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未平
留校半年后，王建新被派往北京大学进修一年。新教师到北京大学进修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的主任是苏秉琦先生，副主任是俞伟超先生和严文明先生。王建新有半年时间跟着俞先生听课，另外半年时间跟着严先生到山东烟台地区做发掘。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方向领域、不同的研究方法，使王建新的这次学习成为一次深刻的思想碰撞，他开始在意“一些理论、方法方面的问题”，并“真正开始思考考古学的本质是什么”。“把区域研究和点的发掘结合起来”的方法，就是他在北京大学的考古实践训练中，得到的一个重大收获。
1984年春天，学习结束的王建新回到西北大学，和另外两名老师到案板遗址带学生实习发掘。案板遗址在西安市西边100多公里的扶风县案板村，案板文化属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新石器文化。搞秦汉考古的他现在开始上手新石器考古研究，也做得有声有色，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其中，《论案板三期文化遗存》颇有影响。而这，“完全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属于工作需求”。
两年之后，王建新有机会被公派前往日本留学。他选择了奈良教育大学，因为奈良是日本古都，离考古研究单位比较近，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日本考古界。在日本期间，王建新就时常去参加日本考古界的会议。1990年代初，他又在日本茨城大学任教一年，其间做了关于东北亚青铜文化的研究。他曾经讲起自己当时的经历，“先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去了解这方面已有资料和研究成果，把茨城大学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又跑到东京大学去看，那里的资料更多。那时候搜集资料经常早上坐电车去，晚上才回来。不敢说所有的都看完了，但90%以上都看了”。那段时间，他发表了几篇影响较大的学术论文。1999年，王建新又整理多年心血，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关于东北亚青铜文化的专著，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东北亚系青铜文化”的概念。他在学术论文和专著中提出的观点轰动了日本考古学界，也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的注意。
其实，王建新最感兴趣的是商周考古和佛教考古。商周考古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产生的想法，后来去北京大学进修，他还专门跟高明先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古文字，就是为此做准备。而对于佛教考古，他一直很痴迷佛教的石窟造像，还曾去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的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以及山西云冈石窟和河南的龙门石窟等地考察研究。
无论是工作需要的秦汉考古、新石器考古、东北亚青铜文化研究，还是自己痴迷的商周考古和佛教考古，沿任何一个方向做下去，都会是一个学术富矿，而他个人的学术道路和事业前途必然光明可见，更何况他在新石器考古和东北亚青铜文化研究方面已经饶有建树，卓有声誉了。
一切都在樋口隆康做完学术报告之后改变了。樋口隆康关于大月氏出于中国，而中国考古学家却不清楚遗存在哪里的问题，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对王建新来说，都关乎尊严。黄文弼先生留下的种子不仅仅有学术传统，还有考古学人的民族气节和学术自强，这是另一个战场的斗争。此时，埋在王建新心中的关于丝绸之路考古的种子被催生了。
1995年，王建新担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教研室主任。李学勤先生从北京捎来话，“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一定要搞丝绸之路考古”。李学勤先生当时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当所长，同时也是西北大学的双聘教授，每年都会来西北大学工作一段时间，给学生授课，指导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做科研。对文博学院和王建新来说，李老师是自己人，他了解黄文弼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北京大学俞伟超先生、严文明先生也鼓励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走出去。丝绸之路考古的种子不但被催生了，而且也得到了肯定和勉励。
最终，在多次讨论之后，王建新带领考古教研室的老师们为考古学科的发展制定了十六字方针：“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考古再次成为西北大学考古学研究的方向之一，王建新将其称为“重启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并把切入点放在了大月氏研究上，计划沿着大月氏的足迹，先国内后国外，让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实现走出去的梦想。
20世纪90年代后期，王建新已经年逾不惑，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已经成长为成熟稳重的学术骨干了。他的注意力和研究方向彻底转向大月氏问题，以前从事的领域和方向逐渐进入整理、总结和收尾阶段，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忍痛割爱，而且，这个选择意味着重起炉灶，从零开始，风险不可谓不大，如果失败，他个人的学术前途也将废毁殆尽。走出舒适，勇担重任，这就是一条棘荆之途。
机缘一直不巧，人员、经费和物资保障需要筹备和等待，最难的是 时间无法 统筹和计划——大家总是冗务缠身，总是琐事繁多。在等待机会的同时，王建新还参与了三峡抢救性考古发掘。
1999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千禧年来临之前，在四川成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召开，考古界大咖云集。这次年会的中心议题是“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的考古学问题”，但在会议闭幕式上，王建新主动发言，话题却是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出去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