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季平：“一手”伸向民间 “一手”伸向世界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大力倡导德艺双馨，着力培育正风正气，弘扬艺术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进一步营造文艺界见贤思齐、崇德尚艺、奋发有为的良好态势，不断发现、培育和推出当代优秀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界先进典型，中国文联近期启动“艺苑百花”项目。从今天起，本报特别开设“艺苑百花”专栏，刊发深度报道，同时在新媒体平台推出多媒体报道，深入挖掘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他们爱党爱国的崇高理想、追求卓越的艺术创造、扎根生活的精彩实践、感人至深的善行义举。今天推出的是中国音协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著名作曲家赵季平，敬请关注。

赵季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张录勇 摄

交响音画《大秦岭》演出现场 张大勇 摄

赵季平带领陕西作曲家群体到秦岭创作采风 杨 枫 摄

无论是石破天惊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还是气势磅礴的“大河向东流”；无论是享誉世界的电影《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还是经典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乔家大院》的配乐；无论是《第一交响乐》《第二交响乐——和平颂》，交响诗《霸王别姬》、交响音话《太阳鸟》、交响组曲《乔家大院》，还是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民族管弦乐《庆典序曲》《古槐寻根》，管子协奏曲《丝绸之路幻想组曲》以及舞剧《大漠孤烟直》、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交响京剧《杨门女将》、室内乐《关山月》等等，这数不清的美妙旋律与经典作品，都出自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音协名誉主席、著名作曲家赵季平。

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音乐，赵季平是先行者。1996年初，作为唯一一位受邀亚洲音乐家，赵季平赴瑞士参加第二届国际电影音乐节。推荐赵季平参加音乐节的是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彻。音乐节上，两届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阿兰·米勒率摄制组拍摄了纪录片《音乐家赵季平》。《音乐家赵季平》中这样说道：“赵季平是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作曲家。”“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也正源于赵季平一直所坚信的——“你必须爱你自己的东西，你就是要用自己的东西去征服世界”。

西安音乐学院院长王真曾评价赵季平的音乐是“捧起了一抔陕北的黄土，握在手中，生生地把它攥出了一滴油”。正如赵季平几十年来深深扎根泥土、深入传统文化一样，他的作品中处处流淌着民族的血液，传承了真真正正的中华气质。而正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沉淀，造就了我们所听到的曲曲佳作，传递的是撼人心魄的力量，更是圆融通达的民族情怀和充盈其中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说到根儿上是爱自己的东西

赵季平经常做的功课是一边采风，一边钻研国内外音乐大师的总谱，细心研究他们的音乐语汇和创作技巧。“一手伸向传统，学习民间艺术；一手伸向世界，借鉴国际音乐的优秀成果，这就是我今天的创作状态。”“我要用中国音乐的‘母语’与世界对话。”赵季平不止一次地这样袒露自己的创作心路，并以其身体力行影响到了其他作曲家。

●中国艺术报：可否谈一谈您的新作品和最新的工作状态？

◎赵季平：十八大以后，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后，我的创作力度还是比较大的。2014年以后我到南海，带着团队写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民族交响乐组曲《丝路粤韵》，共七个乐章，引起较大反响。不仅在国内，而且到美国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国家去演出。

随后我又带了一个团队写了九个乐章的交响音画《大秦岭》。这个缘起，是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到陕西视察，他指着大秦岭说，大秦岭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我觉得应该深入下去，尤其年轻人，真是感觉到下去和不下去是两回事。到生活中去，那些感受和积累不断发酵后就会从量变到质变，创作时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很多艺术上的化学反应。

之后，我又和国家大剧院合作。从去年开始，写了《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创作这个作品历时一年，但酝酿近十年。我本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指导思想去创作。去年10月10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令我感动的是首演后观众反响非常强烈，懂音乐的、不懂音乐的都很喜欢。接着国家大剧院就带着这个作品到北美巡演，很轰动，外国听众也很喜欢。

●中国艺术报：您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时长是多少？

◎赵季平：时长20分钟，它是一个单乐章的协奏曲。我还是想写出来好东西，要融入中国风格，这就是我常讲的，你的音乐是中国人的音乐，中国的语言，技术可以兼收并蓄，然后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和作品与世界对话，让其他国家来学我们的东西。这是我很强烈的意识，这就是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我心里面感到非常温暖。文化自信说到根儿上是爱自己的东西，我们老讲自信，你不爱，怎么自信？你老觉得外国的好，怎么自信？

现在好多年轻人对自己的民族音乐不屑一顾。我到西安音乐学院当院长时发现，这种现象颇为严重。我让作曲系的学生一开始都得学民歌，都得到生活中去。我是从小爱得发狂，骨子里面流的血就是自己爱的这些东西。但是西方音乐我也喜欢，也钻研，到现在我一有闲暇还在分析很多国外的经典。我常常为一些法国的、英国的、俄罗斯的、德国的作曲家天才般的创作，从心里为他们鼓掌。我们也需要这种天才般的东西。

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科技，我们的高铁、航天、深潜，那真是国际领先，但是我们的文化要跟上。文化不跟上的话就和这个新时代太不相称了，也和老百姓的需求不相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光表态不中用，得坐下来，静下心去创作。

希望有更多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能让外国演奏家认认真真学习

赵季平认为，音乐创作不仅要注重技术层面，也要注重文化内涵。赵季平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庄周梦》首演时，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做了特别的研究和艺术阐释。更令他意外的是，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一位教授在比利时和中国都演奏了这首曲子，美妙得难以形容。赵季平认为，“走出去”一定要有文化档次，一定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文化就肃然起敬。

●中国艺术报：十年时间酝酿，一年时间准备，最后成形这部20分钟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您的创作灵感和在整个融会贯通过程中的一些碰撞，有没有遇过一些“坎儿”，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过不去了？

◎赵季平：《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有一个大的结构，因为它是一个大作品。几个主题必须很棒，主部主题要很有魅力，副部主题一个快板主题要有灵性，结构要符合这个时代听觉上的需求。作品出来之后，要能立得住。不能支离破碎，我们很多问题的症结就是支离破碎，就是创作者坐不住，想一出是一出地写，那不行！要经得住分析，在写的过程中就要反复推敲。

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传统的情怀，要在作品里体现出时代感。那我要表达什么呢？是一种大爱情怀，人类最终还是追求和平。《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副部主题就是对这种大爱的追求，到展开部它是有一定的波澜、转变、忐忑，爱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最后转入到主部主题的那种辉煌，那也是一种爱的终极追求。首演后我挺高兴，我看着很多人含着眼泪在听，就是被打动了，都是我不认识的人。所以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写好作品，不要演一次搁那儿了，无人问津。

●中国艺术报：您曾写过管子协奏曲《丝绸之路幻想组曲》，30年后这部作品的演出频率都是相当高的，包括您的不少交响乐作品以及民乐作品也是久演不衰，这与您的这种创作方式、思考方式以及精益求精的态度密切相关。

◎赵季平：说起《丝绸之路幻想组曲》，有一个法国萨克斯演奏家，花10年时间研究，把这首作品里中国传统的管子移植到萨克斯上。他把那些小音和滑音全弄出来了。那是他认认真真在研究、学习。我就希望有更多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能让外国演奏家去认认真真学习，认认真真分析，然后在世界上演奏。这才叫中国文化走出去了。什么时候国外的音乐学院教学谱例中间也有中国作品，就好了。中国的文化真正走出去，是要进入外国人的心灵，要让他们尊重中国。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这需要几代人去努力。

一个猛子在民间音乐中扎下去

赵季平从小就有音乐天赋。小学三年级就在铅笔盒里放了张写着“长大要当作曲家”的纸片。196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音乐学院附中。1964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安音乐学院，开始学拉二胡，并在乐队中担任打击乐手，第二年跟郭石夫、屠冶九、饶余燕等老师学作曲。1970年夏天，赵季平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个猛子在民间音乐中扎下去。

●中国艺术报：可否说说您从艺的初心？

◎赵季平：我从小就热爱音乐，小学三年级就立志要当作曲家。那时家里条件差，我们家七个孩子，我父亲还养了三个学生在我们家，三个学生后来都是大家，其中包括黄胄。所以还想有钢琴，那不是做梦吗？

我小时候一听见钢琴声就走不动，就趴在人家窗户那儿听，一听就忘了回家。另外喜欢蹭戏，听京剧、听豫剧、听秦腔，一般孩子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我就喜欢，听到这些心里就有一种冲动。我记得第一次听交响乐队的演出是在西安听德累斯顿乐团的演奏，那时我就幻想着能写大合唱交响乐，夏天中午躺在凉席上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合唱。

我是1961年到的西安音乐学院附中，废寝忘食地学习。我发现声乐系琴房经常空着，中午吃完饭以后我就跑到声乐系琴房练琴，从中午一点开始，练着练着天都黑了。从附中到本科，到本科大二时开始“文革”，我自己在琴房里面听东西。“文革”期间我们也没有间断自学，而且我们还尽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老师。

●中国艺术报：您毕业分配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对于一心想当作曲家的您来说会不会有心理落差？

◎赵季平：毕业分配，那时很艰难。我们班作曲三个人，一个分到榆林，一个分到咸阳，我留在了西安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当时不太高兴，我父亲对我说，“你去，你好好地向民间音乐学习，那对你大有好处”。后来如果不是调我到陕西歌舞剧院去当院长，我还会待在那儿。在那里的21年，对我的民间音乐的积累是不得了的。一路走来，我就是“两手”：“一手”就是生活，俯下身子向民族音乐学习；“一手”就是外来的技术，要好好地去学，然后再融会贯通，这个过程也很艰难。所以当中国作曲家不容易。

●中国艺术报：为什么不容易？

◎赵季平：因为中国没有成体系的理论，我们要学别人的理论，然后结合中国特色变成自己的语言，这是一个“化”的过程。但对艺术家来说，融会贯通谈何容易？你要对自己的音乐无比热爱，要有文化自信。同时，要对外来的东西深入学习，然后结合起来，但又不能一结合就变成外国的了。结合以后要变成中国的，把它真正“化”为中国的。

写影视音乐也是一场革命

赵季平与电影音乐的“初恋”是从为《黄土地》配乐开始的。从那以后赵季平逐渐成为电影音乐炙手可热的专业户。上世纪80年代初起，赵季平在短短的十余年间，曾经为近50部电影创作音乐，其中20余部在国际、国内的电影节上获奖。张艺谋曾评价，谈及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的历史，不能不说到赵季平，它代表了这个阶段的电影音乐，他是这个时期的里程碑和巨匠。赵季平认为，电影音乐并不是电影的附属品，而是表现电影灵魂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中国艺术报：您的影视音乐很多用的戏曲、民歌素材，像《红高粱》《黄土地》里面的音乐，那种蓬勃和野生的状态，真的是通过您深入采风过程中亲手挖掘出来的。

◎赵季平：影视音乐跟纯音乐不一样。影视有时间限制，需要你在很短时间里充分展现才华。我的经验是，到民间去，耳朵要极为敏锐，要善于捕捉，有些不起眼的东西，一般人会觉得那没有什么，但你要有感觉的话，就能化腐朽为神奇。采风，你要会“采”，耳朵要好，善于发现好的东西。有些人去了回来还是写不出来，就是敏感性不够。

●中国艺术报：《黄土地》《红高粱》这“一黄一红”不仅是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成名大作，也是您影视音乐创作特别重要的一章。

◎赵季平：我第一部电影音乐就是《黄土地》。1984年元月2日，我们就下去采风，很艰苦。我发现陈凯歌导演的视角，不得了。第一天到了延安，我跟凯歌一个房间，我早早就睡了，凯歌一直在那儿写，等我睡醒了，他就给我念他写的随笔，写得真好。当时我脑子里就是镜头感。后来我又跟张艺谋在一个房间，他随时带着厚厚一摞卡片，都是对经典电影镜头的研究。他那不是一般的研究，他关注的是镜头好在哪儿？他要拍的话怎么处理？他说自己是摄影，但未来要当导演，他希望他执导的第一部片子我能帮他，我说没问题。这就是后来的《红高粱》。

《红高粱》开拍前我们到鲁西南采风。从青岛坐着罐子车到高密，从高密再坐手扶拖拉机到水库小学，到那儿采风，听地方戏，最后写的是《颠轿曲》《酒神曲》《妹妹大胆往前走》。我们当时完全是一种叛逆式的写法，根本就不遵从一般规律，从摄影到音乐的写法，以前的电影里没有过，它是一次彻底的革命。艺术还是要创新的，不创新不行，创新需要逆向思维，别人这样做咱们就不这样做，肯定有路，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要走一条新路。后来《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写法都不一样。一直到《一九四二》《孔子》，我的创作理念一直这样，包括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乔家大院》，都是浓郁的地方风格。《秋菊打官司》里我就用了碗碗腔，只用四件乐器，特有意思，这就是作曲家主观意识退到幕后，让民间的东西发挥到极致，纪录片式的写法。

●中国艺术报：您那时做《红高粱》《黄土地》的音乐，是不是有艺术家互相的打动或者是互相的影响？

◎赵季平：凯歌的那种思维、艺谋的那种思维和我的思维这种碰撞，那叫“风云际会”，这一代人艺术追求上的一种火花的碰撞，这种碰撞，真是不容易。

●中国艺术报：三十多年的影视音乐创作，您遵循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

◎赵季平：必须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用中国自己的音乐，使中国自己的语言和中国自己的故事相得益彰。在创作手法上，要无定规，要有逆向思维。我们现在太多的都是模仿，太缺乏创新了。创新不是胡整的，有自己的根儿，特别是我们民族的根儿。

“父亲赵望云至今依旧是我心目中的一座高山”

从赵季平的创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通过小音符表现大时代、展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理念。如同其父——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的画作一样，赵季平也是常常通过一个小的画面展示大社会。在赵望云的画作中，题材可能就是一匹小毛驴、一个戴斗笠的农夫、一间茅草屋，画笔很简单，但是含义很丰满、十分接地气，甚至达到满堂彩的表现。也正如同赵季平的总谱总是写得简简单单，但听觉上十分充实、富有层次。

●中国艺术报：您父亲赵望云先生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赵季平：我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人格。每每看到父亲的真迹，我觉得他真是我心中的一座高山。他人正，善良，对人好，艺术上又有自己的追求。有很多人研究我父亲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他那么年轻就充满锐气。当时都是古代山水，但是他直接面对现实，他是一个大胆的革新者。那种闯劲我看了以后都觉得真不容易。

他有他的艺术思想。他就是面向平民，面向劳动者。我们现在提倡到生活中去，那个时候他已经这样践行了。多艰苦啊，坐个牛车，到祁连山一线、到新疆写生，一走就是半年。他那种艺术上的追求是一种信仰。他有信仰！他就是热爱大好河山、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热爱艺术，所以他深入下去了，义无反顾，吃再大的苦也是一种乐。他的这种美学观和价值观对我影响特别大。我父亲美术方面的艺术观，在我音乐里是延伸出去的。

我父亲为人善良，绝不害人。他受再大的苦，也不给家里人渲染自己的痛苦。“文革”期间有次他早晨六点就被拉去游街，晚上九点半才回来，他笑着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今天挨斗的时候我睡了一会儿，等我醒来的时候一看刮风了，我那个牌子上原来是“反动学术权威，老右派，黑画家，赵望云”，最后上面都吹掉了，就剩下“画家赵望云”，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实际上有打他的、踢他的，他不说，就把这段一说，全家人就放心了。我大嫂是归国华侨，1976年，她因为受苦受了这么长时间，想回东南亚去，你知道我父亲说啥？他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就不能走，要爱自己的国家！

印象中父亲没打过我，就是踢过我一脚，你知道为啥？说来也可笑，陕西省美协门口有一棵大树，是杏树，那个杏不错，有一年上面结着黄杏，都这么大，到那儿我就心痒痒。有一天看没人，我就拿石头子扔，父亲从旁边那个画室出来了，咣！踢我一脚，说，公家的东西不能动！就这一句话，受用一生啊。

与人为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信任，父亲的这些品质对我们这些后辈影响很大。我就用这些东西教育我的儿子赵麟，说你看你爷爷那时候，那么艰苦都在祁连山画画，现在可以坐飞机到兰州，你总能到祁连山去深入生活吧。赵麟去了三个月回来，写了大提琴与笙的器乐协奏曲《度》，由马友友和吴彤与纽约爱乐乐团首演，演完以后很轰动。我就对他说，你看，深入下去和不深入就是两码事。

●中国艺术报：您对赵麟的音乐创作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

◎赵季平：他现在都是自己弄。他有一些重要的作品，写完以后他会说“爸，你听一下”，我听完以后一般不会指手画脚，顶多就是商量，提一些可能性。他们年轻人的手段更多，交响乐队、电声这一块拓展得很宽了，这都不错，其实跟他交流更多的是艺术观。

我一直坚持我的这种东西，既要让老百姓喜欢，也要有满满的学术含量。而这种学术含量是可以传下去的。要形成自己的东西，慢慢形成风格和体系。我知道我走的这条路，一直在坚持，没有变。其他东西再热闹，我不理，我坚持我的。

●中国艺术报：您父亲的三个学生曾经跟你们一块生活。能把学生带到家里面跟孩子一块养，这在现在不可想象。

◎赵季平：那是1943年，先来的是黄胄，当时他在西安，他跟他姐在一起，生活很艰苦。我父亲一看，这孩子很有才华，领到我们家去，就变成我们家一个成员了。后来，又来了方济众和徐庶之。我们都叫哥。这一家子，十来口人，全靠我父亲一年办两次画展。把画卖了，把粮食存好，够一家子吃，然后我父亲就下去写生了，带着学生，到甘肃、青海、新疆写生。我就出生在甘肃平凉，1944年父亲带着母亲，还有黄胄，在平凉写生，一直到7月份把我生了。

父亲的这三个学生后来都很了不起。黄胄创立中国画院，方济众创立陕西画院，徐庶之创立新疆画院，全部成才而且还是“大家”。父亲这种理念，对孩子的这种教育，真是了不起。我大哥赵振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专家班的大提琴高材生。我三哥赵振川现在是陕西美协名誉主席。我是老四，是作曲家。老六赵振陆也是国画家。老七赵保平是西安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可以说每个人的世界都很精彩。

始终没离开故土，是喜欢西安的“静”

在村头、在田间、在山坡上听民间艺人唱戏、唱歌，成为赵季平津津乐道的美好回忆。如赵季平所说：“民歌本身就是在这样看似贫瘠的土地上，生发出的一种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歌，它有爱，有恨，有对生活的赞美，这些感触都是从我深入农村和当地老百姓沟通中形成产生的。在艺术上，我与民族音乐的血脉贯通了；在情感上，我与普通百姓和人民的心紧紧相连，我知道他们想什么，需要什么。这些情感成为我所珍视的，并且在我的创作中体现出来。”

●中国艺术报：“根脉”是您在创作中始终坚守的。您一直没有离开西安，没有离开大秦岭。原因是什么？

◎赵季平：根本原因就是西安文化底蕴深厚，而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西安特别静。回到西安，回到我创作的那个地方，我不会受干扰。我的创作时间是上午，而且我上午写东西特出活。我上午原则上手机不开机，就写我的东西，我没别的杂念，就静着心写。我说要静下心来，要去掉浮躁，甘于寂寞，西安有这个条件。一到西安我就觉得心静了，这个地方，很神奇。它既有深沉的历史积淀，又有让人安定的磁场。

●中国艺术报：是不是有一种故土难离的感觉，生于斯长于斯，包括父辈也在那里？

◎赵季平：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父亲在西安待了半辈子，一直在开拓大西北。我觉得我的美学观和艺术观是他艺术观这棵树上的一个枝子。黄胄是一枝子，方济众是一枝子，我也是一枝子，赵麟也是。做艺术最终要做人，正是因为人格的魅力，才造就了学生和孩子们能够长久地往前走。

前一阵，我的侄子跑来跟我谈艺术，拿着他的画给我看，我们就在那儿讨论，就形成一个氛围。我想这种东西是延续下来的。我父亲作品全国巡展前一阵在上海举行，我侄子去了以后全天就在那儿看，这是原作，不易看到啊。他一坐一天，就在那儿琢磨。他说：“我看着我爷爷的画，觉得那画里面有故事。”我说这就对了，你这种感觉就跟我的感觉一样。当年我看着父亲画的画，我就老觉得里面有音乐，有节奏，我写《丝绸之路幻想组曲》就是从这里面走出来的。后来陈凯歌他们说，“季平，你画面感好”。我说可能就是从小在我父亲旁边，老看的原因。

我们要走向世界，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

陕西作曲家群体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存在与影响，在于这个群体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取向而区别于国内其他作曲家。赵季平有眼光、有胆识，没有单纯地停留在作品上，而是把作曲家当朋友、亲人一样拉在一起，拧成一股绳。作为旗帜性的人物，赵季平以鲜明的学术态度和独特的创作思想影响并形成了陕西作曲家群体的思想基础。

●中国艺术报：陕西作曲家群体也是特别值得说的现象。这个群体中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都有，这几代音乐家能够在一块，去做主题创作，很罕见。

◎赵季平：今年我74岁了，我也要往下传。我们要走向世界，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所以写《大秦岭》我就组织了老中青几代人一起下生活，一起创作。这样下去是有意识的，在创作的时候要讨论，在采风的时候要讲艺术观点，讲如何学习民间音乐，如何敏锐地发现哪些东西很好。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东西。

现在像赵麟、杨一博这些70后作曲家，包括一些80后的，我特别喜欢这帮年轻人，他们很有才华。要关注这一帮优秀的年轻人，多鼓励他们，关注年轻作曲家的成长。演奏家的平台太多了，要善于发现优秀的青年作曲家。

●中国艺术报：现在这些青年作曲家技术功底相当厉害。

◎赵季平：相当好！我说你们现在有技术，但是你们现在没有语言，你们还需要“化”。你们语言跟不上，你们没有“化”，会影响你们的发展。我说你们要记得，要到生活中去，要去民间学习。

●中国艺术报：您觉得他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

◎赵季平：缺少的就是生活，就是自己的语言。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作曲博士，给我当助手，他就跟我吐露真言，说痛苦得很，写东西没有语言，他听不出哪一个东西是他写的，听完以后都差不多。赵麟小的时候，他妈妈和我都在乐池里面待着，坐在那儿看秦腔，所以赵麟现在对秦腔熟得很，他就有这样的语言，你没有就不行。你要泡京剧，泡豫剧，要会唱，要听大量的民歌。谭盾这方面很厉害，还有郭文景，虽然搞现代的东西，但骨子里面还是民族的东西。年轻一辈就缺少这种积累。他们积累起来，大有可为，中国今后的几十年，就是他们的舞台。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