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盛勇
照例的，过了腊月半间，小城的大街上，就有人支桌摆摊，现写、现卖春联了。
无论是城里的还是乡里的人家，凡置办年货的，是少不了要买几副春联的。这，一般也是年货里“非常必需”的要件。
人们或围观欣赏或各取所需地挑选合适自己的对联。或找好内容，请书家现场书写，再守着，等晾干墨迹。那场面，是年集的一道风景，煞是热闹。红纸黑字的春联，美观、大方、喜庆。是“最中国”的年节标志！说春联是中国百姓最喜爱的年节吉祥物，也是不为过的。
每看到春联，我自然地会想到父亲。我差不多是看着父亲给乡亲写春联长大的。
我记着家门口父亲写的一副春联：山竹有节性直不居下，葛藤柔软无骨喜高攀。这是他提倡的家风，也是他教我们做人的准则。
祖父远超，字怀之，原是冯玉祥部队的军官。解甲后，是地方的行政官员，也是远近闻名的大书法家。我三外公李祖华，字翰芳，是民国时期陕西省保安团的副团长。他们家宅院门的匾额“陇西世家”，就是我祖父题写的。父亲从小跟祖父学习书法，功底很好。据父亲说，他在县城上中学时，就被老师多次安排给县政府书写告示榜文。他中学毕业，就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抽去做全县土地资源普查登记员一年。后经人介绍，到邻县镇坪县政府作“录事”。这个职位，也就是抄写文件的一个秘书。父亲去世后，我从县教育局档案室借出他的档案。其中他在“反右”时写的一份长达十几页的“交代材料”中，说他先是写“下行文书”，再写“上行文书”。这种手工誊写文件的工作，当然主要是靠书法的功底。后来，父亲辞去了那份枯燥的工作，回家考取了兴安州府的师范学校。
我小的时候，父亲已经在运动中节节退却，由县城的第一小学，回到家乡村里的小学校教书了。
那时候，过年前，总有乡里乡亲的拿来红纸，再带点自家的物产，恭敬地请父亲写对联。也有亲戚将父亲接到家里去写上一天半日的。到腊月二十以后，上门找他写的人就多了，常常是加班熬夜忍着腰疼在家里写。父亲让我牵纸，一边教我认字。牵纸，就是站在父亲书写桌的正对面，将纸牵平。每书写三个字，要牵着纸平行移动一次。而正在书写时，是不宜让纸动摇了。一联写好了，两人平牵着放在地上，用小石头压住两端晾干。墨迹要自然晾干的为好，千万不能让有些笔画中的余墨流动了。
父亲说：写对联，是认真细致的活。关键是，不能写漏掉了字。写掉字了，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人家会忌讳。所以，周边围观的人，一般是不敢说话的，唯有牵纸的我，可以为父亲提示下文内容。
我上学了，是父亲教我们毛笔写字。从二年级到五年级，父亲都教我们语文课和写字课。学生所临的帖，都是父亲一张张亲笔书写的。五年的学习，书法的基本方法、要领是掌握了，但我这人性急，总没好好练，以至于到现在，我的字也还是拿不出手的。
父亲写春联，一般是自己创作内容。他会联系农事、乡村风光，各家当时情况，写上符合人家心意的吉祥话。还要逐字解释给人家听清楚。那时候，我跟着父亲学到了对偶句的写法。也积累了不少写景状物的词汇。稍大点了，我也逞能地试着编“对文”。有一次，我编的“对文”竟然被父亲采用了，看着自己想出的文字经父亲的手写到了红纸上，那真是高兴坏了。
父亲写春联的字，他说是“柳兼颜”体。据他的一名同事回忆说，“庆九大”的时候，父亲写的游行招牌，在县上几里路长的游行队伍所举的标语中，排位第一。字体大气，方正、敦厚，中规中矩。他的字也时有行草，但很少纯草书的。他说，春联用字，要大家都认识，不能太生僻，特别是不能叫人产生不吉利的歧义。因为是在农村张贴，字更不能是潦草的。
父亲晚年，因手颤抖得厉害，渐渐不能握笔写字了。他的书法作品，我只留下了一幅，那是1989年，他七十岁时书写的李白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里的一句：“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我理解，那是他借以表达他晚年的心情。是对过往经历时代风云淡定的认知，也是他自己刷新了的心境的状态。这幅字，我装裱起来，挂在老家大哥二楼的客厅里。这算是我家藏的一件珍宝。
2000年1月9日早上，父亲年八十因肺心病不治病逝。我从县城赶回家，父亲的手还是温热的。
根据我们地方民俗，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三年春节不曾贴春联。第四年，母亲让我写了一副贴上，内容是：“万家灯火张春联，千千心结忆家翁”。看着我写的对联，不识字的母亲很高兴，说：“你们老汉，就讲究过年贴个对联。”
转眼，父亲离开我已经二十一年了，母亲离开我们也一年半了。对二老的思念之情，无日不萦绕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