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发红
赋闲在家的我，总得找个事做，一来消磨时间，二来消磨自己。蓦然回首，青少年时期对于文学的冲动依然鲜活，所以我便潜心捡拾搁浅了20年的文学兴致，也算不忘初衷吧。
反躬自省，我还是文学的受益者呢。1988年，我在初中专学校担任文学社社长，引起了一个比我低三级的学妹的注意，而就在她毕业之际，我因发表了一篇近万字的报告文学，被极快地从工地调到机关工作，并得到组织照顾，把这个与我处对象的学妹分配到我们单位来——如此鱼安水安。2000年，一篇人物通讯稿上刊《黄河报》专页，让我荣光地回归校友云集的水利行业，同时也结束了我那段灰头土脸的打工生涯。2021年，我的又一篇报告文学获得“讲好黄河故事”征文一等奖，这让我备受鼓舞，顿觉年轻了十岁。
但这些于我的文学理想相去甚远。
我蹉跎了大把光阴，与文学若即若离。但痴情还在，骚动也有，怎么办？许是人到中年，尤其在酒足饭饱、浑浑噩噩睡去，醒来仍是三昏六迷七十二糊涂之时，便平添了几分危机和惶恐。打个比方吧，这个人起初并不喜欢秦腔戏，他看到的听到的尽是慢慢腾腾的情节、吱哩哇啦的嘈杂，待他年纪稍长并客居他乡，突然不知从哪儿飘来一声秦腔，却生出了异样的亲切之感。及至返回乡里，有意无意地看过两场大戏，才愈发感知到“秦人秦声秦之腔”的巨大魅力。之后这个人就成了戏迷啦，他还会适时地哼唱出几句秦腔戏呢。说来倒去，无非表明我更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亦即狭义上的“国学”。
我尝试着走“文学”与“国学”相结合的路，曾自印了几本书稿，有《结草衔环话感恩》《穆如清风读诗经》《向风慕义读诗经》等，我一律称这些书稿为“请正本”，期待“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由于自己的偏爱，书中许多文章多了典籍引用，多了让一些文学大家侧目的地方，可能也多了一些让部分读者不能快速阅读的障碍。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文章的命运，就交给读者，交给四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