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

我每天都被感动包围着，这些细小的平凡，让我感受到爱。

——题记

一、序子

农历庚子春节，注定是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春节。不管历史能走多远，这个春节都终将永远镌刻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之一。

己亥年腊月，荆楚之地，一场人类识所未识的瘟疫全面暴发，人们从最初的犹疑、未知、惶恐、焦虑，到后来的无助、感动、愤怒、无奈，各种情绪交织着。一夜之间，新冠肺炎让人类被迫就地止步。

国人过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春节，本该团圆，本该祥和，可是终究不祥。

农城杨凌。瘟疫之下，无处可藏，人人都很恐慌，谁也不知道谁是感染者，谁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一夜之间，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让我们人人自危。

杨凌宛若空城。

大年初五下午，我下班回来。站在停满了车的路边，四周死寂，没有车辆，没有行人，鸟儿也不知所踪。只有红绿灯尽职的变幻着，人行道上行人通行的电子提示音听来格外荒凉和寂寞。我站在等待通行处，尽管一个人一辆车也没有，可我还是听着那个毫无感情色彩的电子音等待着，等着对面的绿灯亮起。这时候，我第一次感到恐惧紧紧地攫住了我。人们都说人心叵测，可没有人的时候更叵测，更恐惧，更害怕。一时间，悲从心起。

杨凌是一座农耕历史之城，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现在重要的时代使命，让这个仅仅有着135平方公里的小城有着两个高速出口，东西两个口是高速进入小城的入口，西入口理所当然的成为进入杨凌的西大门，曾经是增加了便利的出口，如今成了病毒的潜在入口。

人群：一个临时组织

在这里，从大年初四开始，两级政府的相关部门，抽调人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临时组织，一起负责这个卡口的车辆和人员排查。他们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凡是从高速口出来的车辆，必须要经过人车排查、询问、测量体温，询问是否经过疫区或曾经去过疫区、来杨凌干什么等等。简单、枯燥却使命重大，因为随着疫情感染人数的增加，防输入成为各地拉起的警戒线，所以，责任重大。

我就是在这里见到丁蕾的，一位交通警察，我的采访对象。   

接到这个选题，按约定要给采访对象打电话事先联系一下。电话打给丁蕾的时候，她清亮的嗓音里透着疲惫，我注意到，她每说一句话都要咳一声，清清嗓子，因此尽管只是几分钟的预先联系，那一句一顿的咳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用猜都知道，这几天一定是每天坚守在高速路口，不停的说话、讲解、劝阻，造成嗓子不适。虽然如此，可她的语气里却依然透着乐观。“我们每天三班倒，我上的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的班，一天下来要劝返一千多辆车、两三千人”，这么庞大的数字，可丁蕾说来更像是说别人的事。

这次通话是在大年初八，也是疫情防守最为紧要的时候，所以这次通话没有持续几分钟。后来，我数次联系她，她都是话说了一半说是回头打给我，就再也没打过来，个别的晚上，微信告诉我要照顾儿子，等睡了联系我，也依然再无下文。偶尔翻看她的朋友圈，也是激励人心的正能量，哪里的村民给岗点送来了热乎乎的烩面片，哪里的群众新烙了饼冒着寒冷给送过来。

直到正月十九，我才在西入口见到她。一路上阳光正好，我驱车沿着西宝中线向西驶去，沿途的村庄、房舍以及商肆，静静地矗立在温和的阳光下，立春已过，空气中却透着无以言说的冷寂和悲凉，偶见行人，也是各个村设在村口的检查人员，戴着口罩和红袖标，坐在桌子后面，袖着手，眼神里透着空茫和悲伤。这个春天，真是一个哀伤的春天。

车停下来，打开车门，一股浓郁的84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地面湿漉漉的，看来是刚消杀过。远远地，我看见一群人戴着口罩和帽子，在晴光潋滟的高速西口和一群人说着什么，我在浓郁的消毒水里走向那群人，我已无法分辨出全副武装之下，哪一个是我要找的人。

丁蕾发现了我，呼喊着我的名字走过来。口罩下，一双秀丽的眼里透着疲惫。

我讲的故事要开始了。

二、请缨

作为一名有着21年从警经验的“老”交警，丁蕾本来不会出现在这里。

大年初四，示范区交巡警支队召开紧急安排部署大会，要求全员上班，立足各自岗位抗击疫情，那个时候，对于新区大队违法处理大厅负责人的丁蕾来说，示范区交巡警支队一楼是她应该去的岗位。下午大队工作会议结束后，丁蕾感觉事态有些严峻，想着一楼大厅过年期间任务不多，请求能够去一线支援。大队长李亚峰考虑到女警执勤有诸多不便，明确拒绝。违法大厅本来人手就不多，过年期间值守，或许网上办事的群众还会不少，留在大厅也是干好本职。初四下午，丁蕾看到大队工作群里从年三十一直执勤到初四的一线民警口罩缺乏、在岗时间长，就和大厅里的同事商量，看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去一线替换那些已经坚守了几天的同事。让她吃惊的是，这些平常看上去柔弱的女同志竟然无一反对，纷纷要求前去支援，甚至大厅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也要求去一线。丁蕾告诉我，正是大家不谋而合的想法和整齐劲儿给了她巨大的信心。这一次，她再次向李亚峰申请，发出去的信息根本就没人回。初五下午，丁蕾实在忍不住了，步行到单位，去找大队长李亚峰，表达了全体违法处理大厅警察的集体请愿，这一次，组织同意了。我问丁蕾，你是怎么说服领导同意的？她说，我就说一线警力明显不足，还有个别人在工作群里因为疲惫有些负面情绪，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女同志也能和男同志一样冲锋上阵，这样对男同志也是个鼓舞。

第三天，也就是初六，除了那两位年纪稍长的老同志继续留在大厅值守和一位因案接触疑似患者的警察之外，新区违法处理大厅的七位同志一律被分配至各个岗点，“如愿以偿”的冲在了第一线。这其中，有五名女同志，三个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每天早上八点到岗，下午四点换班，从大年初六一直到正月十四，每天八个小时，丁蕾就和其他两级政府抽调的工作人员一道，守在高速西口。疫情初期，大家对疫情的重视程度不够，管控程度也不是太严格，每天从高速杨凌西口下来的车辆至少有一千三百余辆，八小时站下来，不仅腿是肿的，腰也受不了，连嗓子都是哑的。不停地询问、查验证件、车辆消毒，一天下来，回到家里简单的消个毒便倒头就睡，甚至连老公回来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弄不清。如果只是这些例行检查也没什么，可在疫情之下，个别情况总让人想起来就后怕。丁蕾给我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一辆天水牌照的车在例行检查时，明确告诉工作人员，他们一家三口从天水赶回杨凌看病，因为是杨凌户籍，孩子咳嗽，当地医院由于医疗条件限制，不接受外地患者，所以他们赶紧开车赶了回来。在给村委会打电话核实情况后，丁蕾她们赶紧给120急救中心打电话，让急救车把一家三口送到了医院。而2月3日确诊的杨凌首例冠状肺炎患者，也曾于三天前曾两次从西口上高速往返绛帐参加吊唁……这些事后想起来状况百出的例子，每天都在发生。我问丁蕾，怕不怕？她回答我，当时也不知道那个人后来确诊，想着都是正常检查，也做好了防护，不害怕。

这种一天上够八小时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四，丁蕾的执勤时间才调整成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比之前少两个小时。因为这段时间，随着疫情的不断扩大化，示范区的查控指导方案也在不断完善和升级，每天过往车辆都在递减，昨天，也就是正月十八总共检查了四五百辆，要么是杨凌本地车辆，司乘人员持有杨凌身份证，体温正常，人车消毒后就可离开；遇到外地人员和车辆一般会劝返，来办事的特殊处理，前提就是拒绝将一切病毒隔离在杨凌之外。昨天下午，下班后的丁蕾回到家看到抖音上有教做韭菜盒子的视频，就分别用发面和烫面给孩子们做了韭菜盒子，也是今年春节她给孩子们做的第一顿饭。孩子们告诉她，烫面的好吃。那一刻，临近正午的阳光照在这个性情活泼的女警身上，透着格外靓丽的光芒，“这是我第一次做，你看，还不错吧？”丁蕾给我翻看着手机里拍摄的韭菜盒子的照片，眼角的红血丝透着柔软，也透着骄傲和自得。

 “还是别写我了，我觉得我们大厅那些女警更辛苦”，这是短短的几个小时采访，丁蕾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这个阳光纯真的女交警，骨子里有着水晶般的透明。那些让她感动的同事、亲人、邻里，还有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都是她口中让她欢喜的来由。每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像今天站在这初煦的阳光里一样，温暖，贴合，春风正好。

刚开始执勤的时候，由于西出口没有卫生间，男同志还好办，女同志就很不方便。为了减少上厕所的频率，丁蕾和她的同事们尽量少喝水，或者尽量不喝水，特别是从区政协抽调上来的一位老同志，为了不上厕所，从早上上岗到下午下班，一口水都不喝，就怕执勤的时候有疏漏。还有一些女同事，到了每月的特殊期，站在刺骨的寒风中坚守着，虽然很痛苦，也依然没有抱怨。后来细心的岗点负责人发现了这一情况，及时协调了旁边的高速管理所，经过沟通，在测完体温之后，准许她们进入到办公大楼上厕所。丁蕾还有一位违法处理大厅的同事，今年47岁，由于爱人不在家，自己不会开车，腰椎也不好，每天坚持步行从田园居小区到高速东口执勤。爱人在外地，家里的孩子让自己照顾自己，父母则已经八十多岁，靠每天打电话了解情况。就是这样，从上岗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缺席过……说起这些身边的典型，丁蕾说，看看我的同事，我还有什么可值得接受采访的？

三、感动

算起来，从正月初六上岗到现在，丁蕾已经在高速西出口坚守了整整两周。两周下来，除了正常的上岗执勤，她在前几天又接手了一件新的业余“任务”。

正月十四那天，她刚调整成下午两点下班，还在回家路上，就接到了楼上邻居的电话。这位大学老师在电话里告诉丁蕾，他目前住在别的小区，由于各小区采取人员隔离，他出不来，没有办法照顾独居的93岁老父亲。前几天他过来给买了蔬菜，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拜托丁蕾过去看看，他家楼上的钥匙随后委托住在本小区的一位同事带回来。丁蕾接到电话后赶紧下楼去敲门，老人由于年岁偏大，加之耳背，把旁边邻居都敲出来了，老人也没有开门。丁蕾只好继续使劲敲，大概是门的不断晃动，提醒了正在门后经过的老人，老人打开了家门。说了半天也听不见，丁蕾只好找来笔写下“叔叔：我在11楼西户住，我是警察，您有需要帮助的就来找我”，老人用纸笔告诉丁蕾，家里什么都有。丁蕾不放心，还是到厨房检查了一下，看到案板上有蔬菜和挂面，才安心离去，并电话告知老人的儿子。从那天开始，丁蕾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准时出现在老人家里，以便随时提供帮助。

丁蕾和爱人都是警察，遇到任务，双警家庭就得克服一般家庭难以想象的生活困难。丁蕾和爱人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今年15岁，小的是个儿子，不到三岁，在别人眼里凑成一个“好”字的幸福家庭，在这次疫情战打响之后，一对“好”送到哪里却成了执勤工作最大的难。

一开始，丁蕾把儿子送到了公婆那里。公公婆婆今年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公公还是所在小区的业委会主任，一位很热心的老人，现在还坚持每天在小区门口帮助排查车辆和值守防控工作。疫情初期排查的时候，公公去排查了一户从外省回来的住户，考虑到安全，丁蕾就没再把儿子送到公婆那里，而是让女儿在家照顾了弟弟两天。可是这个不到三岁的小男孩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一回到家，女儿噘着嘴给丁蕾告状，表示实在是没法再照看弟弟。

而丁蕾的父母大年初一一大早就自驾车去了云南，那时候疫情还不是很严重，很多人还没有居家意识，丁蕾说，就像我们劝孩子穿秋裤一样，她怎么都劝不住二位老人，结果到了初四，当她打电话告诉父母将要去执勤的消息，她七十岁的父亲连夜开车赶回了杨凌，要给她照顾孩子。照顾孩子当然成了空话，父母一回到杨凌就居家隔离了，目前还在隔离期，丁蕾自然又多了一件事：隔三差五的买了菜给父母隔着小区护栏递进去。

丁蕾说，正是特殊期间，同事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和责任、亲人给予的理解和关爱让她才有了克服困难的勇气，才有了坚守一方的底气。而那些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则更让她终生难忘，她之所以再辛苦也能忍受，就是来自那无时无刻不在的感动。

疫情发生以后，那些年前就囤了货准备售卖的生意人损失巨大是能够想象得到的。这其中有一位做水果生意的老板，自己在损失了七八十万的情况下，还打电话联系到她，给她所在的西出口送来了烙饼、辣椒炒鸡蛋和蔬菜汤，当看到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如此辛苦的值守时，这位大姐边递饭边泪流满面。当第二次要来送饭时，考虑到疫情风险，丁蕾婉拒了，“自己的损失还在那里，却还想着别人，这位大姐真的让人很感动”。在被拒绝后，这位大姐又自发给所在小区的执勤人员做了饭送过去。而在他们执勤的所在地揉谷乡，一位群众先后自发送来了烩面片和炒细面。还有一些群众，自发送来油饼、卤鸡蛋、卤豆干，还有一些人悄悄地放下方便面等物资开车就走，追都追不上……

而每天下了班，经过小区门口时，物业一位女工作人员总是见了她要问候两句，或者叮嘱两句，刚开始丁蕾还以为是无意为之，后来才发现，每次见到她，这位工作人员都会站起来问几句。还有她的邻居们，知道他们两口子都是警察，纷纷要给他们帮忙带孩子……

说到这些，丁蕾告诉我，我是个警察，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可是大家给予我的太多了。

结束采访的时候，丁蕾送我到车前，默默地掏出一个N95口罩，说“你戴上这个吧，这个安全一些”，口罩下，眼神里是遮不住的柔情。

四、保密

 井延斌是示范区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的支队长，仅仅是看这个单位的名称，就知道意义重大。当我对着一身深蓝警服、佩戴口罩的井延斌说明来意时，他抱歉的笑了笑，可能你的采访要白跑了，我们这个单位涉密，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但是有一点可以说，我们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肩负的是保卫网络主权的任务。瞬间，我的心提了起来。

对着一个什么也不能说的采访对象，可以说，我的采访基本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空跑，对于他的工作，我只能在这里标注上“此处省去五千字”。

那就说说之前你的工作吧。井延斌脱下帽子，跟我聊起了他的职业。

井延斌的警察职业生涯有二十多年了，一直泡在刑警队和基层派出所，杨陵公安分局的基层所队基本上都去工作过。不同的是，这二十多年里，从刑警队、五泉所到揉谷所，随着所处单位名称的变化，井延斌这个基层民警的身份也从副所长到所长、教导员。直到2019年6月，井延斌这才从基层派出所被抽调进了扫黑办，周内查案子、做材料,周末做报告，国庆节前，调入网安支队。我问他，都是警察，基层所的工作和网安工作的区别大吗？他说，“不能在一线冲锋了，其实挺失落的，我干了二十多年基层民警，天天都和老百姓打交道，习惯了面对面的工作。可现在，因为工作性质完全是幕后工作，就连在局里下发的工作安排里，也都是出现在等等那里，做了什么也不能说，感觉好像没干啥，其实非常忙碌，压力也很大。”

这次疫情，其实从媒体的报道也能看到井延斌他们所做的工作。他说大灾必出大谣，疫情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也是各种网上言论最多的时候，但这次疫情危机中的谣言反映到舆论上却极不正常。谣言和攻击一开始直指武汉和湖北，然后慢慢地开始扩大。由于疫情的公布需要相关程序，很多人为了吸引注意、刷存在感，就会把各种看到的听到的当成自我认知内容发出来，这就给网安支队造成了很大的工作量。甄辩不实信息、分类处理等等就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有舆情的地方就是井延斌工作的时候。

我问井延斌，最近休过假吗？他说他从2019年5月起就没休过假了，各种阶段性工作接二连三。刚调到网安支队的时候，扫黑除恶办公室那边的工作还没结束，七十年国庆和农高会安保、扫黑除恶回头看又接踵而来，等忙完那边就担上元月份了。刚熟悉了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战又打响了。所以就没有闲的时候。

说起妻子，井延斌说，他支持妻子去一线岗位工作，这个特殊的时候，他不能去一线值守，妻子去了，也是代他尽一份力，就是组织给排了夜班，也要服从，要么就不去，去了就把该干的工作干好。

说到孩子，井延斌眼里闪着父亲特有的光芒。女儿今年高一，儿子不到三岁，最近每天的任务就是上班前赶时间把孩子送到老人那里，下班再接回来，儿子很淘气，但是很可爱。说到这里，井延斌戴着口罩的脸庞异常生动，眼神里的笑意让人感受到此刻他的幸福。

虽然没有采访到我想要知道的内容，或许，这次的采访并不完整，可是，人生或许就是如此，不完整或者不完美才是常态。

走在阳光下，我不再恐惧。因为我的前方有他们。

五、尾声

丁蕾和井延斌是夫妻。

我的故事讲完了。

编辑：高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