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慧奇
顺治六年（1649年），扬州江都新科进士王国玮以钦差身份，立于千河之滨。他拾起岸边黄土中的碎陶片——这方水土的文明印记，正在战火寒霜中渐次湮灭。
“县署，遭兵燹，多颓毁。府馆，并残毁。其余厅廨一望颓垣，唯余瓦砾而已”。
“明编户一十六里。近残荒民逃殆尽，攒凑五里，犹不及当时一里之数。口编审仅存一千五百有三”。
王国玮把他初到千阳看到的、听到的用文字记载了下来。
千阳城垣倾颓如耄耋老者的残齿，明代十六里编户如今仅余五里残喘，一千五百余口在九百多平方公里的荒原上零落如星。这种现状，足以极裁撤之由。然而，王国玮的心中却涌动着另一种力量——一种对文化的坚守，对民生的深情。
一个夜晚，王国玮在四处漏风的县衙里辗转难眠。窗外，几株残竹在月下摇曳，让他想起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的诗句。只是此刻，风中竹韵裹挟的是流民夜哭，是孤寡哀鸣。文书房里，前任官吏的撤县奏章字字惊心：“髓枯力竭”四字如刀，剖开这个西陲小县最后的一丝元气。
案头《攒里奏报》的墨迹未干，王国玮的笔锋悬在了“撤”与“留”的十字路口。他深知，自己的抉择不仅关乎建制存废，更牵连着周秦故道的文明血脉。他呈报给上级保留县置的《攒里便民核实以完正赋》（简称《攒里奏报》），抚按的批语是“准批酌议，阻于筑舍（比喻人多口杂，议而不决）遂不果行”。争议太大。可想而知，上级官吏实难理解王国玮的奏请。派他“行取去”，也就是走个程序而已，转一转，看一看，提笔写个属实的报告，一交差。然后，朝廷一纸调令，将现任的官吏们安排到别的县继续当官。明明是几方都期望的结果，谁知他却偏偏反着来了。
最终，朝廷保留县置的批复下来了，一起下来的还有一纸任命文书，王国玮任千阳知县（顺治七年，1650年）。你说不撤，那你来治理吧。其实，作为一个新王朝筛选出的第一批进士，他完全能在刚刚建立的朝堂或州府得到一个不错的肥差，最差也是到一个大县任知县，前途一片光明。然而，王国玮选择了千阳，选择了这片贫瘠的土地，选择了背对浮华，面向艰难。
我想，王国玮不愿裁撤千阳县置的原因，或许还隐藏着一种他本人无法言说的文化母系之苦。王国玮属于改朝换代中的两朝人，但他骨子里仍是一个深深浸润于汉文化的文人。清军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血腥屠城的历史记忆如刀刻般深深刻在每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的心中。“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惨剧，不仅是历史的伤痕，更是文化母系被撕裂的痛楚。少数民族的入侵、民族大义的崩塌、气节的考验，这些字眼对知识分子而言尤为敏感。削发留辫的屈辱，曾让无数文人以死抗争。即便在武将们纷纷倒戈之后，仍有大批文化人宁死不屈，展现出汉文化母系的坚韧与顽强。
史载，康熙曾下令各地官员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那一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荐后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强抬进北京，见到“大清门”三字时，竟滚倒在地，泪流不止。李颙则称病拒考，被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这些文人的抗争，不仅仅是个人气节的体现，更是文化母系在历史洪流中的最后坚守。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那么，作为扬州人的王国玮，心中所承受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剜心之痛？他无法阻挡政权的更迭，也无法改变历史的洪流，但他可以选择不与满族官员同处一室，可以选择远离权力的中心，以文化抗拒的姿态，默默守护内心的尊严。这或许正是他留在千阳、置身百姓、造福百姓的重要原因。他不愿裁撤千阳县置，不仅是为了百姓的生计，更是为了在偏隅之地，守护那一份文化的根脉，守护那一份无法言说的母系之苦。他背对浮华，面向艰难，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去，不仅是为了将一座滑向裁撤边缘的县城拉回原点，更是为了在历史的夹缝中，为文化的母系留下一丝微弱却坚韧的光亮。
上任伊始，这位“医生”县令开出了惊世药方：在朝廷催逼撤县的文书间隙，他遣快马持牒追索流民，三月间九百余口重归故土；将官仓麦种分与鳏寡，减免赋税的政策刻成木牌立在乡间；更用微薄俸禄买地聘先生，在废墟中重建社学。当他在城隍庙前宣布“千阳不撤”时，老农布满沟壑的面庞上，滚下滴滴热泪。
官道上的狼烟渐渐稀薄，县衙的晨鼓重新叩响黎明。王国玮独创的“以田养兵”之策，让戍卒在操练间隙垦荒屯田。北山灵台的匪患惊觉：那个文弱知县竟在三年间联防连点筑起百里长墙，训练出八百乡勇。至清同治元年，千阳人口已逾七万，新垦农田较明末翻了三番。
百姓安居乐业后，王国玮开始利用公务闲暇，走遍千山万壑，将散佚的秦砖汉瓦、残存的碑碣铭文悉数收录。当《石门遗事》的墨香飘出文庙，这部千阳留存最早的县志承载的不仅仅是地理风物。王国玮在序言中写道：“县之存亡，在人心聚散”。
在王国玮担任知县的短短四年多时间里，他不仅保住了县治，还招抚流民、减免田粮、提振经济、创办学社、修撰县志。每一件事都是大事，每一件又都是难事。许多人来到这样一个贫瘠的小县任职，往往只是等待下一次调动，不会真正用心去做几件实事。然而，王国玮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没有沉溺于对山川的叹息与河流的沉吟，而是选择了背对浮华，面向艰难。他不辞偏远之小，不求功名之显，只是默默奉献于民，追求内心的成就。
顺治八年四月（1651年），礼部尚书王铎途经此地，抚卷长叹：“其人可嘉，其心不可量也”！同科进士，时任武功知县的费纬祉赞誉王国玮，“其功德及人，当与石门共不朽。”
三百多年后，我的出生地沙家坳乡虽已撤并，但户籍簿上“千阳县”三字依然鲜红如初。每当我走过县衙旧址，在柳枝摇曳恍惚中总觉得闪现着那个青衫背影——他当年种下的文明火种，仍在照亮着陇右古道。而今千河两岸炊烟如织，正是对那个不眠之夜最好的回答：当文化良知遇见治世能臣，最贫瘠的土地也能绽放文明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