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著名作家“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作者杨焕亭

今年3月份，由陕西作家杨焕亭创作的百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汉高祖》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这是作者积十年之功，笔耕不辍，继《汉武大帝》《武则天》之后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历史小说。

“焕亭无愧于当代历史小说大家！是一个对传承中华历史文明有着执着责任感的人，也是陕西作家中少有的学问和文采兼得的人。生于当世，却沉浸于历史学问，在心态上他似乎染上了传统的士人之风。信而好古，追慕君子。所以，我更愿意说，他是陕西乃至中国文坛最后的一位儒者。”著名评论家李星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呐喊，像杨焕亭这样厚重扎实，显示出作者人格力量的作品在目前当代中国文坛还是比较少，从40万字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濯心年代》到超过百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这不仅是陕西长篇小说的重要文学收获，更是当今中国文坛历史小说的重要收获。《汉高祖》是一部浩瀚宏大的中华民族英雄诗史。

《汉武大帝》出版第一时间，笔者慕名采访至今，亦师亦友，一路见证着杨焕亭老师对文学创作孜孜以求的坚韧和毅力。十年间，杨焕亭老师完成了300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汉武大帝》先后多次增印，并被评为“湖北省五个一精神文明”工程奖，被推荐参加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列入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经典书系。《武则天》也先后多次增印，还推出了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珍藏版。除此之外，杨焕亭老师还出版了散文《光阴》，修订再版了长篇小说《濯心年代》，为年轻作家提供了精神的参照，树立了典范。

《汉高祖》出版第一时间，笔者对就“杨焕亭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创作进行了专访。

魏锋：衷心祝贺您的历史题材新作《汉高祖》出版。这是您继《汉武大帝》《武则天》之后的第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历十年时间完成历史三部曲，见证了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那种艰苦。著名评论家李星老师说，这是近年来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收获。请您谈谈为什么要选取这三个人物？在这三部创作中您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杨焕亭：十分感谢在这十年中，你一路的陪伴和关注。这三部作品，凝聚了我对历史题材小说的主要认知和热情。《汉武大帝》创作于2006年，出版于2013年，先后花费了7年时间。《汉武大帝》出版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于是，应出版社之约，于2013年1月，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大约用了22个月时间完成，并于2015年出版。这时，我已65岁了。然而，在出版社的邀约和鼓励下，我再度鼓起勇气，投入长篇历史小说《汉高祖》的创作。从2017年5月到2020年，经历了三年半的艰苦耕耘，终于使这部作品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至此，也可以说完成了历史三部曲吧！

我之所以在历史题材创作中选择了刘邦、汉武帝和武则天三个人物，既有适应出版社图书市场需求的因素，也有我对历史认知的原因。十年来，一直与出版社有着良好的合作，达成了从题材到叙事方式的共识。就主体认知而言，在我看来，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治国理念大转型的典型朝代。一次是西汉初年，有鉴于秦王朝在实现政治大统一之后，不注意调节国内阶级关系，把法家治国理念推向极端，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从而酿成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以后，在政治上推行“分封”与“郡县”双轨制，限制同性王和异姓王的权力；在经济上轻徭薄赋，推行“十五税一”的与民休息政策，释放奴婢，解放生产力，使“兵皆罢归家”，“以功劳行田宅”。这些措施，稳定了汉初的政治经济秩序。发展到汉文帝，完善成为一套完整的“黄老刑名”治国理念，使得西汉王朝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第二次是汉武帝时期，在政治上，推行“削藩”政策，打击既得利益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意识形态的高度一统，并且影响到以后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杰出人物对于历史的贡献正在于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因此，我选择这两个时期和以汉高祖、汉武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作为表现对象，有助于我们透过历史画卷解读社会大转型期人的思维与行为怎样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并在历史规律的制约下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进程。至于武则天及其创立的大周朝，虽然在历史的总进程中只是一个过渡，然而，作为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发展的桥梁，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及对初唐以来既得利益层和腐败势力的遏制和打击，都显示了武则天杰出的治国智慧，有着积极的历史借鉴意义。

从历史隧道走进艺术画廊，不仅是思维方式上的转换，更是审美表达方式的转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叙事，是完全的客观再现过程，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不虚美，不隐恶”。而小说叙事所遵循的，不仅在于要牢牢把握历史发展基线的真实性，更在于最终构建的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一方面，它是对历史资源的开掘，另一方面，它是艺术真实意义上的文本。有鉴于此，我在三部小说的创作中，始终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史诗性与抒情性的统一；人物性格与生成环境的统一；美与崇高的统一。三部作品，无论是感性书写硝烟弥漫的战争风云，还是铺叙民族之间的纷争与融合；无论是书写杰出人物政治生涯还是情感历程；无论是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还是写普通百姓的悲欢疾苦，我都十分重视通过彰显人性的丰美，精神的崇高，去实现对历史的理想审美表达，从而带给读者一种“力量的美”和人的美学存在的美。

魏锋：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你的作品，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生活经历或者文学创作经历？

杨焕亭：记得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我看来，我写作兴趣的培养，一是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曾经读过私塾的父亲对中国古典小说表现出强烈的阅读欲望，于是家里就存了许多他从市场购买来的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这样的书籍，给了我课余很大的阅读空间。我在10岁时，就已经读过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当然，还有不少字不认识，只能了解个大概。特别是施耐庵的《水浒传》塑造的那些绿林好汉形象，对我的影响很大。曾经梦想有一天也像施公一样写一部砖头一样厚的作品。在我出版了《汉武大帝》之后，我常常想，也许就在那时候，我的潜意识深处就种下了历史小说创作的文化“基因”。

二是来自于老师的鼓励。我是在十二岁走进中学校园的，那时候走红的许多当代文学作品诸如《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以及浩然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等开始进入我的阅读范围，并且将所获得得营养用到自己的作文写作中，这就引起了语文老师的注意。那个非常和善的老先生常常让我把自己的作文拿到班上读或者推荐到中学的墙报上刊登。它就如同一炷烛火，点亮了我的文学梦幻。这种知遇之情，使我常常将语文老师看做仅次于父亲的人物，以致“文革”开始后，班上的红卫兵头头鼓动我向语文老师贴大字报时，遭到我消极的抵制，用发给我的纸画了一幅梅花图。我至今仍然记得，在读了《艳阳天》之后，竟然同我们班上的另外一位同学合计，要将之改编为话剧。当然，也只是一种狂想。半个世纪后，我和昔日同窗站在恩师墓前，不禁感慨，写下了“曾忆春风暖清梦，嘗将秋水濯智池”的诗句。

三是氛围的熏陶。1966年8月暑假结束后回到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些城市来的干部子弟率先举起了“造反”的旗帜，教师们已经无法心安理得地站在三尺讲坛上为学生讲授“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大约是那一年的国庆节后，武斗开始，我丢下自己的行李回到故乡。当时村里有一位双目失明的残疾军人从事业余创作，常常是他口授，我记录，然后再陪他步行二十五里路到县城，投到文化馆的油印刊物《户县文化》上发表。在他的影响下，我有幸远离造反队伍，加入到业余作者的行列。到1968年，我已经成为县上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而被抽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为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准备朗诵诗作品。

应当说，从童年到青春，是我的文学准备期，后来，上了大学，也还是在班上创作一些作品，在校报或者校团委的墙报上发表。但这也只是兴趣使然。

真正进入自觉的写作大概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从进入这座城市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一位我尊敬的文学前辈点化，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这一写，就送走了26个春秋，逐渐积累起自己的文学评论知识体系，形成了自己个性的评论话语系统和行文风格，铺垫起属于自己的评论信用基础。1997年10月，在我当选为咸阳市作家协会第二届主席团副主席及2004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往事如歌》后，相对而言，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文学定位和努力方向，向自觉状态转化了。

魏锋：长江文艺出版社这次推出的三卷本121万字的长篇小说《汉高祖》，为陕西历史小说创作又添重磅，被著名评论家李星称为“一部浩瀚宏大的中华民族英雄诗史”。你觉得，创作历史小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汉高祖》的创作视角又是怎样形成的？

杨焕亭：与前两部小说相比，《汉高祖》无论从结构设置还是叙事流程上，都相对比较熟练一些，然而，从纵向比，对质量要求也会更高，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多。面对百舸争流的文学格局，能不能创造出不重复前人的艺术形象？面对自己，能不能实现新的超越？这都是我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几乎每一章都浸透着求新求异的艰辛。

你问到历史小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作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这让我想起巴尔扎克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在我看来，历史小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通过艺术形象记录一个民族的心理进程，承载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展示一个民族的命运变迁。这也是我在创作《汉高祖》时的审美视角。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上，汉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枢纽朝代。如果说，周王朝构建起中华民族以“礼乐”为核心的道德架构，秦王朝缔造了具有东方形态的国家政体及其治理体系，那么，汉王朝第一次赋予华夏民族以“汉族”的稳定称谓，并且创造了居于各民族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汉以后，虽然历代王朝更迭不断，但直到近现代，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这是中华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汉高祖刘邦，就是掌握这一转换枢纽的杰出历史人物。

《汉高祖》以史诗式结构，全景式地描写了秦朝末年，“以暴虐为天下始，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寒者利短褐，而饥者甘糟糠”，阶级矛盾激化，农民揭竿，烽烟弥漫的历史风云，重点展示了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以一个基层亭长的身份，被推举为起义首领，凭借明达好谋、心胸豁达、仗义行事、知人善任、重视民意的性格，迅速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并且在与项羽为代表的军事集团逐鹿中原中取得胜利，建立了西汉王朝的命运历程，立体地反映了秦末汉初历史转型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抒情的笔触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刘邦、项羽、张良、萧何、韩信、陈胜、吴广、虞姬、吕雉等200多个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抒情性是《汉高祖》的重要特点。这当然不是指语言的抒情性，而是指在结构故事中，赋予人物命运、历史事件以起伏跌宕、咏叹吟诵的旋律感，从而强化作品的史诗品格。无论是刘邦面对秦皇浩浩荡荡的巡狩队伍，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叹，还是项羽以“吾将取而代之”明志，他们的生命诗学就从此刻起步，演绎出英雄主义的命运歌弦。时而细雨微风，时而暴雨骤风；时而谈笑斗智，时而危机暗伏；时而山重水复，时而峰回路转。但作为人，他们都活出了各自的精彩，即便项羽英雄一世，乌江悲歌，却仍然以光彩照人的形象站在中国历史航道。每个人都是一首诗，一曲歌，一出剧，一卷读罢，余音不绝。

对人物心理的深层开掘，构成《汉高祖》的艺术看点。作品历史现实主义地反映了秦末农民起义构成的复杂。贫苦农民对起义的向往，贵族后裔们的复辟图谋，小吏们的投机心理，构成人物之间激烈的心理冲突。刘邦与张良，虽然在推翻“暴秦”志气相投，然而，在建国上却同床异梦，张良时刻没有忘记恢复韩国的统治。这样的冲突在项羽与范增、张耳与陈余、陈胜与武臣、周市之间也深度各异地表现出来，从而大大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魏锋：杨老师，平民出身的刘邦灭秦翦楚，从亭长、沛公，再到汉王，最终成为汉朝开国皇帝，一路坎坷。苏东坡说：“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汉高祖》这部作品除在阅读中除体察人心和人性，最主要的传递的价值是什么？

杨焕亭：《汉高祖》虽然以刘邦的人生旅程为主线，然而，事实上它的史诗品格决定了它必然要涉及到秦末社会大转型期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在秦末农民战争群雄逐鹿的格局下，刘邦能够力挫群雄，风骚独领，最终建立了西汉王朝，其间既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也有着历史人物的主体能动性。

马克思说：“如爱尔维修所说，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创造出来。”杰出人物的出现，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它是一个淘汰的过程。刘邦能够被历史选择，当然有着当时其他领袖人物所不具备的政治素质、道德素养和人格魅力。它当然不是一开始就完美无缺，而是在实践的陶冶下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汉高祖》以曲折传奇的故事、深入肌理的刻画，艺术地展现了出身平民的刘邦如何不断克服自身“游手好闲”、“无赖”、轻视文化人等缺点，在广交朋友中培养起“心胸豁达”、“仗义行事”的品格、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而取天下的心路历程。

《汉高祖》正是要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杰出人物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杰出人物的作用，是在时代变革中显现出来的。

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从战国策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到孔子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唐太宗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恩格斯认为锻炼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到习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都充分说明，历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总是与现实保持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从历史资源中汲取经验抑或是教训，成为人类社会螺旋式发展的重要支点。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史起源于历史题材创作的原因之一。

魏锋：《汉武大帝》这部书出版至今仍然畅销不衰，作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历史经典书系作品之一，曾经荣获湖北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被推荐参加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这部书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怎样的汉朝？

杨焕亭：正如我刚才所说，西汉王朝经过汉高祖、汉文帝和汉景帝几代的经营，到了汉武帝时代，进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同时，汉初以来所积累的矛盾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暴露出来。一是中央政府与“同姓王”诸侯国的矛盾，汉武帝为胶东王时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差点葬送了西汉王朝；二是汉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矛盾。西汉初年，对北方匈奴和南方百越基本上是采取“和睦”政策，到汉武帝即位时，匈奴对中原的侵犯愈演愈烈，而南方的百越，也常常违背中央意志，倚强凌弱，相互攻伐。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这种状况，与汉武帝追求的政治大统一不相适应。汉武帝的一生，就是在迎战和处理这三种矛盾中书写人生篇章的。

因此，汉武帝时代的汉朝是一个富起来的汉朝。当时史书记载国家经济富裕状况是，“京师之钱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是一个强起来的汉朝。汉武帝一改外交上的软弱退让政策，提出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理念，并且先后发动了四次对匈奴的大规模战役，解除了边患；又派遣军队平息南越战乱，奠定了西汉王朝609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版图。是一个外交上空前活跃的汉朝，他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发展了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提出了“诚得而以义属之，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东亚、西亚经济圈构想，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大变革的汉朝，汉武帝一方面在政治上通过削藩，坚决打击“王二代”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对思想领域的控制；与此同时，还发动了盐铁、铸币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所有这些，都在《汉武大帝》中得到了艺术的呈现和再现。许多故事至今读起来仍然荡魂摄魄，这也是《汉武大帝》一书的当下观照价值。

魏锋：《汉武大帝》这部书弥漫着一种伟大民族精神的浩然之气，又充盈着高贵的人格力量。能感受到，你在创作的时候，不只是对历史人物的复活与建构，更是在对历史人物的阐释中，表现了一种哲学的目光。不仅有对历史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包含着对推动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热情，表现一个作家深厚而广阔的人间情怀。请您谈一谈，在创作中，对于历史事件、人物的考量标准。

杨焕亭：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既有历史观层面的问题，又有历史审美层面的问题。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期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胜枚举，涌现出的杰出人物灿若星辰。然而，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无论是对于历史资源的梳理，还是对人物及其行为的表现，都是一种带有审美经验的主体行为。

一部小说，写什么，怎么写，不仅见证作家的哲学思维，也见证作家的美学意识。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考量，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依据，以美与崇高作为价值取向。在我看来，历史小说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考量，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衡量历史事件价值的标准有两条，其一是它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即对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是破坏作用。其二是对后来社会发展的影响和观照，也就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后来人提供经验价值。例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有些学者认为它限制了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显然是离开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偏颇观点。从当时西汉王朝面临中央政权与藩王政权的矛盾看，通过“独尊儒术”增强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在作品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话的氛围。二是考量一个历史人物，一定要将他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看他在复杂的历史矛盾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是矛盾的统一体，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表现出其性格特征的。因此，小说中的历史人物，既要有性格的丰富性，又要有性格的主导性。关注性格主导性，就是要客观地表现他影响历史进程的作为。例如汉武帝这个人物，他当然是一个有着许多缺点甚至污点的人物，然而，就性格主导型而言，他是一位自秦始皇以后，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的男人，还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诗人，同时又有着所有帝王共有的惧怕老去、多疑、专制等性格特征，这样，小说中的汉武帝就是一个丰富的、立体的艺术形象。他的许多治国理念，都同后来中国政治变革有着源流相接的内在关系。正是在这个范畴，一切历史才具有“当代史”的价值。三是决不能虚无主义地对消费历史。模糊历史人物美学标准，把人物的“恶”道德行为视为历史动力，或者以“审丑”为美学出发点，甚至任意夸大历史人物性格疵点，弱化美与崇高，或者把人物的行为归于纯粹个人动机，都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也是近年来影视历史题材作品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魏锋：武则天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古往今来都饱受争议。因为历史上约定俗成的都是男子继承大统，即便是有后宫掌权的历史，她们往往也要辅佐一个傀儡皇帝。《武则天》这部书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武则天？武则天到底有什么功绩？

杨焕亭：长篇小说《武则天》是我继《汉武大帝》之后，应约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从2015年出版，至今已有六年了。2020年底，出版社又根据读者需要，推出了经典珍藏版。它起码反映了一个市场信息，这就是它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一部作品。我想，这与作品所持的历史观和审美观获得广大读者认可有很大关系。例如读者王张王在网上留言说：“内容新颖，语言清新有深度，很喜欢。”读者瓜饭楼说：“作者历史学素养十分深厚，人物刻画相当见功力，而且把野史里的材料信手拈来，又煞有介事，堪称是“写史第一高手”；读者于尊磊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看过之后心潮澎湃，一代女皇，飞扬跋扈，一生跌宕起伏，让我对这个谜一样的女皇恨之，敬之，悲之，喜之，善之。”一个历史人物，在读者心中引起“恨之、敬之、喜之、善之”的多重情感，这至少反映出，作品对于武则天的形象塑造在艺术层面是成功的。

正如你所说，历史上，武则天从来就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是一个男权社会，在封建文人的价值天平上，男人登基为帝是天经地义，而女人掌握权柄就被视为大逆不道。自古及今咏武则天的诗句，十有八九持否定态度。《新唐书》以理学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把武则天说成是一个“有权数，诡辩不穷”的阴谋家，明代万历年间的陕西按察使洪翼圣写诗骂武则天“女主如何窃号皇，妖尼飞入得翱翔”，似乎武曌成了窃国大盗。而我们的一些媒体和影视作品，为了迎合市场媚俗，也缺乏历史主义地将之描绘成一个“恃权弄威”的野心家或者“纵欲淫秽”的“妖后”。作为一位曾经在历史学领域耕耘的文化人，当我以一个文学人的目光来追溯武则天搏击风云的一生，并选择以小说体裁表现的时候，首要的就是回归“人”的本位去看武则天。而作为“人”的存在，武则天绝不是一个枯燥、扁平的概念化人物。在《武则天》中，我尽力展示其性格的主导性和丰富性。多侧面地表现她超绝的政治智慧和治国才能；笔酣墨饱地刻画她与唐高宗基于相互倾慕的相爱历程；层次有序地展示她同几个儿子的关系；张弛有度地铺叙她与王皇后、萧淑妃为争夺爱而演绎的宫廷风雨。因此，展现在读者笔下的是一个懂得真爱的女人。她同唐高宗李治之间的爱情，既有着政治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又有夫妻之间的相濡以沫；一位严格教子的母亲。她同几个儿子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暴露了高宗之后李唐后代的堕落和蜕变；一位旷古迄今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她称帝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一个性格多变而又复杂的女皇。这样，人物就在作品中既忠实于自己的本色，又承担着复杂的社会矛盾。

武则天是对唐帝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女政治家，是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样应该载入史册的杰出人物。在她被封为皇后以后，积极协助唐高宗李治打理国政，提出“十二建言”，建议朝廷发展农桑、以德化人、轻徭薄赋、禁浮华，崇节俭等，受到朝野高度评价。她执政以后，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曾经颁布政策，对“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予以升奖；“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必加惩罚”，制定了《兆人本业》的经济发展纲领，抑制豪强兼并之风，推动经济发展，把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和“永徽新政”推到新的高峰；她积极推进用人体制改革，为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治国理政时间开辟了空间，并且大胆启用曾经反对过她的大臣主持改革；她具有战略目光。长寿二年（692年），也就是在武则天称帝的第三年，为维护国家统一，他不拘一格启用曾经打过败仗的王孝杰，一举收复安西四镇（龟兹(今库车)、焉耆、于阗(今和田)和（疏勒）；她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发展了隋唐以来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羁縻”政策，在取得评定安西四镇的基础上，在龟兹国恢复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四镇长官由王孝杰推荐军中具有治政才能的将领担任，保持了和平稳定的边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了基。

当然，武则天毕竟是在权力争夺的血雨腥风中登上政治舞台的，她的阴险、恶毒与智慧、才华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惟其如此，她才是一个性格丰满的历史人物。

魏锋：杨老师，有关武则天的评价褒贬不一，也出现了以野史充当正史历史故事的倾向，著名评论家李星认为，您在创作中“不跟风，忠于史实的态度”，你在叙事结构中，为读者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你是如何突破并让这段历史有一段合理的温度的？

杨焕亭：塑造饱满的艺术形象难，刻画读者熟悉的历史人物就更难，所以，历史题材创作尤其见证作家驾驭作品的气度和艺术思维的创新性。就写作实践而言，每一位历史人物都是对作者的严峻跳挑战。我理解,李星老师所说的“不跟风,忠于史实的态度”包括这样几层意思，首先，从创作姿态上说，一定要敬畏历史，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有一个“谱”，这个谱就是历史真实。任何的虚构，都不能离“谱”，离了就会变成戏说或者编造。历史小说又不等同于历史。只能从广义的视角读出历史的脉络，而不能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等同起来。正如姚雪垠先生所说：“虚构应该扎根于历史的深厚土壤，而不是扎根于脱离历史的空想。”只有从人出发，才能突破类型化或者模式化，为文学画廊塑造出毫无“重复之弊”的“这个”。其次，从表现层面说，必须审美历史，而审美从来就是个性的。小说是一种求异的艺术，作者会通过细化故事情节，丰富生活细节塑造高于生活原型的艺术形象。因此，历史上的武则天只有一个，而不同作家笔下的武则天会有千百个。作为艺术形象，它身上不仅保留着原型的历史骨骼，也烙下作者审美的印记。他既是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生命存在，又是历史事件的承载者。这样，笔下的历史才是充满着人性味的、有温度的故事和人物。只要走进《武则天》，那些与高宗李治的情爱依偎的朝朝暮暮，那些作为一位母亲，在宫廷环境中与儿女们悠长而又复杂的情感纠葛，那些作为一位女人，在失去丈夫以后漫漫长夜的寂寞和孤独，乃至在与大臣们相处时或宽宏、或冷峻、或体贴、或疏远的微妙心理，都会给读者带来多重的、别样的什么感受。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的雄心不在于比前人做得好，而是要看到他们未曾看到的，说出他们未曾说出的。”

魏锋：杨老师，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陕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身后，也是中国皇帝陵墓最多的一个省，在这里共计帝陵72座。历史题材理应在陕西籍作家审美视野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陕西文学却是通过争奇斗艳的乡村叙事铺垫起来的，你选择创作历史题材小说的动因是什么？

杨焕亭：一个文学人，几乎一辈子都在回答写什么的问题，都在被选择和选择。我在上面说过，文学创作是一种求异的艺术。这种追求，不仅表现在作品创作过程中，也表现在对自己在地域文学格局中定位的清醒。陕西是一个文学大省，也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积淀深厚的大省。周、秦、汉、唐在我们这里兴业建都，历史上我们这里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先后掩埋着许多封建帝王。这种厚重，让我们这些秦人后裔一想起它，就充满肃穆和敬畏。历史题材创作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在文学大省五彩缤纷的创作阵容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陕西大部分作家都是通过乡村题材的开掘走向全国文坛的。这当然是陕西的优势。但历史题材创作总得有人去担当，我自己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历史。基于这种对陕西文学格局和自身资源优势的冷静分析，在我进入“知命”之年后，转入历史题材创作。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基于题材选择的差异性外，根本地在于我对这片母亲一样的土地的回报情愫。

魏锋：从您第一部长篇小说《汉武大帝》出版以来，我几乎读了你所有的作品。我个人感觉，你是一位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作家。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的？

杨焕亭：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一代党的领导人都强调作家要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荣誉，这份荣誉同时也意味着作家要为这个民族负责，为这个国家负责，为这个社会负责。一是要找准自己在国家事业中的位置，以“公民”的自尊为国家和民族尽力尽责；二是要有感恩情怀，决不能喝着祖国的水，吃着人民的粮食，却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充当外国势力的所谓“自由斗士”。三是要有人文情怀，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用自己的作品中承载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讲好中国故事，传好中国精神，鼓舞人民群众紧跟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魏锋：作为青年作家，您认为如何确定写作方向？小说创作需要掌握的叙事技巧有哪些？

杨焕亭：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个体性质的劳动。怎么写，确定什么方向，可能因为每个人生活的境遇、成长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但也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选择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作为资源开掘对象，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弯路。至于小说技巧，自从有小说这种题材以后，人们就不断总结，形成了许多关于小说创作的论著。据我所知，英国作家福斯特就写过一部《小说面面观》，美国作家约翰·盖利肖有一部《小说技巧十二讲》，国内的大学教材中也都涉及到小说创作。作为一个文学品种，它当然有一些稳定的规律。然而，能不能写出好作品，最终还要决定于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决定于综合知识素养的积累和培养。我个人的体会是多读书、多深入生活、多实践。

魏锋，陕西省彬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微风读书会”微平台主编,“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入选作家之一，《中华文学》杂志签约作家。代表作品：《时光雕刻者》《春天里放飞梦想》《微风轩书话》等，评论文章曾入选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热点分析，文章曾在《人民文学》杂志海内外游记征文、全国报告文学征文、全国职工读书征文活动中获奖。

编辑：高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