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盛勇
央视转播的以演奏约翰·施特劳斯作品为主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节目，我从1988年元旦开始收看，从那以后至今，我是一次都不曾缺席的。第一次看，是在单位同事周明玉老师家里。那时候，到邻居家蹭电视看，是人情之常态，主人不介意，看的人也很自然。因那时候有电视机的人家少，电视要凭票供应不说，一般收入的家庭，不要说买不起，也是买不到的。单位里其他人看电视，大人小孩，周末晚上聚在会议室里看公家电视。公家那台电视，是文化部分来的24吋“东芝”牌。会议室很大，新隔开一部分，住着新任馆长一家人。看公家电视的，主要是馆长一家人，馆长是由一乡村学校校长转任的，对文化工作不熟悉，交往有距离感。
我妻子偶尔陈芝麻烂谷子地翻我的旧账，说我年轻时候带孩子是如何马虎，说经常是孩子放了学，我却不在家，是周老师帮着又看护又管饭，瞌睡了就睡在他们家。说实话，倒并不是我真的马虎，是周老师照看我们孩子的时候确实多，也是那时候单位离学校近在咫尺，还不曾有放学时间必须家长亲自接的规矩。
我参加工作后带薪进修毕业，直接被分到了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学创作辅导工作。记得那是八七年秋天，我迈进文化馆大门的时刻，已经是那日的夕阳西下时分了。如同门路不熟的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遇到周瑞家的，我进文化馆大门，第一个遇到的是周老师。
“你是小黎啵，早上开会就说你今天要来报到的！”
周老师笑容满面地先开口招呼了我。她一边说着，一边就帮我分拿了些行李。她在前面走，把我带到分给我住的屋子里。又领着我从库房里找来办公桌、床板、支床用的凳子等。待把我都安顿好后，她又从自己家里提来一热水瓶水，放下一把新锁。记得那天的晚饭，我也是在她家里吃的。
周老师那时候是四十出头，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她衣着朴素得体，动作干练，说话内敛。在单位，她是主管图书阅览，兼做财务后勤工作的。我在单位的业务，是编辑一份双月出刊的油印文艺刊物。每到刊物装订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动手，从分拣到装订流水作业。这时候，周老师总是动作最麻利、最快的一个。分拣时，她教给我们一个好方法。我清楚地记得：她用一手的拇指按在厚厚的纸叠上，同时用力旋转，下面的纸张就都均匀地呈扇面展开了。这样，纸张就不再重叠，也就好分拣了。这让我明白，好的方法，对完成工作的重要！
周老师是教师里有文艺方面特长才被选调到文化馆的。我们经历相同，交往上，感觉到没有芥蒂。我到单位后，工资关系还没有转来，可第一个月的工资，周老师都如数给我发了。也没有听她催我自己去办过什么迁转手续。大约都是她到局里给我办好了的。那时候，我妻子带孩子在乡下工作。我一个人在城里，还经常出差。手头拮据的时候，总是跟周老师私人借钱用。借的时候，不管多少，只计数，从不用开借条，她也不问我一个字的用途，让我心里没有一点压力。出差回来，我最怕填那麻烦的报销票据，每次，都是周老师动手粘贴，代我填好。我在局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局里管财务的老股长评价，在县文化系统，数周老师的业务能力强，说她做的账，干净利落，丝毫不错。
不见周老师对人点头哈腰，她也从不歧视我们这些新来的年轻人。业务上，音乐舞蹈，她都能干。她的热情、善良、内秀、内敛和善解人意，让我感觉到，她就像体贴暖心的大姐。单位几个有怪癖的，如群文组的王老师、曲艺组的汪老师、美术组的邢老师，从不到会议室看电视，都愿意挤到周老师家。大家讨论的话很多，三句不离本行，电视剧人物表演的技巧，故事情节的处理方式，细节表现的优劣，一首歌曲、一个小品的好坏……你评他说，表达的是真知灼见，热热闹闹，很是和谐，我从中受益良多。
我一个人平时在距离单位三百米远的上级机关食堂吃饭。这是记账式，每天得早上报名上伙。我外出回到单位，时间上来不及上伙时，吃饭不方便，都是周老师叫到她家里吃饭。一般饭后，就在她家看会儿电视。
直到1990年，妻子拿出攒下的钱，我才托周老师的先生从西安买回来一台14吋“黄河”彩电。从此，结束了到周老师家蹭看电视的历史。
省文化厅拨款建了新的文化馆，两年后，又建了新的图书馆。文化馆、图书馆自然就得分家办公了。
周老师被分到了图书馆。她一家搬走的那天夜里，我看到周老师住的屋子没有了灯光，这时候，我心里立刻生出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感觉到再在这个单位待着，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不久，我就写申请调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