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30日6时36分，我亲爱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他以坚强的意志和求生的本能，与疾病、与要剥夺他生命的所有力量，甚至是邪恶和卑劣，进行了长时间的顽强斗争。但他终于累了，不要再坚持了，他要休息，他要与他的子女和所有的亲人、朋友永别，去见我们的母亲，他的妻子。
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又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他艰苦生活，不舍得花钱、吝啬，不仅是对家人，对自己更苛刻。他的遗物中，许多文字是写在破旧信封上，连卫生纸都是装在信封里或者藏在床头。作为父亲，他年轻时性格急躁、脾气不好，平时很少与我们交流，但家教极严，我们几个孩子都没少被他老人家斥责和狠揍；作为丈夫，他属于那种工作热情极高的人，基本上顾不上管家里的事情，生活重担都是扛在我母亲肩上的。然而他的爱是深沉的，尤其是离休赋闲在家之后，那种埋得很深的父爱就能明显感受到了。他会把我们的哪怕一点点成绩都看作是他的荣誉，把孙辈的进步都无限放大。当我儿子考取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博士后，他说天底下也没有这么厉害的孩子，是陕西的大事，爷爷要奖励你。我在外地出差，他打不通电话急，打通了不接更急，我回过去，他说没事，注意安全，听着声音我就放心了。在最后的日子里，只要我回家，他就像孩子一样兴奋，说没有四儿（我的小名）解决不了的难题，看见我心里就踏实、不害怕了。想起这些，真的让我泪流满面，感慨万千。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是模糊的。“文革”之前，孩子都小，母亲又是晋剧名角，他们都忙，根本没时间看孩子，所以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从供给制到评定工资，我父亲的工资好像105元，我母亲大概76元，算是高收入家庭。父亲的任务是送奶费，一到发工资，父亲就骑着自行车把奶费送给各个奶妈。我生于1961年，是困难时期，由于我的奶妈只给自己的孩子吃奶，差点把两岁的我饿死，所以我早早就回到父母身边了。隐约记得我和大姐去父亲在老绥德县委的办公室，吃炕干了的馍馍片，偶尔父亲会买个烧鸡什么的给我们打牙祭，那是极其幸福的时光。记得有一次我病了，是腮腺炎，父亲背着我去医院，我不停地亲吻父亲的脖子，希望他快点走，能早一点减除痛苦。还有一次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平时我坐的是前面横梁，这次却一定要坐在后面，结果在小城颠簸的石头路上把我给颠下去了，骑车的父亲浑然不知，到了目的地发现四儿不见了，赶紧原路返回来寻找。“文革”中间父亲成了“走资派”，母亲也因被批斗而病休在家，奶妈们大多再不敢奶“当权派”的孩子，于是姊妹们陆续回家。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孩子，我是既高兴又奇怪。高兴的是有人玩，奇怪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兄弟姐妹？这时候，“牛鬼蛇神”的父母工资也停发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骤然下降。就像民歌里唱的“玉米面刷糊糊”也不能吃饱，这以后饿肚子和被父亲严厉管教就占据了我童年的大多记忆。
1970年父亲从绥德调榆林工作。此前他已经从牛棚中“解放”出来，担任了绥德城关镇的书记、镇长。应该是因为父亲曾经有担任剧团指导员的经历，地委调他担任榆林文工团团长，后来兼任文教局副局长，直至文化局长、宣传部副部长。这个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的记忆，就与挨揍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上榆林之前，父亲隔三差五回家。孩子多了难免吵嘴打架，我母亲身体又不好，心里烦，就会给父亲诉苦。我与三哥、五弟年龄相差不大，相处时间最长，之间的打打闹闹就是家常便饭了，挨揍自然会频繁一些。父亲回家，往往是母亲说完最近家里的情况，父亲就会三、四、五挨个把我们叫进去，在地上站成一排，先是询问、训话，然后就开练。老五小一些，我是没打提前就哭，这样我们两人会少挨揍。而老三就不一样了，他的性格犟，不认错、不低头，所以挨得最厉害。经常是母亲引起，最后面对火气越来越大的父亲，母亲出来劝都劝不住，甚至会捎带上二姐和最小的妹妹八娃。现在保留着的好几张合影，都是挨过打后照的，一个个噘嘴吊脸，恼得可爱。我们长大后父亲经常开玩笑说，别人家的孩子看见爸爸回来，都跑过去帮着拿东西，唯独你们，看见我就往回跑。其实那并不是害怕他，而是争先恐后回去给母亲报信。
父亲爱喝酒，也抽烟。年轻的时候几乎是烟不离手，就是讲话，烟也在嘴唇上挂着。但他规定不让剧团的学员抽烟，马上就戒掉了，实在想抽了，就横在鼻子上闻闻。他喜欢酒，却从来没有醉过，把握得很好。当时榆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都有与他喝酒的故事。比如到西安和延安歌舞团的乐队演奏员喝酒，半夜让他们出去敲门买菜，钱是老尚的，跑腿是他们的；那个年代车是稀缺的，榆林地委车队的司机都爱给我父亲开车，一听说尚局长要车，基本上就是队长自己来了，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跟着他痛快，还能喝好酒。父亲不喝酒大概是过了75岁之后吧，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他突然就不能喝酒了，说喝了不舒服，和当年戒烟一样，端起一杯酒闻一闻。父亲外边人缘之好与家里的严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后来我似乎渐渐明白，父亲的严厉是我们成长的动力。现在想起来，善良的母亲和不苟言笑的父亲是平衡互补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能够经受住多一些的风雨。
我小时候晕车，父亲说你是坐车太少，于是有一年假期，父亲要陪省文化局的领导下基层调研，就带着我一起去。坐着吉普车从佳县、绥德、吴堡、米脂等几个县跑下来，我的晕车毛病再也没有犯过。1979年，我到了延安歌舞团工作，父亲每一次路过延安都要带我参加他和当地朋友们的聚会，我的酒量也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还学会了抽烟。实事求是地讲，在几个孩子中，父亲对我是最宽容的。我到延安工作之前，我们家参加工作的孩子们都是要给家里交工资的，我工作了不交工资，这个规定就实行不下去了。我的五弟后来也从榆林调延安工作，就跟着我再没有交过工资，他说有了独立自主的经济权，一下子觉得真正长大了。后来父亲调西安任职，去山西外婆家，甚至全国各地西工团的老同志们重回榆林，我都跟着去了。这些都无形中培养了我，不仅让我看到了父亲超强的工作能力，还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对之后我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母亲去世后，父亲是孤独的，他整天与保姆相处怎么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我的工作又忙，于是就让一个子女回去晚上陪他同住，没想到成为他老人家噩梦的开始。一生要强的他，一下子变得孤立无援。这是后话，在此不多赘述。他开始流眼泪了，看着很可怜。每当说起我的母亲，说起他的孙子在北京艰苦读书，说起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等等，他就抹眼泪……想着当年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与现在瘦小、无助的老人是多么大的反差啊！因此在选择父亲的遗像时，我选了一张他近年的照片，苍老、风霜，但却是惊恐、胆怯的。他原来的老部下都说应该选有势的、气派的，我说这才是我晚年的父亲，老人的样子。我们往往会记住一个人辉煌时期的高大形象和做派，而忽略老时的样子。父亲的少年、中年是真实的，老年也一定应该是真实的。我们敬重每一个时期的父亲，甚至他死去之后的模样。
父亲的一生从16岁参加工作，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交给了组织，交给了工作。在绥德时，他带领绥德群众剧团为转战陕北的将士们演出，枪林弹雨中，给战士们奉献了精彩的剧目，鼓舞士气；在榆林时，他成立了榆林民间艺术团、艺术馆、文管会等文化艺术部门，培养、储备了大批文艺人才。“文革”末期，他力排众议，把全地区的民间艺术家集合在一起，搞了在当时绝无仅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演出，成为文艺春天的第一声歌唱。这台演出后来走遍了大江南北、世界各地；到西安后，他率先大胆改革，大刀阔斧地起用新人、能人，以一年排五六台新剧目而面对挑战，迎来了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新时代。离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还兼任着省文联副主席和曲艺家协会主席的职务，他以一个老党员对党的忠诚和多年的工作经验，为陕西的文化艺术发挥着余热、余力。他还捡起了因行政事务工作而断断续续进行的曲艺创作，当他捧回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的奖杯时，我们全家人都为他高兴、感动和自豪。在我的鼓励下，他还编辑出版了《尚爱仁作品选》，收录了他早年创作的书词、剧本及其他文稿。
我的父亲是一位信仰坚定，主张正义的共产党员，是一位爱憎分明，吹拉弹唱样样能来，更善于管理工作的文艺战士。他一生清贫，大公无私。虽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物质的东西，但他留给了我们最珍贵、最值钱、最伟大的精神文化财富。尊重他的遗愿，我们决定后事不举行仪式，不收花圈、礼金，但还是有许多人送了花篮。宣传部、文旅厅、文联、演艺集团的领导来了，榆林民间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院的领导也来了……我们知道，这是父亲几十年工作的影响力所在，我们挡不住，也不能挡。尤其是看到他的老部下，他们慷慨激昂述说父亲的功绩、能力和人品，那种爱和尊重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看到这些，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是欣慰的，安详的。
爸爸，妈妈在天堂等您。我们永远爱您、怀念您！
2019年11月6日于西安城南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