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善：记录秦岭、丹江以及中国农村的发展变迁

李育善，笔名雨善，出生于丹凤县棣花镇苗沟村。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二届、第三届签约作家，出版《惊蛰之后》《李育善散文集》《山里的事》《走过丹江》等著作。曾荣获第三届柳青文学奖新人奖等十多项文学奖。4月24日，李育善老师受邀来到了商洛日报社演播室接受采访。初见李育善老师，对他第一印象便是：谦厚随和。身形并不高大魁梧，说话也轻声细语，微笑时常挂在脸上。精神世界丰富的人从外表看起来都是比较内敛沉静的，他的人就如同他的散文一样，让人接触起来如沐春风。

记者：李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本次采访我想先从您写作之路的萌芽时期开始聊起。贾平凹老师在《走过丹江》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上提到过，您最初踏上写作之路是兴趣使然，现如今成为商洛的知名作家，大部分是靠自己一路摸索、钻研过来的，能跟我们聊聊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吗？您在初学阶段最喜欢读哪位名家的作品？

李育善：我真正走上文学写作之路是在上世纪90年代。其实我这个人比较笨，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读书都比较少，尤其是初中的时候“学工学农”，几乎没学过什么文化课。考上师范后，第一节作文课给我的印象很深，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当时写作对我来说还是件很艰难的事，费了几个晚上终于写了一篇文章，只写了一百二十个字，到了第二周作文讲评的时候，老师把我的作文作为反面的典型在课堂上讲评了一下，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写作水平太差了，从此以后便不敢再去写作，那时候的文学梦是没有基础的。

参加工作之后，我母亲要我给远在外地的大舅写信问候。我的文字基础差，很艰难地写好信寄去。大舅修改后寄给我，让我再抄一份寄他（大舅文学水平很高）。这事对我刺激很大，自己已经是一名人民教师了，竟连封信都写不好。所以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锻炼好自己最基本的语言表述能力。从此我便开始坚持写日记，把初高中的语文课本翻出来重新学习，后来考上了商洛师专（现在的商洛学院）中文系，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地接触文学。我用在师专学习的那几年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来在1985年左右，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读书这方面，本土作家里我读贾平凹老师的作品比较多，他的书基本上都读过，再就是很喜欢读沈从文和林清玄的书，还有就是咱们最经典的《红楼梦》，有些自己喜欢的会读好几遍，反复地去体会。总的来说，对我写散文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平凹和沈从文老师。

记者：我之前读过您的散文，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从苗沟到丹江》，在这篇散文中，您将门前的一棵树、老家的一潭水这些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赋予深刻的立意，让人感到非常有共鸣。这也能说明，其实一位作家最大的能量来源就是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自己生活的环境。我想请您谈谈在您看来，家乡这片土地是如何给您提供文学创作的能量的？

李育善：其实我的文学创作就扎根在咱们这片沃土上，商洛的山山水水滋润、哺育了我的写作。目前我出版的这四本书，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在写家乡，写秦岭。有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看来也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文”。《从苗沟到丹江》就记录着我身边发生的故事，有些都是真人真事。著名的评论家李景泽先生对我第一本书的评价就是：“育善会更深入、更耐心、更坚定地书写他的故乡。他会把苗沟作为世界地图中心。”所以我感觉不管是以前的还是今后的写作，我都将深深扎根在咱们秦岭的土地之中，扎根在丹江的河畔来写商洛的人和事。

记者：在您准备《走过丹江》这部作品时，用了近三年时间，走访了近400个村镇500余人，对丹江做了实地勘察，在我们看来，写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应该是胸有成竹的，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去重新认识丹江，为《走过丹江》做一次专门的调研工作呢？这段特殊的经历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李育善：从走丹江到写丹江，用了近三年的时间，为啥想到要去写丹江呢？2013年底我在北京见到《光明日报》的主编韩小蕙，她也是个著名的作家。我们当时聊到南水北调这个话题，我告诉她丹江口是丹江和汉江的入口，源头在我们丹江，她当时很惊讶，表示自己竟不知自己喝的水是来自商洛的，希望我尽快为丹江写篇文章。她的建议很触动我，第二年春天，我便用了三个周末的时间，从丹江源头走到了白浪，之后写了八千多字发表到了《光明日报》。当时那篇文章叫做《从商洛到北京的水》，刊发的时候修改成了《商洛：一江清水送北京》（2014年4月25日13版一整版）。

文章发表之后我就在想，丹江是咱们的母亲河，我长这么大，对它的认识大部分是从史料上得来的，了解的还是比较少，比较浅薄，所以就觉得应当花点功夫去更深层次地了解咱们的母亲河。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有次我跟平凹老师闲聊时谈了谈，他听了后很高兴，说是个不错的题材，还提到有机会跟我一起去走走丹江。其实当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结果平凹老师在2018年《惊蛰之后》北京研讨会上把这个事给讲出来了，算是把我“逼上梁山”了，这下不做都不行啦，哈哈，从那以后就坚持往下走了。

具体开始走的时间是2017年的6月3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着毛毛雨，我们是从丹江源头开始往下走的，基本上每周六我们几个朋友都会一起去沿江进行采访。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遇到让我难忘的人和事不少。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原来商洛师范的教授叫张甲，他退休之后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在黑山的一个山区植树造林，把自己住处周边的山窝窝都种上了果树、核桃树，还种了一些中草药。我对他的事迹有所耳闻，但想着还是得登门去拜访一下，做个采访。老教授八十多岁了，是个乐天派，一个人在深山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但他却说：“孤独寂寞也能使人长寿。”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正值夏季，当时刚下过一场暴雨，他亲自下到果园给我们采摘了一些早苹果、西红柿，热情地招呼了我们，还跟我们畅谈了许多自己这么多年来植树造林的感悟。跟他告别的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由于下过雨，路很滑，但是张教授还是坚持步行送了我们三四里路。这段采访经历让我记忆犹新并且深受感动。

还有就是采访丹江航运这方面的经历。据史料记载，丹江的航运最兴盛的阶段应该是在明清时期，龙驹寨的辉煌就得益于丹江航运的发达。我想，既然要写丹江的航运，除了查找史料，还需要一些鲜活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很希望找到一些舵手或者纤夫，甚至见过行船的人也可以。但是由于年代比较久远，参与过航运的人们都已经老去，寻找他们难度很大。有次跟老同学闲聊时跟他提及这个事，意外得知他外公就是当年河上一名“船老大”，这一下子让我高兴起来，但可惜他外公本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过世了，好在留下几条线索，我们就顺着这些线索去查找信息，后来还真找到了一些当年给他拉过纤的老同志，还找到了他的后人。在《走过丹江》中有一段是专门写“船老大程端阳”的，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商洛人的特点，直爽真诚、吃苦耐劳。总的来说，在我走丹江的这段过程中，难忘、感人的事很多，不管过多长时间，我走过的这些地方，见过的那些面孔，会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记者：如果说您最初的文学梦是扎根在秦岭深山，丹江河畔的一颗种子，那么现在这颗种子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枝叶已经延伸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不难发现您的很多作品都包含着探索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思考，比如《一个村子的选举》《乡镇干部》等，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探索这些问题有什么心得体会？

李育善：我们是处在咱们国家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代人。上世纪90年代我在农村的时候还有农业税一类的，需要从老百姓身上征收的税款。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收税的日子》，当年在乡镇工作的时候，收税是乡镇政府的一项工作内容，但是看到老百姓家里那么穷，心里确实不忍心，那种心里的纠结让人很难过。当时全国人大有一个财经工委的主任来调研乡镇财政和结构改革问题，我当时就跟他谈了我的想法：作为我们贫困地区，既要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还要考虑地方的发展，为了兼顾这两方面，中央可否能多给点支持。那位主任对我的看法表示很赞同，他说一个基层的乡镇干部，能够为群众去思考这些问题，值得表扬，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的话让我很受鼓舞，这也是我最初开始思考中国农村发展变迁时的一个动力。

我在写《一个村子的选举》时，探究的是中国农村民主的进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群众最能深切体会到的就是基层村干部的选举。在这曾经的一场场选举中产生的矛盾、斗争都会让我陷入思考，每一幕都在记录着法治和民主在中国农村是如何一步步往前推进的，很多能突出农村转型的片段都体现在《惊蛰之后》和《走过丹江》两本书里。读过《走过丹江》的朋友们应该都能从中体会到我对当地农村政策的一些理解，以及对基层一些村干部工作不到位的反映和思考，比如说一些地方人们对评贫困户有不满意，我们在采访之后都将这些问题一一记录下来，反馈给了当地政府。我们在丹凤鱼岭水库采访的时候，水库坝下正在开发，造成了村民出行不便，这个事情也是通过我们反馈，政府给及时解决了。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只要发现老百姓生产、生活上有任何不便的地方，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尽可能地反映给当地的相关部门，予以解决。

在社会转型期，中央实施了一些利民政策，比如说减免农业税等，确实给群众带来了切身利益。近几年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群众的日子也变好了，但是我有时候又在想：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现代的农村怎么样发展？这就又得说到我们现在的“乡村振兴”，我认为这个政策的出台是十分高明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能把农村这一块忽略了，更不能让农村群众焦虑下去。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视察，给我的感触是：商洛要不负总书记嘱托，在脱贫攻坚中长久地富起来。因此，近几年在脱贫攻坚的同时，我们也在落实乡村振兴，从环境上开始改变农村的面貌，再加上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带动，这些好的政策在咱们农村落地开花，让很多乡村都变得焕然一新，我认为这就是咱们农村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

记者：还有个话题想请您谈谈，在日常中，您在作为一名作家的同时，还是一位政府机关公务人员，身在其中，您亲身体会到了基层干部的酸甜苦辣，也能听到最真实的群众的声音。您觉得自己在平时工作中的所闻所见，和所感所想有没有帮助到您积累写作素材呢？在您看来，公职人员和作家这两种身份是有冲突的还是相互成就的？

李育善：我觉得我的工作和写作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过去我写的文章有很多就是写我的工作的，比如《乡镇干部》《一个村子的选举》《惊蛰之后》，还有一些写扶贫题材的作品，都是我当时在基层工作的真实经历。对我来说，工作是公务人员的第一要务，干好工作的前提下，才能考虑自己的业余时间如何处理。其实在工作的过程中，根本没有心思去想着自己怎么写作。像我写《一个村子的选举》《乡镇干部》，都是由于我离开那个村子十年之后常会想起当时的画面，感觉历历在目，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总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扶贫题材的文章，有些是我自己平时日记中的工作感悟稍作整理后形成的。同时，对我个人来说，写作的好处在与能把自己工作中不到位的地方在思考中进行总结、反思，从而在后面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老百姓的饮食是天大的事，我在食药监局呆的那些年，每到元旦我都会去街上暗访，那时候就写我怎么样去暗访，过程中都发现了什么问题，去写作为一个消费者角度所看到的现象还有感受，这些文章在我们后面的监管中，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其实当时在记录的时候，并没有加任何文学性的东西，回过头来大家一起读的时候，却还蛮有感触。

记者：其实不光是我们公务人员，还有群众也很需要这样的作品，一方面可以敦促公务人员的工作，让大家在作品中对照反思，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读者更加理解干部们的工作，增进干群“鱼水情”。

李育善：对，是的。

记者：很多作家在文学创作时，会将自己心中想要表达的理念融进情节或人物当中，从而通过文字去反映时代缩影、社会百态和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有时候我们读一篇文章，其实就是去了解、解读背后的这位作者。那么您最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读者们传递什么样的观念？您又想让读者们通过文字去认识一个什么样的李育善呢？

李育善：我的写作总体来说还是以传递正能量为主，想把生活中，乃至生命的过程中的真善美展现给大家，带有批判性的文章并不是我的强项。大到国家小到小家，包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闪光的东西。把这些闪光的东西抓住，把美的东西通过文字分享给读者们，这对我来说是很欣慰的事。

写了这么多年，我想留给读者们的印象就是——这个作者是个善良的人，是个真诚的人，是个能把真善美送到每个人心中去的人。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不一定读者们都有这样的感触。咱们商洛乡党有一些比较喜欢读我的文章，一方面是因为我写的就是咱们本土的人和事，比较亲切熟悉，另一方面，就是我把一些真的东西讲述给了大家，让他们能够感同身受吧。总之，用最真诚的态度去创作文学作品，是我的初心，我将会把这份初心永远坚持下去。

采访札记：

有人说，李育善的书是为山里人立传，为商洛立传的，他的作品中囊括了商洛的历史文化、地理民俗，人物百态，还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商洛经济的发展变化，是当代商洛的“地方志”。从与他的交谈中记者体会到，他脚踩着秦岭的沃土，目光早已投向了更辽阔的地方。南水北调、植树造林、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他的文字里记录着时代向前迈进的一幕幕缩影，还承载着他心系民生的博爱情怀。

采访过程中，李老师两次提到：“我在写作上不算是有天赋的。”这句话让记者感触很深，可能李老师的“没有天赋”恰恰是他最大的“天赋”，即真诚。他带着真诚用脚去奔波，用眼去见证，用耳去倾听，笔尖写下的自然也都是最真诚的文字，这才往往是最能打动读者的。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