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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一夜爆红成全民偶像,却极力把自己往人间拽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海频道 作者: 时间:2020-04-08

本文图片均来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人民日报客户端4月7日消息,一个张文宏横空出世,公众如此喜欢他,就难免会塑造他、捧杀他,但好在张文宏坚持做自己,极力把自己往人间拽,不走“高大上”的路子。

“张文宏忙得脚不沾地,你采访他,得‘挤’他的时间。”去上海之前,《环球人物》记者就频频收到预警,重音都在“挤”字上。到了上海,记者跟着他从日到夜,颠簸、紧凑、繁累,身心全都高速运转,是典型的战疫状态。

当天上午,张文宏在收治输入性病例的定点医院了解病人情况;下午3点,他在华山医院和记者匆匆打了照面,就开始跟疫情风暴中心的意大利专家进行视频会议;傍晚,他和记者同车,穿越大半个上海,到他抗疫时期的常住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晚上10点,他回答完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摄影师抓紧拍了几张照片。只要摄影师稍稍停顿数秒取景,他就疲惫得睁不开眼。但他牢牢记得第二天的行程:要与中国驻德国杜塞尔多夫总领事馆视频连线,解答在德华侨华人的防疫难题。

即使累成这样,临别时,他还是笑着跟记者说:“你们更辛苦,从北京跑过来,回去还要居家隔离14天。”都说采访耿直、犀利、智商情商双高的张文宏是件难事,稍不专业就可能被他“怼”,但这次漫长的采访下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温暖的、心有大爱的张文宏。

㈠“一旦关注,长期感染,无法治愈”

《环球人物》记者和张文宏的见面有点戏剧化。3月16日下午,在华山医院感染科所在大楼的门口,一口浓重南方口音的保安大爷一把拦住了记者和摄像团队,不让进。记者担心错过跟张文宏约定的时间——他很守时——于是连说带比划,正着急,一位白大褂从身后快速经过,看了眼摄像器材,干脆地说:“跟我走吧!”这声音全国人民太熟悉了:张文宏!记者顿时舒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

自从疫情开始后,张文宏一出现在公众面前,就自带这种踏实感。不管是他在“华山感染”公众号上更新的文章,还是在媒体和视频连线上发表的疫情观点,他的权威、直率、理性和生动,给处在迷茫和紧张中的人们解答了很多疑问,带来了踏实。

不少人开始“粉”他,状态正如关注“华山感染”公众号时收到的那句问候语:“一旦关注,长期感染,无法治愈。”大家追着一个医院的公众号更新,自称“新冠病毒是没感染上,却被张文宏感染了”。张文宏自己也吃惊:“今天上午我看了一眼昨天发的文章阅读量,吓了一跳,8.6个亿。”他说出这个数字,也吓了在场的记者们一跳。

这篇文章就是3月15日更新的《张文宏:大流行状态下的国际抗疫与中国应对——国际战疫动态与展望(二)》,文章提到“按照当前全球的抗疫情况,本场疫情在今年夏天结束基本已经不可能”,成为当日的热搜新闻。

下午的见面只有半个小时,张文宏用他生动的叙述把一屋子记者感染了一遍。“新冠病毒,它的兄弟很多啦,现在加起来有7个,但其中4种冠状病毒就是我们感冒病毒当中的一种,我们从来不叫它传染病,因为大家每年都感冒。”“冠状病毒就是这样,如果大家不戴口罩,今天我们在这里一窝,开心地一个下午过掉了,那明天开始大家全部都要隔离。”“中国现在可以讨论这件事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戴口罩了?这个事情是国家要方方面面全部考虑的,不是我们医学一家可以讲这句话的,但至少是可以讨论的。”

他对时间的估算非常敏感,讲完后拿起手机一瞥,时间快到了,立即起身道别,赶去医院附近的视频会议现场,与意大利政府官员和专家、多国侨社代表进行视频连线。此时,还有《环球人物》在内的两家媒体没有完成专访,他一边走还一边不忘把记者安排得明明白白:“晚上我要去公卫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不开车了,坐你们的车走,路上有1个小时说话。”

这场视频会议开了3个多小时。张文宏向处在疫情“水深火热”中的侨社代表和意大利政府官员、专家传递了信心:“中国医生总结了很多经验,我们也看到了大部分病人确实是可以得到治愈的。”根据国内经验,他着重向意大利强调了最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重症病人一旦增多,医疗资源分配如果有问题,是最让人担心的。”“新冠肺炎的家庭传播性是非常强的,我们最怕什么?一家好几个人同时感染。”“年龄大于65岁的侨胞要特别注意个人防护,他们是整个疾病高危的对象。”面对留学生是否要回国的焦虑,他设身处地提出建议:“很多朋友问我孩子要不要回来?你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疫情要多长时间?回来是不是决定再也不回去了?你读书工作都不要了?第二,如果不回来待在那里怎么办?你要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这个病真的可以防,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这三点都采用,感染可能性很小。”

3月16日,张文宏与多国侨社代表、意大利政府官员和专家进行视频会议。

晚上7点多,张文宏来到记者们乘坐的车上。他先是谈了一些疫情问题,尤其是对“随着天气变热,新冠病毒传染性会不会变弱”的看法。“印度、马来西亚没有特别重的病人,都偏轻,而日本韩国医疗条件不比马来西亚差,死亡率却比马来西亚高,这就不能说和气候没关系。但是夏天来了这个病毒就一定能被控制住吗?现在也不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因为欧洲已经出现暴发趋势。”

随后的1个多小时,张文宏难得放松,也难得和记者聊了点“个人话题”。记者说:“您这种性格很受网友喜欢。”他答:“我这种性格的人其实挺多,只是出现在电视里,公众就觉得挺好的。所以,与其说这种性格很特别,不如说很普通,但普通又出现在镜头上,出现在节目里,所以大家就觉得很亲切嘛。”

“这性格跟您的职业有关系吗?”

“医学领域比较特别,别人跟我谈论的一般都是非常专业的问题。但这次我为什么和大家说一些浅显易懂的话呢?因为疫情一定要控制好,不发动老百姓,是控制不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有个记者问我专业问题,我不回答。所有记者和我讲话,首先需要老百姓听得懂。在我看来,记者代表公众,所以我和记者的沟通方式,就不能是我和医院同事的沟通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对于大众来讲是不公平的。”

“网友都称您为‘硬核医生’。”

他笑:“哪有什么硬核?我跟你一样!都是普通人。我如果整天装大尾巴狼,那很容易的,你还会说我硬核吗?”

“除了新冠疫情的书,网友鼓励您出别的书,谈育儿,谈爱情……”

他立即打断:“没有必要,这些我并不比你高明,是吧?可以肯定的是,关于新冠病毒,我比你高明。至于别的东西,你们年轻人都是专家,我是完全OUT啦!”

“您有微博吗?会潜水吗?”

他说:“我的主要工作在临床医学,开微博会占用时间,扰乱情绪。人家说你好,会影响你的情绪;人家对你有意见,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如果不说你好,也不说你坏,那开微博干吗呢?”

聊着聊着,目的地就到了,一车人都没听够,只觉得1小时太短。张文宏拿起背包下车,看着《环球人物》记者和摄像师搬器材,又停下来,周到地指明采访位置,“到那里等我吧!”说完就快步上楼了。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他度过了疫情以来的无数个日夜,今晚还有重要的会议等着他。

㈡“很多世界同行都在问:中国经验是什么?”

晚上9点,《环球人物》记者终于等到了张文宏的专访时间。一坐下,他先开问:“大概要多久?”记者以他的语速在心中估算:“半小时左右吧。”但他开口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语速就慢了一倍。记者意识到:张主任太累了,采访肯定要超时了。

《环球人物》:当前全球都在抗击疫情,您下午也在和意大利连线,国外现在关心哪些问题?

张文宏:关心的点蛮多的,比较突出的是诊断问题。这段时间,他们病人一下子增加,怎样尽快筛选?诊断试剂怎么去做到位?其次就是隔离,如果病人太多,怎么隔离?如果居家隔离,最怕的是病人突然病情加重,所以他们问我们哪些情况预示着这些病人病情加重。再就是有些地方病死率高,有些地方低,引起这种不同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国外非常关心的。

《环球人物》:中国最早面对疫情,和国外同行交流时,您内心有什么感受?

张文宏:国外同行的心情,我们完全能理解。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美国和墨西哥暴发时,我们也紧张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放松下来。所以国外同行一开始也是这样看新冠肺炎疫情,以为把边境看看牢、输入性病例管管住,就可以了。新冠病毒,大家一开始都不了解。钟南山院士在1月去武汉一看,发现病毒传播得很厉害了,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跟以前传染病暴发时完全不一样的态势,所以国家采取了武汉封城这样的措施。对国外同行来说,一开始还是防止输入性病例,按照常态的流感那一套来做,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能管得住的,只能说这一次新冠病毒太特殊,传播性太强了,病死率到后期还不是很低。所以接下来情况究竟会怎么样?我相信各个国家都会根据防控的成果,不断调整。

《环球人物》:国外同行如何看待中国抗疫?当前全球抗疫中,有哪些“中国影子”?

张文宏: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医生的站位是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国家高度重视。以前我们都觉得好像中国的医疗没有国外发达,对吧?特别是和一些发达的欧美国家比。我前两天和美国几百个临床医生进行网络沟通,近期和意大利、法国,还有东南亚一些专家沟通,发现中国在诊断、治疗方面,已经站在了国际非常前列的位置。当有些国家诊断试剂都没有普及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到了普遍筛查、应收尽收,而且有足够多的呼吸机,甚至人工肺。这一次,中国在医疗资源方面,反而成为世界上最充足的。所以很多世界同行都在问:中国经验是什么?

现在,不论是美国、意大利还是德国,他们在病人的筛查、诊断和隔离方面都比前一阶段明显加快了速度。美国从实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除了社区联防联控,我认为其他做法已经与中国十分接近了。这些都是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

《环球人物》:您曾说“人类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种病毒和细菌面前失败过,我们最终是能够胜利的”,为何人类总能胜利?

张文宏:因为我们总能找到造成疾病的原因,这次我们也找到了病毒,最终也会发明药物和疫苗,或者采用最简单的隔离办法战胜它,这是其一。其二,人类还会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获胜,比如1918年大流感,几乎是把全球给感染个遍,死了5000万到1亿人,那时全球只有18亿人啊!但即便如此,病毒最后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因是什么呢?病毒如果感染了大多数人,这个时候人类也会建立自己的免疫。所以有专家提出来,我们是不是用群体免疫的方法来对抗新冠病毒?这个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但代价蛮大的啊!

新冠病毒的流行,一定会过去。只是,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的国家不愿意采取经济停摆、封城的措施,觉得那样经济停摆了,国家垮掉了,死掉的人会更多。每个国家国情不同,现在不好说,只有等未来回过头再评估。

《环球人物》:这次中国的表现,将会为世界抗疫史留下哪些经验吗?

张文宏:我们有很多地方值得去记录。首先是中国科研的支撑。去年12月疫情在武汉暴发,今年1月初国家一些科研团队就前往武汉,一个星期就把病毒序列全部鉴定出来,速度相当快。序列公布后,新加坡、日本、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马上开始研制诊断试剂。

武汉早期病死率很高。我们就举全国之力投入进去,创造性地建立了方舱医院,在短时间实现应收尽收、隔离救治,这也是抗疫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

这次疫情除了武汉以外,其他地方都是输入性病例,两个月的时间,全国人民采取了一个“闷”的战术。这么大的国家,居然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整个工作生活节奏放慢,把病毒找出来,然后隔离掉,最后治疗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活活把病毒“闷”死了。这在人类传染病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将来一定会被反复拿出来学习。

2020年3月16日,工作人员对即将解除隔离的旅客进行行李消毒。

㈢“这次疫情对全球大型城市都提出了巨大考验”

《环球人物》:如果将您的实验室数据库中所有病毒都比作一种猛兽,新冠病毒是什么?

张文宏:我觉得你这个比喻非常棒。非典就像是老虎或者恶龙,你一看就吓得要死,病人很快出现重症死亡。但新冠病毒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非典那么厉害,最初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造成的伤害却比非典广。第二,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它。按道理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后,通过封城,我们一两个月把它控制住了,国外就有足够时间学习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把疾病控制住,但现在反而出现了全球蔓延。这说明新冠病毒很狡猾,人类有判断不准的地方。而一旦控制不好,这个病毒在个别地区病死率就很高,比如意大利都超过了7%。所以你看,表面上看似温和,但很狡猾,又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你说它是什么?

《环球人物》:毒蛇?狐狸?

张文宏:狼!既厉害,又狡猾,一开始甚至会被误认为是狗,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环球人物》:和一般病人相比,新冠肺炎病人有哪些特殊性?

张文宏: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的病原种类,也就是说这个病毒以前从没来过这个世界,所有人对它都是易感的。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你身体好还是不好,对这个病毒都没有抵抗力,感染率都很高。所以新冠肺炎病人的一个特点是,在感染之前都好好的,突然就生病,具有突然性、广泛性和隐蔽性特点。

《环球人物》:人好好的就感染了,怎样克服他们的恐慌感?

张文宏:这次不光病人有恐慌感,全世界都恐慌了。有的国家还说60%—70%的人群都要感染一遍,你说恐慌不?最近意大利的死亡病例数也在拼命增长,是吧?所以说没有恐慌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这个病又可以治疗。全国到目前为止就是武汉的死亡率高一些,那是因为早期医疗资源不充沛,但武汉以外的城市现在平均下来也就是1%左右。现在通过我们的治疗,相信民众的恐慌心理会有所下降,如果尽早治疗,至少99%的人是可以康复的,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环球人物》:据说战胜病情,信心很重要,您怎么给他们信心?

张文宏:临床上治好病人,就是给他们最大的信心。

《环球人物》:您曾在一次演讲中自称“焦虑”,能谈谈这种焦虑感吗?这次疫情中,有没有焦虑期?

张文宏:那是在一个演讲活动上,前面是别的人在演讲,讲诗歌什么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世界还是蛮美好的,对吧?但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会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病毒、细菌总是在岁月静好的时候,突袭你的世界。那次还是2017年,转眼都两年多了,当时我们就在讲,像非典这样的事情会一直发生。所以我们感染科的医生需要时刻保持一种警觉性,将新发病原体第一时间鉴定出来,然后报警。你不报警,就很容易造成疏漏,一旦窗口期过掉,后果将非常严重。

这次疫情,在武汉封城之后,上海市进入防控的关键时间节点。如果是不同国家出现疫情,还可以通过海关防住,但国内不同省际之间,封城之前就有很多感染者进入上海。这段时间是最焦虑的,我们能不能在所有医院里面把所有有症状的病人,确切地筛查出来呢?筛查出来之前,感染者是不是已经在社区里面进行了大量传播呢?这个时候整个上海的防控小组是非常紧张的。一旦开始社区传播,传播链就搞不清楚了,大量没有源头的病人就出来了,就会出现一个暴发的态势。上海是一个接近3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一旦暴发,结果非常可怕。

那段时间,上海各个社区、道口做了严密防控,特别是疾控中心、医院的发热门诊、临床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密切接触者的溯源工作,最后将每一个病人的传播路线都摸得清清楚楚。这些都归结于上海的城市管理。实际上这次疫情对全球大型城市都提出了巨大考验,东京、新加坡、纽约、北京、上海,其实都在比嘛。到目前为止,上海这个超大型城市的本地病例已经成功消失了两个礼拜,到了一个真正无本地病例、开工复工的时间节点。

《环球人物》:既然到了开工复工的时间节点,如何在过度防控和懈怠心理之间寻求平衡?您说全球疫情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我们还要戴口罩吗?

张文宏:按科学道理来讲,一个城市本地病例数清零,再经过最长潜伏期14天后,就可以复工复产了。如果两个最长潜伏期没有病例,那整个社会应该尽快开始活跃起来。但现在国外输入性病例可能还会增加。所以,国内一方面尽最大可能让经济活跃起来,一方面对输入性病例更加严格管控,两手都要抓。

至于口罩,还是要根据所处的环境和特定人群,来选择戴或不戴。一些重点人群有碰到输入性病例的可能,比如医务工作者,以及卫生、餐饮等服务行业从业者。对他们来说,口罩还是要戴的。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着应急等级的下调,口罩可以逐步脱掉了,但在人口密集的地铁、公交等环境中,再戴一戴口罩也无妨。

㈣“上医治未病,就是把传染病扼杀在早期的摇篮里”

《环球人物》:和其他科室相比,感染科有哪些独特性?

张文宏:我们一般到医院看病,心脏不舒服去看心脏;咳嗽、气透不过来,去看呼吸科;做体检发现肺里有问题,去看肺科或是胸外科;小便不好,去看个肾脏科。所以都有个器官。但感染科比较特殊。什么叫感染?就是自然界中很多微生物,像细菌、病毒、寄生虫会引起人生病的微生物进入人体中繁殖,有可能只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特别厉害。比如这次,新冠病毒进入肺中繁殖,引起感染,那临床表现就是肺炎,是不是?

感染性疾病涉及的面非常广,比如肝炎病毒会引起肝炎,伤寒引起肠道感染,脑炎病毒引起脑炎。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跟其他学科有很多关系。新冠肺炎本质上是一种感染性疾病。但是生的地方是肺,所以呼吸科医生会进来;引起的症状严重后,就会致命,全身多脏器功能受影响,这时候重症医学科也会进来。

《环球人物》:您和所在团队参加了多次抗疫,以往的经验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哪些帮助?

张文宏:对,华山医院感染科团队从最早建科开始,在感染性疾病里,一直保持平战结合的状态,保持对疑难传染病的诊断,实验室的鉴定做得非常前沿。我的导师翁心华是感染科前主任,他的几位学生负责了上海市各个阶段传染病临床救治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要有一支感染科常规的、常驻的部队,每个医院都要有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临床医生存在,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安全。

张文宏(左二)与同行和学生交流业务、传授经验。

《环球人物》:您说过“上医治未病”,做到这个需要哪些条件?

张文宏:“上医治未病”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等疫情真正全世界蔓延的时候,大家处理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从传染病发展的源头,甚至于在更靠前的位置,把它控制住。对我们来说,治未病就是把传染病扼杀在早期的摇篮里。

《环球人物》:记得2013年,感染科就曾把甲型H7N9流感扼杀在摇篮里。

张文宏:对。2013年的甲型H7N9流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3年我们科的同事卢洪洲教授去会诊,带回来一个病例,马上借助团队力量在很早期就把H7N9病毒的序列做出来了,很快就知道来源于家禽,就把整个动物市场关掉,所以第一阶段H7N9就没有了。但是2016年又突然来了一个H7N9病例,这个在临床上是我们发现的,因为我们实验室对各种不明原因的肺炎都是非常警觉的。所以我们马上向当时的国家卫计委报告,国内掀起了一波给鸡打H7N9疫苗的小高峰。所以现在H7N9就真的没有了。举这两个例子是说,这种传染病早期哪怕只有个例出来,你的迅速发现,对传染病防控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环球人物》:科普也是“治未病”的方式吧?您担不担心过几年大家对新冠疫情这事又淡忘了?

张文宏:科普真的非常重要。每一种传染病,当你生病了再预防就晚了,所以最好还是不生病嘛。这次新冠疫情出来,大众是非常恐慌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权威的声音,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把事情讲清楚了。前段时间我编了一本书(即《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现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英文、法文、波斯文、越南语,我没要版权,就是给各个国家做科普。

今年的新冠病毒,让大家知道这种事可能以后会经常来。我们还是要做到未雨绸缪。我们将来整个体系建设还要更加强大和敏感,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也需要老百姓迅速响应。这些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希望能对着小朋友反复讲、经常讲。否则过几年,大家又开始麻痹大意,医院的公共卫生相关科室又开始弱化,老百姓在新的疫情发生时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风险依然会很大。

㈤人人都爱张文宏

尽管采访有别于生活,但《环球人物》记者随着张文宏从白天到黑夜颠簸、辗转了一大圈后,临别时,很有些不舍。如果现实生活中你有一个张文宏这样的朋友,隔三差五就能见面聊聊,那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丰富、豁达、快乐。

有位媒体记者拿出手机给张文宏看了根据他形象设计的手机壳、抱枕等周边产品,他也跟着哈哈大笑,好像在看别人的热闹。张文宏也不上视频网站,压根儿就不知道,现在只要是他的视频,网友激动的弹幕会密密麻麻把画面全盖住。好吧,就算知道,他也不关心。

张文宏曾对媒体说,专家组的专家做到这个份儿上,没一个脾气好的。张文宏是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曾经设计过一个问题,就是他和脾气很大的专家们怎么相处?他怎么当好这个组长?结果,和张文宏相处了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你无法不喜欢他,无法对他发脾气,他是那种你整天听他不停说话也不会嫌烦的人。这一定是他能当好组长的原因之一。

2020年2月23日,2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治愈后集体出院,张文宏就此接受媒体采访。

短暂的跟访和相处当然无法观察到张文宏的每一个侧面,好在他的视频不少。

疫情暴发之初,是全国上下的医务工作者同新冠病毒进行殊死搏斗,公众情绪最为焦灼的时候。张文宏面对媒体说了一番话:“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我)把科室所有岗位的医生全部换下来,全部换成共产党员。”他自己也是一名党员,带着科室党员一起冲上去了。危难关头,每个人都需要耿直和真话的力量,更需要说到做到的责任和担当,这让张文宏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欢呼,这段视频一夜爆红。

有人说,张文宏是“鸡汤杀手”,专治媒体人强行煽情、强行励志的毛病。有次,一位记者采访他时,正赶上他妈妈打来电话,记者怂恿他在镜头前和妈妈通话,他却倔强地说“我偏不接”,记者又问他是否想妈妈,他又不中计,来了一句“哪一个正常的人会不想念自己的母亲?”另一次媒体问他“当初上大学为什么选择感染病学”,他回答:“对我个人你不要采访,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乡下人跑到上海,读完书留下来工作而已。”接下来就开始长时间谈论感染科。在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正需要这样的态度:把自己看得很轻,把医学看得很重。

就像张文宏所说的那样,他说的话一定要老百姓听得懂。他把非典和普通流感比作老虎和猫,虽然都是猫科动物,但对人的伤害性对比一目了然。他很明白,过于专业的医学术语,会把老百姓拒之门外。或许,避免刻板说教,才能让普通人更好地接触到医学,这才是真正的专业主义和医者仁心。

在突发的危机中,社会心理总是会寻求一个拯救型的公众偶像;更何况在信息时代,“人人都能成名15分钟”。一个张文宏横空出世,公众如此喜欢他,就难免会塑造他、捧杀他,但好在张文宏坚持做自己,极力把自己往人间拽,不走“高大上”的路子。《环球人物》记者试探性地问他:“都说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您怎样看待外界对您的关注?想让公众在您身上得到什么?”

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作为专业人士,有责任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因为大家了解了才会知道怎么去防控。大家都在各干各的事儿,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新冠过掉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有趣、无趣,随着新冠的离去,都会回归正常。”

回归正常,这正是眼下每个人内心向往的。就让我们祝福张文宏,在感染科辛苦工作的同时,继续快乐、真实、平凡地生活在我们身边。

(原载2020年第7期《环球人物》杂志)

(原题为《张文宏,一夜爆红成全民偶像,却极力把自己往人间拽》)


编辑:张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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