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给了我生命的男人，他曾因近视眼，跟大学擦肩而过，成为一名教师；曾因“文化大革命”而被批斗，但他没有向命运屈服，硬是以41岁的年龄拿到了大学毕业证。

走上新闻这条路，着实说起来，得感谢一个人。

他，就是我的父亲。

这个给了我生命的男人，他曾因近视眼，跟大学擦肩而过，成为一名教师；曾因“文化大革命”而被批斗，但他没有向命运屈服，硬是以41岁的年龄拿到了大学毕业证。

1977年—1987年间他凭借着一支钢笔，一张白纸，成为了当地的“一支笔”。他的文章在《牡丹江日报》《黑龙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他写农民增收、写火车列车员一心为公，写教师全心全意为学生，种种事迹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

那时候，家家户户是不订报纸的，父亲的稿子发表了，自然会有样报来，父亲每次有信来，十之八九就是有作品发表了，看到父亲看报纸的喜悦，全家人都打心眼里高兴。那时候，父亲的稿子也有投到广播电台的，收音机我收听的最多的除了儿童节目《小喇叭》之外，最爱听的就是广播里主持人念父亲的稿子，稿子听得似懂非懂，喜欢听到父亲的名字被收音机里的主持人从嘴里念出来而已。

无疑，父亲对于我而言，是绝对的权威。

从上小学，我就对文字有着无比的热爱，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叫杨保茹，她很像南方女子，一头短发，很是娴静温柔的那种。杨静茹老师常常拿了我的作文在课堂上作范文念。小孩子最经不起夸，越是这样就越发地爱上语文课，恨不得每天每堂都上成作文课。

我的文学天赋是在初中的时候显现出来的。初一，学习了朱自清的散文《匆匆》，之后灵感突至，也写了一篇《匆匆，太匆匆》，投到了全校学生都订阅了的《初中生》杂志社。

之后的某一天，在校传达室就看到了一封我的信。打开是最新的一期《初中生》杂志，我写的《匆匆，太匆匆》就在扉页。幸运突至，我刹那间觉得时间真的静止了。从文章发表那一天开始，每天都有来信从四面八方来，有老师的，有同龄人的，有时候一天能收一二十封。心里的喜悦，自是比吃了蜂蜜还甜。

信里，有老师说在课堂上念给全班学生听，让他们向我学习。有同龄人说，读了我的散文，一定珍惜现在的时光，好好学习。

写东西，只是为了写而写，而投到杂志社也仅仅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水平。会激励人，会有人说想看，却是我在投稿前万万没有想到的。那段时间，我就像被幸福砸晕了的鸵鸟，每天回信成了比功课还重要的事，常常写到深夜。

再后来，我大学选了新闻这一专业。再后来的后来，我十几年如一日地在报社工作,直到今天。

常常夜半在睡梦中醒来，就会恍惚看到房间的某一个角落里有这样一番景象：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一个正在爬格子的背影笔耕不辍。透过那背影延伸出来的影子可以看到，父亲时而疾书，时而思索。孩提时候，这样的场景出现了N次。

记忆中的这抹印象，深深刻入了我的骨髓。也许，这就是耳濡目染，这就是潜移默化，正是这个背影，影响了我一生，直到今天仍引导着我前进的方向。缘于此，我走上了新闻这一条路。并且，打心底里涌动着一种热爱，一种与生俱来的热情，一种义无反顾的执着。

编辑：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