来，父亲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承认：“那时，我确实想自杀，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反抗和自卫的形式。”

终于“解放”了，但《创业史》创作计划终未能如愿 

直到1972年5月4日，“柳青专案组”送来父亲的专案结论，否定了所有莫须有的罪名，父亲终于“解放”了，我也已从北京回到他身边。然而此时，父亲已经没有精力继续《创业史》第二部的结尾和修改工作。自幼体弱、患有哮喘的父亲病势日重，身体渐衰。他几次试图续写《创业史》，都未能真正实施。

得悉父亲因身患重病而难以完成《创业史》之后的写作，作品人物原型之一的董廷芝老书记深情地说：“希望他好好养病，能把四部书都写出来。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

“解放”后的父亲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北京“躲病”了。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有很多朋友，到北京后就借住在出版社的宿舍。有人几次对父亲说：“耀邦同志从干校回来了，很多同志都爱到他那里坐坐。”于是我用自行车推着父亲去了。

从1972年5月开始，父亲每年到北京“躲病”都要去看望胡耀邦。1972年的那次谈话我记得，是从父亲对陕北经济建设的建议开始的，胡耀邦听得非常认真，他同时也非常关心父亲的身体状况，建议父亲给周总理写一封信：“有许多人给总理写信，本人不出面，是让儿女出面。”他把头转向我，非常详细地告诉我送信的地址。

信由父亲口述，我记录。发出后的第九天，父亲就接到了卫生部的电话，说：“总理非常关心你的健康，让我们转达他的问候，并给你安排在京检查和治疗。他已经把你的建议转给了有关方面。”总理这样重视一个普通作家的求助，让我们一连几天心里都不能平静。父亲深为感动，增强了加速完成四部《创业史》的信心和力量。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没有痊愈，父亲还是重返皇甫村，坚持把第一部修改一遍，接着又继续写第二部。

1978年，《创业史》第二部还在创作之中，六十二岁的病重的父亲在病床上坚持用了三个月时间，奇迹般完成了第二部已有文稿的修订工作。父亲的计划是完成四部《创业史》，写作内容横跨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三个阶段。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还一直在写作。

父亲晚年，我们处在随时要送他去医院的恐慌之中。他曾跟我谈起，其实他可以悄悄地在发病严重时结束自己的生命，不再忍受这样的折磨，然而读者的期待让他无法放下。每当面对困境，他总是站在一个作家的角度宽慰自己——“什么样的生活对作家都不多余”。

然而，无论读者多么期待，父亲还是永远地走了，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特别感谢我送给他一本标有“内部参考”的名为《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父亲说，当年在陕北，他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事进行过分析，这本书证实了他的许多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还说，人的乐趣就在于要看看自己的判断和评价是否符合客观存在和发展，一旦停止这种判断和评价，人就活得没意思了。

替父续写《柳青传》，把父亲的遗憾落在纸上 

我1970年大学毕业回到父亲身边，到1978年父亲溘然长逝，一共九年。这九年，我们从互不了解到无话不说，共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

父亲在生命垂危时绝望地对我说，“我的《创业史》肯定是写不完了”，还流了泪。面对父亲的遗憾，从那一刻起，我就认定自己将来必须完成一件事——把父亲的遗憾落在纸上。

我是学理工科的，对于作家父亲的精神世界开始并不了解。真正读懂父亲，是在翻阅大量资料，并拜访了父亲生前好友、同事、上下级，和他在米脂县和长安县时的各级干部、村民等当事人之后。在彻夜的长谈中，在自知来日无多的遗言式的留言里，父亲留下了他的思想。父亲赠送的二战炮弹碎片激励着我，我虽收集了很多宝贵资料，但真正下笔写传记仍然非常困难。写作中最难的是要不断面对父亲的苦难，很多时候，我是哭着彻夜写作的。

对于写作，应该说是父亲教会我的。有时写作文，我唰唰下笔，没有“精心构思”，父亲就很生气：“我是恨铁不成钢啊！”父亲去世后，我虽然日夜都记挂着写父亲的传记，但当时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便把希望寄托到退休后。2001年我真的退休了，却胆怯地不敢拿起笔，焦急和畏惧日复一日。进入2003年，我才下决心开始述写父亲的往事，到2005年断断续续写了一大堆，也仅仅是把记忆召唤了回来。2006年，父亲生前的几句话再一次敲打我，他曾略带失望，更是激励地对我说：“女儿呀！你长了我的头脑，血管里流了我的血，但没有我的精神！”我决定对自己更“狠”一点，用了十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父亲的传记。   

父亲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农村的基层工作者。他一生钻研文学，下了拼死的决心创作。但是，如果文学上没有成绩，他也不遗憾自己的人生，因为他为人民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文图/魏锋）

魏锋，陕西省彬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微风读书会”微平台主编,“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入选作家之一，《中华文学》杂志签约作家。代表作品：《时光雕刻者》《春天里放飞梦想》《微风轩书话》等，评论文章曾入选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热点分析，文章曾在《人民文学》杂志海内外游记征文、全国报告文学征文、全国职工读书征文活动中获奖。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