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除关颂声外，其他都是专程赴西安讲学的学者。简明报告书里的“古调独弹”是题词，而非赠匾。据接待过鲁迅等人的易俗社原社长高培支讲，原来根据题词制有匾额，“抗战中匾额被炸。解放后，许多同志来看该匾，因另制以资纪念作答”。“另制”匾额如下：
单演义1957年出版的《鲁迅讲学在西安》与1981年出版的《鲁迅在西安》两书前均附有此图。其中1981年版的附图较为清晰，如下：
该匾题词为隶书，上下款为高培支书迹。题赠者十二人，依次为蒋廷黻、李济、孙伏园、陈定谟、陈钟丸（凡）、周树人、王同（桐）龄、刘文海、李顺卿、王小隐、关颂声、夏元瑮。人名书写有误。匾额的落款时间为“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即1923年12月。而鲁迅是1924年7月才到西安的，这如何解释呢？高培支在1957年前后说：“年月又因孙编报告书与十二周年纪念所收题赠，排在一处，未加详辨，竟而粗心大意写为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应作自我检讨。”高培支将时间出错的原因归结于孙仁玉报告书编写的问题，模棱两可，难以服人。单演义在1981年出版的《鲁迅在西安》书前所附的高培支书迹下也特别备注了这样的说明——“鲁迅（周树人）与别人联名赠给易俗社匾额（复制，年代写错）”。1923年4月，代理易俗社社务不到一个月的社长吕南仲力排众议，将本该1924年7月举行的十二周年纪念提前。苏育生的《中国秦腔》等也都记录了吕南仲于1923年底提前举办十二周年庆典活动。《陕西易俗社简明报告书》云当时“题赠之联翩，贺客之络绎，顾曲者之拥挤，极一时之胜”。即是说，尽管易俗社提前过了十二周年纪念，但1924年7月鲁迅到西安时，才是易俗社真正的十二周年纪念。按照单演义的解释，如果年份写错了的话，月份也写错就更令人费解了。按照易俗社相关资料，鲁迅是1924年8月初离开西安前与其他讲师联名题赠的，而匾额的落款月份是12月。没有资料表明鲁迅1924年12月前与其他讲师联名题赠易俗社“古调独弹”的牌匾。
2005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陕西省志·文化艺术志》附录了《鲁迅先生及其同仁书赠陕西易俗社匾额——古调独弹》。据该文介绍，除了上文所述的高培支书迹之外（《陕西省志·文化艺术志》误以为新中国成立后高培支等“另制以资纪念”的匾额为鲁迅等人1924年所赠匾额的复制版），其后“古调独弹”牌匾还经历了三次制作。
1962年，易俗社为纪念建社五十周年，从鲁迅手稿中集字制作了下匾：
该匾由陶渠绘制设计，上下落款及人名由雷无尘书写。题赠者变为十人，依次为王同（桐）龄、陈定谟、刘文海、陈钟凡、周树人、孙伏园、李顺卿、王小隐、夏元瑮、关颂声。人名书写有误。未见蒋廷黻、李济之名。
1989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林丰拍摄西安易俗社史略电视片《古调独弹》，再次制匾如下：
改匾由田坤治钉架、刻字（仿鲁迅字体），李绪成绘制，雷振中提供考证，刘冬生书写上下款及赠匾人姓名。题赠者依次为陈钟凡、蒋廷黻、王同（桐）龄、李济、刘文海、周树人、孙伏园、王小隐、陈定谟、关颂声、李顺卿、夏元瑮。人名书写仍有误。赠匾者十二人无缺写。
1990年第四次制匾如下：
题赠者十一人，依次为王桐龄、陈定谟、刘文海、陈钟凡、周树人、蒋廷黻、孙伏园、李顺卿、王小隐、夏元瑮、关颂声。未写李济。这就是今天易俗社剧场进门大厅所见的“古调独弹”。
鲁迅等暑期学校讲师向易俗社题赠牌匾是集体行为，人数本应固定，排名应按一定规则。但后来的四次制匾，人名排序每次都有差异，并有人名被写错或漏掉，显然是人为所致。不知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
“古调独弹”四次制匾，第一次为高培支书迹；后面的三次，都是集鲁迅书迹或者仿鲁迅字体。也就是说，这四块“古调独弹”匾额，都非鲁迅亲笔题写。
那么，“古调独弹”究竟是鲁迅所拟，还是鲁迅所拟并亲笔所书呢？
单演义在1957年出版的《鲁迅讲学在西安》引述了当时招待鲁迅的易俗社元老李约之、高培支等人的回忆，讲得比较清楚：
鲁迅先生等人，到西安之后，屡蒙易俗社邀请观剧，因之临行前除捐款之外，又有联名题赠匾额作为纪念之举。据当时易俗社戏曲学校教务主任同时担任招待鲁迅先生的李约之先生写信告诉编者说：“匾额上所题的‘古调独弹’四字，是鲁迅先生拟的。鲁迅先生以易俗社同人，能于民元时即站在平民的立场，联合艺人，改良旧戏曲，推陈出新，征歌选舞，写世态，彰前贤，借娱乐以陶情，假移风而易俗，唱工艺精，编述宏富，因题曰‘古调独弹’，于褒扬之中，寓有规勉之意。可惜我们领会实践不够，有负盛谊，这是我们常引为憾的。”查1931年该社的简明报告书，确有“古调独弹”的题词与赠匾诸先生的名字，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了。据易俗社编辑萧润华同志说：“鲁迅先生等人的捐款名册，及题赠的匾额，统由浙江会馆转送来的。在1940年前，日本狂炸西安的时候都被炸毁了。”那么本书前面照片的匾额，是不是被炸前摄的？所题年月为什么与鲁迅先生等人来西安的时间不符？因之，我曾访该社社长高培支先生，据他说：“抗战中匾额被炸。解放后，许多同志来看该匾，因另制以资纪念作答；而年月又因孙编报告书与十二周年纪念所收题赠，排在一处，未加详辨，竟而粗心大意写为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应作自我检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