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未平
王建新笑了，这个日本学者陷入了器物决定论的泥沼之中。器物的制作、选择和使用是文化表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而且器物可以通过交易或者仿制在不同人群之间流动和流传，并不具有固定性和唯一性。所以，同一时空下的同类文化人群，可能未必使用相同的器物，而不同的人群在不同时空下却有可能使用相同的器物。只依靠器物这个单一要素，特别是游牧人群的陶器去判断文化类型，极其容易误入歧途。
王建新团队通过对古代农牧关系的研究，早就发现，因为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原料来源等因素，古代游牧人群不可能像农业人群那样大量使用和普遍制作陶器，他们使用的陶器大都来自当地农业人群的作坊。所以不能因为贵霜人和月氏人使用的陶器一样就认为他们是同一文化、同一人群。但日本学者的问题却提醒了王建新，“在找到月氏遗存后，需要进一步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
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的谢尔哈拉卡特遗址和德赫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让这一问题的答案越来越清晰。
乌兹别克斯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未曾停歇，苏尔汉河流域的调查勘探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早在2017年冬季的时候，王建新就邀请同事赵丛苍教授前来乌兹别克斯坦参观指导。经验丰富的赵丛苍虽然只比王建新大一岁，但从事夏商周考古、科技考古研究却已40余年了，近年来又涉足了军事考古领域。满头银发的赵丛苍当时建议，不要只在山前地带寻找游牧人群的聚落和墓葬遗存，应该把考察的地域向河流附近的台地和河谷平原扩展。
当贵霜问题成为王建新的关注点之后，他很快就想起了多次考察过的卡尔查延古城遗址。
卡尔查延古城遗址位于苏尔汉河州的北部，那里属于乌尊地区，已经靠近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这里的地形地貌是典型的河谷冲积形态：苏尔汉河由北向南滚滚奔流，河流两侧依次是河谷平原、台地、丘陵、山地，西边的山是吉萨尔山，东边的山是乌塔边境的巴巴塔格山。拉巴特遗址位于苏尔汉河西侧吉萨尔山的山间盆地之中，而卡尔查延古城遗址则位于苏尔汉河西侧的河谷平原上。
2018年4月，在拉巴特墓地第二年度发掘工作开始之前，王建新就早早赶到了拜松城，安排好拉巴特的发掘工作之后，他带领自己的博士唐云鹏和两名洛阳的考古技工前往乌尊地区的卡尔查延古城遗址进行考察。卡尔查延古城始建于希腊化时期，在早期贵霜时期进行大规模扩建并成为显赫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的中心。1959年至1963年，苏联学者普加琴科娃主持了对此地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宫殿、神庙等高等级建筑遗迹，精美的建筑装饰构件，以及彩绘人物雕塑和表现战争、狩猎、王家生活场景的壁画等。
既然有城，就必然有墓葬。王建新期望在卡尔查延古城遗址附近找到早期贵霜和贵霜时期的墓地。因为找到河谷平原地区早期贵霜至贵霜时期农业人群的墓地，并与同时期河谷平原周边山前和丘陵区域的游牧遗存进行对比研究，是厘清该地区人群关系的重要突破点。其实，欧洲和日本的考古学家在中亚已经发掘了大量的早期贵霜和贵霜时期的城堡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价值不菲的文物，按说研究大月氏和贵霜关系的考古资料并不缺乏。但是，王建新一直认为，我们不能吃西方的学术剩饭，中国人既然到了中亚，那就必须亲手发掘一个早期贵霜和贵霜时期的文化遗存进行研究。更何况西方人只重视城堡的考古发掘，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尚属薄弱环节。
持续一周的田野调查并不顺利，他们跑遍了卡尔查延古城遗址周边地区，也在几个地点进行了钻探，结果了无发现。卡尔查延古城的墓葬到底在哪里呢？这仍然是一个谜。
好在通过这次考察，王建新对乌尊地区的地形地貌和文化遗址的概况有了一个明确的掌握，为后面的调查和勘探打下了基础。
2018年11月，拉巴特墓地发掘结束之后，王建新、穆塔力夫、唐云鹏、苏荷，以及4名中国考古技工再次前往乌尊地区进行调查勘探。苏尔汉河平原的11月温暖多雨，唐云鹏一直觉得这里的气候跟地中海式气候有些相似，冬春温暖湿润，夏秋干旱炎热，这可能也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此地之后，希腊人能够长期移民定居此处而并无不适的重要原因。是的，文化向来跟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地域性到底是文化的属性特征还是它源发的决定因素，其实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王建新他们扩大了调查的范围，平原、台地再到丘陵地带，他们都跑了一遍。这次有了喜人的发现。
在卡尔查延古城遗址东南2公里，苏尔汉河东岸第一阶台地上一个村庄的苹果园里，他们发现了埋有烧骨的墓葬。烧骨墓葬是琐罗亚斯德教葬俗的典型特征之一，这说明这里可能存在早期贵霜或贵霜时期的墓葬。王建新一下子来了精神，他抬头看向第二阶台地的崖壁，结果发现崖壁上挂有人骨，有洞室墓葬的遗迹。王建新兴奋了，他高兴地招呼大家上到第二阶台地上面去看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