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1976年，西北大学从鲁迅于1924—1925年修订西北大学讲稿时与记录者昝健行、薛声震两人的通信中，集取了“西北大学”四个字，作为西北大学学报的刊名和西北大学的校名，并制成正式的校牌，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以鲁迅书迹作为校名的著名高校之一。
1978年西北大学恢复硕士招生后，中文系在国内率先开设了一系列鲁迅研究课程，组织编辑了《当代作家谈鲁迅》等书刊，并在国内最早招收鲁迅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了数十名专业人才，当年就涌现出了王富仁、阎庆生、李鲁歌、于宗其等日后在国内学界具有影响力的著名鲁迅研究专家，西北大学也因此成为众所瞩目的鲁迅研究重镇。
第二十三章
曲高和寡：暑期学校的成效
鲁迅在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讲演的中国小说史，之前已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课堂上讲了五六年，准备充足，内容精熟，他自己又很富有演说台风，从当年听讲者的回忆来看，反响还是很不错的，但从整体来看，暑期学校总的教学效果却不甚理想，除了一部分水平相当的青年学生可以跟上讲师所讲内容之外，大多数人听不懂或跟不上。这里面有多重原因。
首先，暑期学校听讲的学员学术水平和文化程度高低不一，大部分人听不懂或者难以接受讲演内容。暑期学校学员“除陕西省教育厅通知中小学教员和各县劝学所选派来的以外，有西北大学的学生，自愿听讲而报名的”。据当时西安各大报纸记载，报到情况是这样的：“除了西安选派的各中小学教员及西大学生外，其余各县，大约为大县六人或五人，其次四人或三人，其次二人或一人不等。如南郑县就是六人：‘计有高级小学教员王朝元，王松龄，女子高小教员吕兆璜，甲乙农校教员杨作栋，县视学樊尚仁，劝学员徐联甲等六人。’陇县为五人：‘高小校长石钟麟，教员张箴商、杨瑞堂、王子修、兰香斋等五人。’三原县为四人：‘计有县立小学教员韦文轩，民治小学吴仰峰，劝学所王立傅等。’肤施县二人，为高小教员张鹏飞、毕光斗。商县为高小教员邵鼎勋。……总计人数约七百，参加文史哲二组的，有昝健行、薛效宽、李滋荣等二百余人。”当时西北大学的学生人数也很少，1924年3月，国立西北大学正式开学时，全校共有来自秦、陇、豫、晋、直、鲁、湘、鄂、苏、浙、皖、赣、粤、蜀等十四个省籍的学生二百八十名，分属哲学、历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采矿冶金、农艺、畜牧等十三个科别，平均下来，中国文学也只有二三十名学生。因此，听讲的学员主要是陕西各地的中小学教员。而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王桐龄的《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历史上中国六大民族之关系》《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夏元瑮的《物理学最新之进步》、李济之的《社会学概要》《人类学概要》、陈钟凡的《中学国文教学法》《中国文字演进之顺序》、陈定谟的《知识论》《行为论》、蒋廷黻的《欧洲近世史》《法兰西革命史》、王凤仪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源流》《卢梭之教育观》、李干臣的《森林与文化》、孙伏园的《何谓文化》、王小隐的《人生地理概要》《戏曲与文化之关系》等讲题，均为各位讲师长期研究之专长，或专精，或前沿，大都高度理论化，对于中等文化程度且缺乏现代教育理念的中小学教员来讲，未免过于深僻抽象了。四十一年后，蒋廷黻回忆起对暑期学校学员的印象时说：“在西北大学夏令营演讲是很辛苦的。那儿的学生比平津的年纪大，像人面狮身像似的坐在教室里，他们太没有礼貌，不是喧闹就是打盹。我简直弄不清楚，他们是否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在。”
因而在开讲不久，西安几家报纸就流露出对暑期学校的不满和质疑——“听讲员大都系在小学教育界服务者，而其讲演则与小学教育毫无关系，结果不过为个人增添若干零碎知识而已。”很快，学员代表就与暑期学校沟通，希望增加与中小学教育相关之课题。《旭报》在8月2日题为《为暑期学校进一言》的社论中写道，“此次听讲诸君大半为各县高等小学或中学之教员、管理员，其留住省垣暑假不归之学生则亦有一部分焉”，“诸先生讲述之学科宜注重实用而不宜过于高深”，倘若讲题太高深，则无异于“掷珍珠以饷蜀鸡”，“宝则宝矣，于鸡无所得也”。
现将《新秦日报》《建西报》《旭报》对暑期学校的跟踪报道列表如下：
《新秦日报》：7月20日暑期学校今日举行开学式，7月21日暑期学校昨日举行开学式纪盛，7月22日暑期学校昨日举行开学式纪盛（续），7月24日暑期学校近讯二则（1.编印同学录之酝酿。2.讲义问题。），7月25日省署昨午欢宴暑校讲师，7月26日暑期学校之讲师将在储材馆讲演，7月30日暑期学校讲师之校外讲演，暑期学校新闻三则（1.听讲员全体推代表质问学校。2.京晨两报记者加入讲演。3.周树人今日东返。）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