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民国政府提出开发西北的战略，很快得到全国的支持和呼应。政府当局和公民个人无不以建设西北为当务之急，一时间，各种关于开发建设西北的计划、方案、报告和研究成果纷纷出炉，“到西北去”“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流行口号。他们或为西北开发和建设建言献策，或提供资金上的帮助，或游历考察西北，或到西北去工作，一时间，西北开发和建设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作为西北桥头堡的西安，自然成为西北开发和建设的重中之重。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民国中央政府决定以洛阳为行都，以西安为陪都，并将西安易名为“西京”。政治地位的提高，使得西安更加受到重视。不过，由于交通不便，西安的发展限制依然很大。
　　1931年，陈必贶游历西安，他觉得西安人衣装实在是古朴“老土”，“大概在西安市上无论男女、衣服的颜色，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蓝和黑的，很少有鲜艳的颜色。然而少女们有时免不了穿些鲜艳的衣服，戴一顶花边帽，但是那比之上海的鲜艳来，西安的衣服要退到十八世纪去了”。当时的西安，自然与大上海无法相比。不过，他对西安人的印象不错，“这一带的民情倒很刚直，而且质朴耐苦，为他处所不能及。另一方面，人民的思想也并不十分顽固，原来陕西革命分子相继不绝，也就可以表现出来。在南方，湖南人别号叫作‘湖南牛’，这是对湖南人的艰困耐劳表示得十分像了。我以为北方的陕西人与南方的湖南人很有些相像，他们往往都是易于进步的而又是能耐苦的。”诚哉斯言，陕西是北方第一个响应辛亥革命的省份（南方是湖南首应），也是全国大革命运动开展最为蓬勃的地区之一。更难得的是，他在西安的古风中发现了酝酿中的新气息——“西安的风虽然还很浓厚，然而在目前却也布满了一股清明的风气。假如一个游客的感觉不是十分麻木的话，他到了目前的长安道上，必然感觉得，他是在伟大的同时又是新鲜的氛围之中，仿佛一切都在生动、萌芽，如同现时春天的野外一样。”
　　在“到西北去”“开发西北”的声浪里，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严济宽，同几个青年同伴来到西安任教。在他的印象里，“西安的民情，十分淳厚，崇尚朴质，不事浮华。从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性情是刚强的，直爽的。不像南方人的滑头滑脑，这一点还保存着古人的风度，在奸刁诡诈的二十世纪，这种人是不多见的了。可是他们也有短处，就是懒惰和吸食鸦片”。他觉得，“西安人和西安的地方一样，是很古朴的”：老人长袍大袖，飘飘然有古风；中年人也是长袍，不过款式多些；青年学生，夏天是白色的学生装，春秋是灰色的学生装，冬天，外面加件大衣。西装少年很少见，即使有也是从南方来的。无论老中青，“他们所用的衣料都是棉制成的粗布，绝不用外国货的。……他们的朴素，就如江浙的乡下人差不多，这实在是一种极好的风气”。尤其是西安学生的彬彬有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五四运动之后，旧礼教被打倒，不知不觉的把一般的礼貌也打倒了。于是学生不敬仰师长也成为习见的事情。但是在西安，学生们仍然是有礼貌的。他去看先生，必先敲门，见面，一立正，然后讲话，讲完话后，又一立正，始慢慢地退出。如在路上遇着先生，必一面鞠躬，一面叫‘伊先生’，等先生走过了，再向前进。这样有礼的情形，在现在国内是很少见的。”但他觉得西安学生的天资，似乎不尽如人意。比如上英语课时他发现，有几个人把day读die，他纠正了几次，没有一点成效。总体看来，西安的教育还很落后，学校虽不少，但派别太多，缺少团结一致的朝气，成绩尤少。严济宽在西安工作了半年，对西安的印象是——“西安是个弥漫着古香古色的都市，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都是东方固有的东西。”和他同去西安的几位朋友，皆是江南的时髦少年，站在时代前面的人，“一到西安，他们就要大读其诗词歌赋，大卖其古董字画，俨然是冬烘头脑的老先生，足见这古老的都市，蕴藏着极大的复古的魅力”。回到上海之后，他回想在西安的生活，觉得“俨然是在太古时代一般”，自己是从古代到现代穿梭了一次，“差别如是之大，这实在是梦想不到的”。严济宽在西安待的时间较长，他的所见所感所言，颇能切合当时西安及西安人的实际。
　　对于王鲁彦的到来，“蓦然有一个那么有名气的文艺家到西北来，的确是很使人兴奋的”。1934年2月上旬，王鲁彦离开上海到陕西合阳县立中学任教，8月下旬转任西安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教师（其间，7月下旬回上海），1935年底回到上海。在陕西期间，他先后创作了《惠泽公公》《车中》《桥上》《鼠牙》《枪》等小说，《新年试笔》《西行杂记》《西安印象》《幸福的幻影》《关中琐记》《驴子和骡子》等散文，翻译了波兰作家斯文妥珂夫斯基的长篇戏剧《阿斯巴西亚》，“把这荒僻的西北介绍到外面去”，同时把新鲜的空气带进来。这些作品都在省外发表或结集出版（多在上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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