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西安碑林最初以珍藏石经著称于世。从唐末到北宋，经过三次石经迁置，最终形成碑林。清代是碑林发展的高峰期。乾隆时期，“陕西巡抚毕沅痛心秦汉旧都众多碑刻散落于野，于是发动幕僚和各级官吏大范围搜罗关中遗存的历代碑刻，将之移放到碑林保存，一下子扩大了碑林的规模”。嘉庆之后，西安碑林“遂名闻天下，成为石刻渊薮之所”。再加之乾嘉考据之学的兴盛和清代金石学的复兴，西安碑林迅速壮大，藏石数量和藏品种类大为丰富。1935年3月，陕西省立图书馆馆长张知道编著《西京碑林》一书，收列碑目四百九十四种，石一千四百二十四块。这些碑刻绝大多数为清末收藏。此外，还增加了墓志、石刻造像、经幢、石刻线画等不同类别的珍藏。
清末民初，金石学成就达到高峰。这一时期出土文物多，来源广，数量大，远非前人可比。出于研究和赏玩的需要，形成了收藏金石拓片的风气。贩卖碑帖拓片的商人自不失时机，北京琉璃厂、西安碑林的古董字画书肆也日渐兴旺。外国记者、汉学家和探险家也对此非常痴迷，如美国记者、探险家、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尼科尔斯认为，西安的碑刻是“将自己的精神之光镌刻在人们能够看到的路边的一通石碑上”，“对我而言，陕西的碑刻总是拥有一种奇妙的魅力。它们似乎是在这个国家心无旁骛、恬淡宁静面具之下被沉重压制的强大火焰的一部分，这火焰自从有史以来就潜藏在中国人天性的根基中，终有一天将会带着耀眼的光辉喷薄而出，震惊世界。……我在穿越陕西的旅程中，在不同的地点购买了几张碑刻拓片”。
鲁迅也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在民国初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除了辑校古籍外，他花了不少精力搜集并研究各地的金石拓片、碑刻造像、古砖、古钱等及相关书籍。其日记中记载甚多：
1912年6月29日，“下午至直隶官书局购……《京畿金石考》一部二册，八角”。这应该是鲁迅日记中最早购买金石文献的记载。
1914年4月4日，“又至直隶官书局买《两浙金石志》一部十二册，二元四角”。
1915年1月11日，“收拾历来所购石印名人手书及石刻小册，属工汇订之，共得三十本也”。
1月30日，“下午至留黎（琉璃）厂买《说文系传校录》一部二册，一元；《随轩金石文字》一部四册，二元四角”。
3月6日，“下午往留黎厂买《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一部五本，《长安获古编》一部二本，共银七元”。
4月8日，“上午寄二弟书籍一包，内《会稽掇英总集》四本，《金石契》四本，《石鼓文释存》一本”。
4月19日，“午后同陈师曾之小市，以银一元买残本《一切经音义》及《金石萃编》一束”。
4月21日，“又至直隶官书局买《金石续编》一部十二本，二元五角；《越中金石记》一部八册，二十元”。
4月28日，“从图书分馆假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景写家所臧（藏）本阙叶一枚”。
……
与西安相关的也有数条，如：
1915年1月26日，“上午杨莘士自陕中归，见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拓本一枚”。
2月5日，“杨莘士赠《陕西碑林目录》一册”。
5月6日，“上午得西泠印社所寄《两汉金石记》六册”。
5月9日，“晚得季巿笺并假关中、中州《金石记》四册”。
5月18日，“晚往许季巿寓还中州及关中《金石记》，并以景宋本《陶渊明集》赠之”。
7月1日，“下午往留黎厂买《李显族造象碑颂》《潞州舍利塔下铭》各一枚，共一元”。
7月7日，“下午敦古谊帖店持拓本来，买《同州舍利塔额》一枚，《青州舍利塔下铭》并额二枚，共价银一元五角”。
7月27日，“上午得二弟寄来书籍一包，计《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册，《读碑小笺》一册，《眼学偶得》一册，《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一册，《风雨楼臧石》拓本六枚”。
7月29日，“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五十二），又《脉经》四本，《汉碑篆额》三本”。
9月12日，“下午得二弟所寄来小包一，内《秦金石刻辞》一册，《蒿里遗珍》一册”。
9月19日，“下午得蟫隐庐所寄《秦汉瓦当文字》二册”。
9月30日，“上午寄二弟信，附杂文稿四篇（七十三），又本月家用一百元，又寄小包一，内《秦金石刻辞》一册，《秦汉瓦当文字》二册”。
1917年10月14日，“午后往留黎厂买魏《安乐王元诠墓志》一枚，十二元；魏《关中侯苏君神道》一枚，一元”。
……
可以看到，鲁迅早在1915年初就经同事杨莘士，收藏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额拓本并获得《陕西碑林目录》。《陕西碑林目录》全名《图书馆所管碑林碑目表》，1914年由陕西图书馆编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份正规的碑林藏石目录。目录所列的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颜氏家庙碑》，李阳冰书《拪先茔记》《三坟记》《开成石经》，兰州肃府本重刻《淳化阁帖》《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历代珍品，鲁迅极为熟悉，所以来到西安以后，他游览碑林便自不待言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