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凌力逝世一周年祭 她的“大悲欣”我们懂得了多少

去年7月18日，著名历史小说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员凌力因病在京逝世，享年76岁，中国当代文坛痛失英才。凌力生前笔耕不辍，作品屡获大奖，是公认的一支具有巾帼风范的力笔。身患重病后，她依然时刻惦记着写作。刚刚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凌力文集》，实际上早在凌力病中即已编选完成，之所以叫文集而不是全集，是凌力的意思，“她想病好后继续写呢。”文集责编、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隋丽君感叹。

今年7月18日，北京作协和北京出版集团共同主办凌力追思会，京城部分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汇集在一起，在凌力逝世一周年之际，讲述他们所熟悉的凌力，以及她写作与生活的件件往事。

她在雅正的写作之路上创造了奇迹

在八旬评论家谢冕心中，阅读凌力，就是阅读她这个人，她的人生和历史结缘，也因此会被写进历史。

谢冕眼中，凌力不仅是历史学家，更是卓越的文学家。她写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爱情，在顺治皇帝写赠师父的一首诗中发现了秘密，顺治的诗是：“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凌力从这首诗读出了顺治帝内心的隐痛，凌力说：“我透过这首诗看到他无边的寂寞和悲哀。”谢冕由此举例称，她在这里完成了从历史学家到文学家的过渡。

凌力曾对老评论家、原《文艺报》主编谢永旺说过：他是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读过她全部作品的人。谢永旺说自己确实读过她的全部作品，认识凌力是自己几十年编辑和文学工作中一件幸运的事。

谢永旺认为在现代历史小说中，出版于60年代的姚雪垠的《李自成》应该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老实说第一部写得真好，但以后一部不如一部。”而凌力的小说在他看来始终保持水准，没有一部是重复前人的，也没有一部是重复自己的，“她每部作品都给我们奉献出几个与以前决然不同的、具有个性风采的人物，她称得上一个创新型的作家。”

凌力的语言也很讲究，大场面金戈铁马、大气磅礴，细微处又优美动人，令人入迷。谢永旺记得有一次和作家张洁聊天，张洁也称赞凌力的语言好。“张洁是非常有才华的人，讲到同辈作家她不是那么慷慨，但是对凌力她很佩服。”

凌力的语言好是共识。谢永旺称赞凌力的语言有古典美，有清代语言的特点，这和她注意在生活中感受提炼分不开。他回忆：“有一次开会我们一起上峨眉山，第二天很早，就听到大殿里传来僧人做早课的声音，我听了一会儿就起来到大殿外面去看，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围观。吃饭时我问凌力注意到了吗？她说第一声钟响她就起来了，就坐在大殿里，和僧人一起做早课。她说感觉到庄严、肃穆，整个心沉下来、静下来。”对此谢永旺的印象很深，他自己是游客一样的参观，而凌力不放弃这样的机会，“后来她把这一段感受写在了《暮鼓晨钟》里，康熙到碧云寺参加早课，有108响钟声、乐声和僧人的诵经声，写得很漂亮。”

文学评论家曾镇南说，在新时期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中，公认的应该有三大家，姚雪垠、凌力和唐浩明。凌力的作品他看过两部，一部是《星星草》，是在大学里念书时看的，他觉得虽然有一些技术结构、历史认识上的限制，但是有一种初登文坛的作家的才气。“一个女作者写捻军流动作战的历史，写得生机勃勃，真刀真枪，蛮像那么回事，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

学者、资深媒体人解玺璋总结凌力对历史小说写作的三点贡献：一是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感的追求，这个“感”是作者与读者建立的一种契约；其次她提出了历史的可能性，用这个确定了历史小说文学性的边界；再者，她对历史小说审美价值的追求，划清了和通俗历史写作的界线。“她是有夸张、有虚构、有想象，但她是有度的，气质上还是知识分子的特征。”

而学者孙郁的话也具有总结的意味：凌力的历史小说走了雅正的写作路子，在雅正的这条路上她和姚雪垠等前辈一样创造了奇迹。

专业是搞导弹的

与历史、文学岂止是万里之遥

有一次，老评论家张炯和凌力共同参加一个历史小说研讨会，在张炯印象中，凌力是一位外表秀美、大方、娴雅的女同志。旅途中他们交谈起来，张炯才知道原来凌力是学习军事通信工程，搞导弹的。

谢冕说，她学的专业，简单说是关于导弹的，专业的名称是无线电控制工程系飞航式导弹专业，这与历史、文学岂止是万里之遥。导弹行进和展开的模式给她的长篇小说以启发，这是多么神奇。

有一次凌力讲到四川担担面，让谢冕很吃惊，感叹她惊人的记忆力。她记住了担子上的那些佐料，而且都记录下来，数下来有20多种。谢冕感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成长不是简单的，她对生活观察到这么细，这一点我也特别敬佩她。”

原北京作协秘书长李青与凌力交往不少，她直言凌力热爱生活，爱好广泛，性格非常开朗。她们两个人都是慢性子，每次作协开会，吃饭吃到最后的总是她俩。“凌力做一手好菜，喜欢旅游，还喜欢看球，几乎所有球赛不落。有时候也诉诉苦，说在中国男作家挺风光的，女作家就不行了，不仅要写好自己的东西，家里所有的家务还一样也不能落。”李青感慨，这么多年跟凌力就像亲人一样，她的去世让她感觉失去了一个至亲至爱的人。

作家陈建功、隋丽君夫妇80年代就和凌力成为好友，但在凌力晚年，陈建功仍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隋丽君时不时到她那儿去商量书怎么改，我都是当车夫。去的时候我问隋丽君能不能上去看她。隋丽君说问问，问了后凌力说别上来了，我们都留着年轻时意气风发的形象吧。”所以陈建功只好听隋丽君回来报告凌力情况：今天吞咽困难了，说不出话来了，今天只能眨眼了。在咫尺天涯中思念，直到凌力去世后才能去和她告别。

“做一个东西我要费多大力气啊

他们就这么抄”

谢永旺眼中的凌力为人诚恳、谦逊而温和，令人很容易亲近。“她的清史知识当然非常丰富，但她从来不以这种丰富的知识来教人。我有时候说错了话，违背了清史的某些知识，读错了字音，她都是直接地、随意地、不动声色地纠正我。”

而她的谦逊还表现在能反思和听取意见上。谢永旺回忆：“1987年初我们一起在南宁参加一个历史小说研讨会。会议期间我和天津的滕云闲谈，都说读《少年天子》觉得情绪有点满，凌力当时没说什么。两三年后她写完《倾城倾国》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个稿子已经交稿了，在南宁你和滕云都说我的《少年天子》写作情绪漫溢，所以这次我写得力求冷静、锐利，是不是达到我就不知道了。”信里面还说，作家李准说有一种创作观点叫做“我不让你哭，也不让你笑，我就是让你想一想”。她觉得这是有些道理的。谢永旺当时很感动，“两三年了，我们随意的一段话，她记住并且反思，在新的作品中注意到，这使我觉得她的为人非常好，是可亲近的。”

评论家牛玉秋所谈让我们见识到一位女作家的工作性情。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出访美国。这个团很有意思，大家说他们丢衣服、丢钱还“丢人”，“丢人”指的就是凌力。

一行人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之后坐飞机到纽约。上了飞机后不一会儿，作协办公厅主任满头大汗地跑过来问：“看见凌力没有，凌力在哪儿坐着呢？”“没有，没看见她。”这一下把团长和领队都急坏了。大家落地马上和机场联系，确认凌力被落在了机场，只好安排她乘下一班机过来。

原来凌力有随时随地做记录的习惯。登机口人多，她嫌乱，就换了个地方去记东西。记着记着，没听到广播，就把登机这个事忘掉了。

从平常聊天中，李青知道凌力对写一部小说所下的功夫，不仅仅是看清史，还要把所有能找到的档案资料全看了。李青回忆：“有一次我在机场看到一本通俗清史小说，大段抄她的东西，回来我跟她说别人抄你的东西，把你虚构的人物当成真事戳到自己的作品里。凌力听了说做一个东西我要费多大的力气啊，他们就这么抄。那时候维权也不好做，后来凌力说只能由它去吧。”

她非常安静

有时甚至让人感到过度谦和

北京作协主席、作家刘恒说起自己与凌力的缘分，在座的谁都不如他深。首先两人都属马，凌力大一轮。更主要的是他们共同完成过一部作品，那就是电视剧《少年天子》。

刘恒说他拿到《凌力文集》时感觉特别沉，打开之后觉得真漂亮，立刻产生了一个想法，这是一个纪念碑。“当我想到‘纪念碑’这个词时又想到一个词，就是‘墓志铭’。这个词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好，但我觉得文集里面的文字是凌力文学生命的墓志铭，也是她肉体生命的墓志铭。”

刘恒回忆，自己虽然和凌力在一个单位共事，之前却并不特别了解她。但是刘恒发现凌力说话会脸红，这让他觉得非常意外。“我们作家协会的几位大姐，张洁、陈祖芬、凌力都非常漂亮，但是风格差别非常大。张洁犀利，祖芬大姐灿烂，凌力非常安静，有时甚至让人感到过度谦和，所以她始终有某种神秘感。”

一个偶然机会，一位香港出版商买到《少年天子》的版权后找刘恒改编。通过这个改编，刘恒和凌力有了灵魂深处的交流。

刘恒感到，在凌力柔弱温和的外表下，藏着一个大悲伤。“我最初不明白是什么，看了《少年天子》我发现，小说里有一个主题是死亡。这个悲伤跟她对生活、对生命、对死亡的看法有直接关系。她写到乌云珠死的时候说，一口气不来，去何处安身立命？”刘恒觉得这不是内向型性格导致的外在谦卑，这是一种深深的伤感，“这种伤感孕育了她的文学，孕育了她人性的光芒，也孕育了她文学的巨大价值，以及她对生命、对人生的认识。”

刘恒记得《少年天子》剧本没写完就开拍了。一个月后，他赶到现场看，觉得片子不行，便跟主演潘虹谈。潘虹说：“斯琴高娃演的孝庄太厉害了，我没法超越。”

根据自己对凌力小说的理解，刘恒对潘虹说：“斯琴高娃是皮革，皮革是用来抵御风寒和猎杀的，而你要像丝绸一样柔软，你不要追求皮革，你表现柔软就行了，你用柔软把皮革的硬包在里面。”后来戏拍得非常好，潘虹对凌力充满了感激。刘恒说：“我感到很荣幸，我知道我背后站着一个像丝绸一样柔软、像皮革一样坚硬的伟大的女人——凌力先生。”

浙江女作家袁敏因故不能到场，她写来一篇深情的《祭凌力》，由陈建功在会上代读。她在文章中回忆，自己和凌力交往时间不算太长，但凌力是那个会永远住在她灵魂深处的人。

她们相识于80年代，在京郊门头沟一个叫向阳口的小村庄，那里青山碧水，春天开满粉白色的栗子花，一口珍珠湖清澈见底，是一个至今想起来仍然会心驰神往的地方！

袁敏读了凌力的《星星草》立刻崇拜得不行，女作家韩蔼丽带她去见凌力。袁敏没想到凌力像一个和蔼亲切的邻家大姐，一点也没有那种写出大部头历史小说的学者应有的威势和气场。

那一次她们玩得很开心。凌力用珍珠湖里的河蚌和自家小院里种的韭菜，加上红辣椒，炒了满满一大盆，用湖里下网捞的河虾做虾饼，吃得袁敏大快朵颐。

后来，凌力自己买了一条铁皮船，她把船漆成天蓝色。一条船可以坐四五个人，她们常常坐船出行，然后在河水深处下虾笼子，第二天早晨去收网。活蹦乱跳的河虾在清晨的曦光里通体透明。

之后，向阳口成了袁敏在京求学期间最爱去的地方，把那儿当成了在北京的家。

现在回想起来，袁敏觉得和凌力、韩蔼丽在门头沟向阳口村的那段快乐时光恍若隔世。去年凌力走后连着几个晚上，她都梦见向阳口，梦见珍珠湖上那条天蓝色的船，梦见凌力坐在船头对她说：妹子，生活比写作更重要，不要忽略自觉的快乐！

儿子的回忆

“我只有一个妈妈，妈妈也只有一个我”

凌力之子曾旭辉当天也到现场，他的回忆让人感到其失母的切肤之痛，也从中更加了解了凌力的善良与坚强。

曾旭辉说，自有记忆，妈妈对于他就是“神”一般的存在，除了天生血缘带来的亲情，她永远是那么美丽、温婉、文秀、和蔼，他曾多少次在被窝里暗自庆幸她不是“别人的妈妈”。

稍懂事后，曾旭辉才隐隐约约体会到妈妈的不易：“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我住在姥姥姥爷家，她始终恬静淡泊，独立坚强，志向高远。唯独对我，她感到很愧疚，总是想办法弥补我。姥爷姥姥经常打趣说：莉莉心头两件宝，一是儿子二是书。”

凌力很早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有两件事令曾旭辉印象最深，一是她总在看书、写作，甚至1976年住在地震棚里也点着蜡烛写；二是她天天去故宫“玩儿”，持续了好几年，笑称自己是紫禁城的土地奶奶，其实她是去皇史宬翻阅资料，午饭只是几片面包一瓶水。

凌力第一部作品《幼年》出版时，曾旭辉在上小学，他得意而又自豪地将书送给同学，心里对妈妈的崇拜又加深了一层：我有一位既能造导弹，又能写书的妈妈。

《少年天子》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曾旭辉祝贺妈妈说：您太棒啦！做儿子的现在压力真大！凌力却很平静地说：能得奖是幸运，比起文学前辈们咱还差得远，你妈妈没有望子成龙，只希望你能自强自立，有追求，活得真实就够了。

前一段时间，曾旭辉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凌力手绘的元末和清初时间图谱，摘录了蒙古皇族、清皇族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他们身边发生的历史事件，用打印纸一张一张粘连起来，平铺开来有几十米长。“每一页、每一笔娟娟隽永的字迹，想来是她不同时期做出来的。”想到妈妈创作如此耗心费神，曾旭辉不禁再次潸然泪下。

完成《北方佳人》的创作后，凌力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但她心中有个未了的愿望：写曾为西路军的父母亲的故事，并为此做了大量准备。然而事与愿违，2008年，凌力被诊断为肺癌。“我带着妈妈不断辗转于各大医院做检查，也幸亏有亲朋们的帮助，最后竟奇迹般地解除了警报，确诊为肺结核。”曾旭辉回忆道。

然而结核病的治疗也对身体伤害极大，一年多的大量服药让凌力的身体更不如前，尤其是腿脚行走慢慢变得困难，但她还是坚持着治疗。“其实妈妈对生死看得很淡，心中之大念只是能够恢复健康，继续写作。”

但命运的安排却是如此残酷，谁都没有想到，渐冻症会找上凌力。

2014年9月确诊那天，医生拿着检查报告对曾旭辉无奈地、轻轻地点了点头，这是他和医生的约定：不当着凌力的面说破病情。凌力问医生：我以后是不是会呼吸衰竭而死啊？一向严肃的医生竟笑着说：还早呢，还早呢。那晚，曾旭辉一夜无眠，他说自己终于体会到了母子之间那种无可替代的情感，“事业、爱情都可以再来，而我只有一个妈妈，妈妈也只有一个我。”

渐冻症是医学界公认的五大绝症之首，从不能行走、无法讲话、丧失咀嚼吞咽功能，到最后连一根指头都动不了。渐冻症也是最为残酷的病，因为生命凋零的每一个进程，病人全都能很清楚地感受到。

凌力2014年行走困难，2015年无法走路，2016年丧失语言和进食能力，2017年只剩一两根指头可以活动，到2018年只能转动眼睛，其间还伴随着各种神经疼痛，难以入眠。“妈妈所经历的苦难是旁人无法体会到的，但她一直用乐观的态度和顽强的意志进行着抗争：坚决不卧床，努力锻炼说话和写字能力，延缓发病的进程。她咬着牙用注射器完成一日三餐，用眼球输入法在电脑上打字交流，尽可能保持身体清洁，像正常人一样。”

凌力拒绝了所有朋友、同事、同学的探望，“也许是害怕无法交流，也许是不愿别人看见病中的样子，但更多的，还是希望留给大家的都是美好回忆吧！为此她还特意叮嘱过我：等妈妈走后，你一定要替妈妈向大家道个歉。”说到此处，曾旭辉难言地哽咽起来。

去年5月15日后，曾旭辉的继父和凌力先后住进301医院，凌力的病因是肺部感染。医院成为曾旭辉的第二个家。每天不到一小时的探视，是他与妈妈共度的有限时光。7月17日整夜他是在医院长椅上熬过的，18日早晨医生说凌力身体状况还稳定，谁知仅过两个小时就传来了噩耗。

曾旭辉说，照顾妈妈四年多的时间，很漫长也很短暂，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经历。在妈妈最需要的时候，陪在了她身边，晨醒昏定，耳提面命，无论多么艰辛，都是一种幸福。

今年4月，曾旭辉将父母合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墙上。在仪式中，他默默对妈妈说，儿子虽然资质平庸，但您的遗愿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完成，请您在冥冥之中指引我。您是儿子心中最初的和永远的爱，也是最初的和永远的神。

编辑：高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