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1940—1945年，女作家谢冰莹在西安主编《黄河》。她对西安投以详细的观察，对女性的命运尤为关注。在她的眼里，西安可以看到“两种情调不同、相差两个世纪的女人”：一种“是代表十八世纪的女人”，“她们一双裹得像红辣椒一般的小脚，走着东倒西歪的步子，夹在人丛里面，时时都有被挤倒的危险”；另一种“是代表着二十世纪时代的新女性”，“她们穿着和男子一样的军装，打着裹腿，扎着皮带，穿着草鞋，走起路来那么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着胸膛，两眼直向前视，她们是正在中央战干团或者劳动营受训的‘女兵’”。还有无数穿着中山装或学生装的女性，有的是机关的公务员，有的是在校的学生。这两种不同的女性，常常令人有时空错乱之感。小脚老太永远无法想象会遇到小姑娘这样的“天足”，这些和男人一模一样的小姑娘，在她们的脑海里，“不但是个奇迹，简直是个神话”。也有开明的老太太，诅咒“自己已死去了的黄金时代”，但少之又少。比如，邻居一位开明的老太太，就不让自己的孙女缠足。在她看来，现在是大脚时代，“世界变了，缠足不时髦，再说跑警报也不方便呀”。女人们很少出门，即使跑警报，也将自己用头巾包得严严实实……因此，在西安居住，要雇用一个老妈子或者奶妈，很是困难。偌大的城市，没有荐头行（即职业中介机构）。仅红十字会街有两家介绍河南妈子的挂着牌子，大车家巷有一位张老太帮忙介绍本地的老妈子，但没有挂牌，非有熟人介绍不可。而外地人，几乎都不习惯本地的老妈子，“最大的原因是语言不通，其次是价钱太贵（她们要比河南女工贵一倍或二分之一），不清洁，而且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回家”。不过也有例外，谢冰莹用过的郭妈，除了喜欢小偷小摸贪小便宜外，简直无可挑剔。她个性强、爱清洁，从不糟蹋东西，思想进步，同情遭遇家暴的同性，关心战事，一看到主人看报就问：“打到哪里了？日本鬼快败了吧？汪精卫死了没有？”谢冰莹称她“真是个西安的老新女性”。在谢冰莹看来，西安“妇女教育还在萌芽时期” ——“许多家长送他们的女儿上学，并不是他们重视妇女应该与男子一样受同等教育，而是害怕女儿不读书，不能嫁一个比较有好地位的女婿，因此他们送女儿上学，为的获到一张可以当作嫁奁用的文凭”。在女孩子本身，大多数学习也不认真，将精力花在选择时装、烫头发和染指甲上。抗战爆发以后，大批学生随高校迁移流亡到西安，大量文化机关设在西安，杂志也雨后春笋般出版，西安群众的文化水平得到提升，文化教育事业大为进步。可能是西安长期作为帝都的原因，一般人的思想相当保守，妇女受到严重的轻视，男女极为不平等，女性好似一件物品一样没有半点自由。妇女识字班，很少有人去；妇女活动，很少有人参加；从事妇女工作的，一般都是外省的妇女。“西安的妇女运动实在太沉闷了”。谢冰莹担心抗战胜利后，外省妇女撤走，西安的妇女工作岂不要停顿下来。事实正如她所料，西安的妇女工作非但停顿了下来，而且好长时间也没有进步。
从王桐龄、谢冰莹详细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20世纪20—40年代的西安，其城市的现代化刚刚起步，在交通、金融、市政、实业等标志着一个城市现代化的诸多领域，这所古都都处于空白阶段，但现代文明的意识，已随着王桐龄、鲁迅等京津宁等地学者的到来而逐渐萌生或者苏醒。
第十八章
“猗欤盛哉”：
暑期学校开学仪式
1924年7月20日，天气晴朗，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联合暑期学校开学仪式在西北大学礼堂举行。鲁迅当天日记记：“赴夏期学校开学式并摄景（影）。”
当时的西北大学校址位于西安城内东木头市。这里原为1902年陕西大学堂的故址，1912年西北大学成立，本部在习武园万寿宫，预科在东木头市。1923年刘镇华在东木头市重新筹建国立西北大学。这里面积六十多亩，房屋七百余间，北半边被陕西教育会、水利局、林务处等机关占用，学校发展受到限制。加之“学校房舍，皆系旧式建筑，不宜作讲堂等室之用；大一点的讲堂内柱子很多，有碍学生的视线；大礼堂纵短横宽，亦不适宜于人多听讲”，因而“暑期学校以人多教室不敷应用，曾商借教育会大庭作为讲堂”。不过校园环境不错，“院落的周围有回廊，既避风雨，又壮观瞻；院内佳木繁荫，空气清新，使人感到特别愉快！两旁的跨院，为教职员的办公室、宿舍及学生的寝室，以面积不大，颇感拥挤”。鲁迅到西北大学后，即住在校内教员宿舍北院。
开学仪式由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马凌甫和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共同主持。陕西省省长、督军刘镇华没有出席（不知是事务繁忙还是不够重视），特委派郭涵为省长代表、范滋泽为督军代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