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大王北辰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根据较为准确而可信的《史记》《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史料，汉初之前“阳周”的地望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阳周故城”须建筑在“秦列城”和“秦直道”旁边；有“奢延河”和“走马水”两条水系，还须有“奢延泽”衬映；有“塞门、桥门”和“青岭门”遗址，还须有后来“统万城、夏州城”和“芦子关”遗存相佐证。子长市和正宁县的“阳周”都不具备以上条件，所以此二“阳周”不是《史记》等史料所载的阳周故城。王北辰教授推断出：真正的阳周故城在今靖边县境内。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一直没能找出阳周故城的确切位置，直到2015年之后，与史料记载一致的、面积足够大的城垣遗址及大量佐证文物的出土，才确认了阳周故城的地望所在。
阳周故城的重见天日，是先有史料推断，再有考古佐证的典型案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史料研究的重大意义。
先人留给我们的珍贵史料，为后世同先人“对话”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借鉴历史、开拓前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所以说，史料担负起了解读、还原、重构历史事件的重任。我们的历史，也因为这些史料的存在而丰富多彩、充满活力。
如果说实地是一幅画，那么地名则可看作盖在画上的印章。如果不注意，印章就可能盖错地方，那么实地和地名就会产生对应关系的错乱，从而导致真假难辨的争议。
上文讲到的阳周故城和另外两地所称的古“阳周”就让后世争论很久。现在通过多种途径论证出，在汉之前的史书中记载的“阳周”就在今天靖边县杨桥畔。另外两“阳周”则是因其他原因在汉之后得名。其中之一古“阳周”是因为东汉末年，匈奴入侵，上郡阳周县被废弃，之后北魏时又在今正宁县境内重设阳周县；另一古“阳周”记载更晚，所以也不应是阳周故城。
不能望文生义，引用到地名上，也不能望“名”生义。从阳周故城所在地之争到最后尘埃落定，可以看出相同的地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的位置可能大相径庭，为了确证地名和实地的对应关系，不但要结合不同史料进行佐证，还要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否则就会引起混淆。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最典型的例子如阳周故城所在的上古“河南地”与今天的河南省相距千里之遥。据《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前215年），略取河南地……”其中的“河南”不是指现在的河南省，而是指今天的河套地区套内之地。为了与现在的河南相区别，专家学者们将今天的河套地区套内之地称为“河南地”或“古河南地”。还有山东，古代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广大区域，等等。
再如，说到“龟兹”，绝大多数人第一印象应该在今天新疆库车一带。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榆林境内，也曾有一个名为“龟兹”的地方。史载，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西域诸国颇多称臣于汉，成为汉之附属国，部分异族内迁归附。因此汉朝按其国属，分以边郡安置，于是就在当时属上郡，现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镇古城滩一带置“龟兹”郡，安置内迁的龟兹部族。这是同名不同地的又一案例。
历史是多彩的，不同地方争同一地名的例子也为数不少。典型如“南阳”地名之争。按《三国志》等史书记载，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前居住在隆中（今襄阳境内），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回忆自己未出茅庐时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由此，引发了襄阳、南阳两地均认为诸葛亮所说的“南阳”属本地的争论。襄阳一方坚持认为，诸葛亮当时说的是广义的南阳郡，地域包括隆中。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对“南阳”一词注解为：“南阳，郡名，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但南阳一方坚持认为，有史书记载“诸葛亮琅琊人，躬耕南阳，往来隆中”，所以诸葛亮所称南阳就是今天的南阳，而不是历史上的襄阳一带。估计这种争论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这也不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吗?因一“名”之争，双方得利，可谓皆大欢喜。
回想起这些有关地名的有趣历史，有时搁置争议，共同挖掘其文化价值或许更有意义，正如南阳卧龙岗上武侯祠一副对联写道：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