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意识和灵魂终于不再游走。医生告诉他，“断了8根肋骨，还有1根锁骨”，“车侧翻后你撞到挡位杆上了，还好命大，内脏没有受伤，这几天血压也正常”。
　　伤情稳定之后，刘瑞俊他们将王建新送往敦煌，乘飞机返回西安，住进了西安红会医院。
　　“还能跑野外不？”王建新最关心的是这个。
　　“这个年龄受了这么重的伤，情况不容乐观。”西安的医生说的是客观事实，王建新已经48岁了，这一年正好是他的本命年。
　　“当时觉得挺灰心的，觉得以后可能干不了考古、干不了田野了，等于事情刚开始干就当头一棒。”多年以后，王建新说，当他听说有可能再也不能从事自己钟爱的考古工作时，他内心充满了遗憾和不甘。
　　但他没有那么容易放弃，他的精神世界是在苦难中构筑和锤炼出来的。与新中国同龄的这代人，那个火热的时代赋予了他们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他们的价值理念里，艰苦奋斗就是人生的本来，献身国家和事业就是生命的意义。所有这些我们现在认为高尚而伟大的品格，于他们而言就是日常，就是生活。
　　所以，王建新担心再也不能从事他的事业，不是作秀和造作，这是发自内心的惶恐和忧虑。
　　别人有一万个理由和借口放弃，王建新只需要一个理由来坚持，那就是“这件事情对国家有意义，我决定做它”。更何况，他现在正急切地希望在寻找大月氏的过程中检验自己新发现的理论。
　　好在静养几个月之后，他慢慢康复了。2001年年底，他还去南京参加了全国考古工作会议。“我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
　　寻踪天山
　　细勘岳公台
　　大月氏文化遗存到底在哪里呢？
　　2002年，从车祸中康复的王建新，脑子里依然盘踞着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现实的问题来自亲人：爱人和儿子心疼他，也不放心他，极力劝他放弃野外考古工作，还动员了所有亲友轮番劝他。
　　49岁，已经快到知天命的年龄。这个年龄阶段的许多人，已经阅尽生命与生活的内容，知道一切不过如此、毫无新意，而且无论是身体还是事业都已攀上顶峰，从此不管向前向后还是向左向右都是在走下坡路。人生所求或者得到或者未得，满足或者失望，结果皆已了然于心。所以这个阶段的许多人，常常会有一种无意义感，假如境界仍然停留在“一切只为自己”，那就可能走向颓废与消沉，抑郁与忿怨。救赎自己的唯一道路就是开阔心胸，赋予生命更大的意义，把人生奉献给别人、给事业、给国家，这样才能提振精神，激发动力。
　　在养伤的几个月里，王建新想了很多，这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对后半生的筹划与希望，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要做什么。其实，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来说，他这次都是满血复活，所以对于亲人和朋友们的劝阻，他只是沉默。
　　相濡以沫几十年的爱人知道他的好奇心还跟孩童一样，也知道他的执着和倔强是用秦巴山里的大锤锻打出来的，因此最终只能叹了一口气，千言万语都化成了一句话：“出门多加小心啊。”
　　6月，学校的教学工作一结束，王建新和刘瑞俊就前往甘肃酒泉。西北大学考古系的赵丛苍教授正在酒泉的西河滩遗址做西气东输工程的抢救性发掘，王建新他们先去西河滩工地看望了赵丛苍教授和实习的学生，然后准备前往安西取回去年车祸以后就一直留在那里的皮卡车，筹备下一步的考察调研。
　　然而，王建新的胃病却在这时候犯了。上腹胀满，灼热之痛过后是刀割般的尖锐之疼，最后，这种痛扩散到整个腹部，王建新疼得直冒汗珠，疼得无法入眠。这是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引起的，是胃对不被重视的抗议。当地卫生所的大夫判断，这是急性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溃疡，非常危险，一刻也不容耽误。无可奈何之下，王建新又返回西安住院治疗。
　　在医院将近一个月时间里，他始终陷在对“敦煌、祁连间”这一地理区域的怀疑中。从兰州到敦煌，他已经走过好几趟，两年来的调查和发掘，让他对河西走廊西端的环境和生态了如指掌，闭上眼睛脑子里都能浮现出那片如同烈焰焚烧过的戈壁。怎么看，那片区域都不是一个理想的生存之地和完整的文化空间。
　　而他也始终被巴里坤岳公台的那片遗址所深深吸引，东天山脚下的莽苍草原上，那些石堆遗存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建制上看，都让他觉得，那里应该是某个古代文化空间的中心地带。
　　这样，他逐渐形成了“大范围文化调查，小区域精准发掘”的工作思路——扩大调查的地域范围，也许可以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还原出曾经活动在这一空间的古人群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到出院的时候，王建新的视域已经延展到了整个天山山脉，他决定从巴里坤岳公台遗址开始调查。
　　7月中旬，王建新带着刘瑞俊、陈新儒、陈小军、丁岩，直接奔赴巴里坤。
　　刘瑞俊参加工作已经四五年了，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渐有心得，来自内蒙古的他熟悉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时常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给大家以启迪。丁岩是王建新2000年招收的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考古，2003年硕士毕业后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
　  （未完待续）

编辑：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