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未平
他讲了两个方面，“一是到上个世纪末为止，中国考古学界整体没有走出国门。虽然八十年代有出国留学的人，但即使到了国外，研究的课题还是中国考古，很少有人做外国考古。对中国考古这么一个大国学科来说，我们只是研究中国考古，而在此外的领域几乎没有发言权。我们的近邻日本有埃及考古学家、西亚考古学家，也有研究非洲、中亚、美洲的学者，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状况不符合中国考古学科的大国地位。
“其次从文明研究来说，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开始，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文明、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但是如果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特别是对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不了解，而且也不了解中国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这些文明的互动关系，那么怎么可能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中国文明的特色、特征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认清，关起门来研究中国文明就是自说自话，是不可能弄清楚的，对研究中国文明本身来讲，也必须走出去。从学术研究、文明研究，特别是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中国考古必须走出去，不能再等了。”
后来，王建新写了一篇文章《呼唤世界考古学中的中国考古学》，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的这些想法对大多数考古学者而言，无疑是大胆超前，甚至异想天开的。
在从成都回西安的路上，王建新下定决心，不能再等机缘了，机缘得自己创造。
踏上寻找大月氏之路
河西走廊
2000年，人类步入新千年，同时也跨入了21世纪。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因登峰造极的学术成就和名冠世界的学术声誉，成为那个时代学术界的象征和符号。1972年，他曾这样预言：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他还说：如果有来生，我愿在中国。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中国一败再败，几乎让人绝望。好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并未泯灭，救亡复兴的能量依然深厚而强大。倥偬之间，又一个百年，又一个轮回。这次，中国充满自信、喜悦和期待迎接自己的21世纪，并将此视为新纪元、新征程的开始。
这年暑假，王建新团队正式踏上寻找大月氏之路，对他们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开端。踏出这一步，他们开创了两个第一：国内第一次以考古手段寻找大月氏文化遗存；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第一次系统开展游牧文化研究。
寻找大月氏就当然要锁定河西走廊西端，因为《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月氏最初行牧于“敦煌、祁连间”，而锚定的研究对象则是墓葬，因为游牧人群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能够留下的遗迹不过墓葬而已。
20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7月29日，“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会议开幕之前，王建新与自己的老朋友、日本茨城大学教授茂木雅博相约，花了一周时间仔细参观了敦煌莫高窟。茂木雅博是位非常友好的日本考古学家，他在西北大学设有奖学金，后来还将自己的一部分藏书捐给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8月3日会议结束后，王建新又和茂木雅博从敦煌到兰州考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
结伴而行的还有茂木雅博的中国留学生孙晓岗，以及一名日本女研究生。奇缘邂逅，好像天意注定，四个人都属蛇，茂木雅博比王建新大一轮，王建新比孙晓岗大一轮，孙晓岗又比那位日本女学生大一轮。这迅速拉近了大家的关系，四个人都十分珍惜这样的缘分，这趟旅行从一开始就充满愉悦和趣味。相同的专业领域，相同的学术志趣，他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每当有人贡献新的观点和新的史料时，车里就充满了兴奋和激动。河西走廊燥热的夏天，烘热了四处飞扬的灰尘，晒蔫了杨树和庄稼，却没有让这一车人感到丝毫的旅途劳顿和夏日困乏。
他们从敦煌到玉门，过嘉峪关、酒泉，再到张掖、山丹、武威，最后抵达兰州，沿路参观和考察了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和重要遗址。而王建新更关心的是河西走廊上公元前后的文化遗存，还有这里的山川河流等自然环境。
河西走廊，一个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连的名称，虽然是一个地理学名词，却蕴含着更为厚重的历史文化意义。
河西走廊因位于黄河之西而得名。从兰州向西钻出重峦叠嶂的乌鞘岭抵达古浪县，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平川延伸至视野的尽头。南边是嵯峨的祁连山，铅云、雪峰以及黛黑色的山峦，阴冷阴沉。北边是一溜土墙般的山带，往西到张掖以北，被称为龙首山，龙首山以西是合黎山，合黎山以西是马鬃山。这条山带将北边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阻隔在外，它们被风沙侵蚀成了亘古荒凉的残垣断壁。祁连山与北部山带之间的平川就是河西走廊，走廊的西口与塔里木盆地相接，而东边尽头正是乌鞘岭。
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属于干旱半干旱区，滋养她的是祁连山上丰富的冰雪融水。河西走廊自东往西依次排列着四大内陆河水系：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疏勒河水系和党河水系。清澈甘洌的河水冲出祁连山的各个山涧，在扇形的冲积平原和洪积平原上浇灌出肥沃的武威绿洲、张掖绿洲、玉门绿洲和敦煌绿洲，又义无反顾地奔向荒漠深处，在不断跋涉中耗尽自己，荒漠戈壁中最远的一抹绿色就是她们最终香消玉殒的地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