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莉“西安城”系列三部长篇小说出版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讯 （全媒体记者  魏晓文） 近日，陕西作家吴文莉“西安城”系列三部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增订本）、《叶落大地》、《黄金城》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由长篇小说《叶落长安》改编的40集电视剧在全国热播。

据介绍，这是作家吴文莉历时23年，用3本书写120年的西安城。其中《叶落长安》为增订版，由倪大红、陈小艺、刘涛主演同名电视剧原著小说，新增了17万字的后传，让郝玉兰们“叶落”的生命主题表达得更为完整。

另外两部分别是《叶落大地》（清末山东移民闯关中的生存史）和《黄金城》（一部从平民到亿万富豪的创业史，首发《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都写了几十年的家庭兴衰史和西安城的时代变迁。三部作品从1899年到2019年，正是西安城的120年，通过平实而平静的讲述，还原了平民生活的本来面目。把老西安城展现在大众面前，让人又回到那个年代和那时的家庭。

吴文莉说：“我用三本书《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写西安城的120年，写中国平民的生存真相与心灵承受，就是想要探究，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的祖辈永不放弃，让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负重前行、生生不息”。 吴文莉表示，写作“西安城”系列三部长篇小说的初心，是要记录一座城与中国平民的温暖记忆。“西安城”系列写给西安城，也写给中国当代每一座城市；写给三本小说里1899至2020的120年，也写给我们这个大时代；写给祖辈，写给我们，也写给未来。

吴文莉，1973年出生于陕西西安，作家、画家。西安市文学艺术创研室主任，中国作协会员。

“西安城”系列三本长篇小说简介：

《黄金城》（1979—2019）讲述中国当代商人的财富故事，写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经历的创业史，和他们如何创造了辉煌的“黄金城”。小说通过描写一位少年成长为商界精英人物的成长故事，透过中国商人积累财富的故事和他们的情感故事，希望还原这样一群人的创业打拼，和他们曾经真诚的爱情，从而关注他们财富背后的情感失落和危机，作者试图通过文字营造一座如水中明月般能映照现实的“城”。

《叶落长安》（1938—2019）讲述1938年郝玉兰从河南逃难到西安城，和丈夫白老四一起艰辛拉扯大了八个儿女，并在八十年间渐渐扎根融入这座城的生存故事。小说写苦难中的人情温暖和人性之善，在西安有无数这样叶落不能归根而“叶落长安”的河南老人，在感恩西安城。 

《叶落大地》（1899—1937）里的冬莲和她的山东老乡们在1899年投奔陕西，他们拖家带口开荒种地、繁衍生息、支持抗日、支持陕北老区，这些山东族群形成了一百年后关中 土地上的一个个山东堡子。小说描述了从未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表现过的故事：上世纪1898年至1937年四十年间，近五万山东人在陕西开荒、扎根、融入，至今形成渭北无数山东村。小说还原了一百年前中国式农民大迁徙、重建家园的生活原貌。这是一卷山东人如何从山东漂流挣扎到陕西并落地生根的闯关中的生存传记，是一部与人类生生不息繁衍休戚相关的夹杂着心酸、坚韧、信念、希望的创业史。

附：

《 我 的 西 安 城 》——“西安城”系列作品《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后记

              文/吴文莉

西安城是我的故乡。

我用三年时间写这座城的120年，写中国平民的生存真相与心灵承受，就是想要探究，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的祖辈永不放弃，让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负重前行，生生不息。

《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这三本书都是写西安平民生存故事的，虽然时代不同、人群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我所写的主人公，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河南人还是山东人，都是在生命最痛苦无助的时候投奔西安城而来，他们在这城里城外处于绝地而重生，咬牙奋斗，都活出了尊严、活出了光彩。而且，不同于许多文学作品里人物对故乡和根的回归向往，我的三部长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是在特殊年代来到西安，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刻，都把包容宽厚的西安城视为故乡，觉得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们并不想要叶落归根，而是更愿意“叶落长安”或“叶落大地”。

我总认为，一个家庭、一个小院子里的悲欢离合有时便是一个城的缩影，一个中国城市的荣辱兴衰往往便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无疑，西安城是最宽厚包容又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之一。于是，我站在这西安城里，书写着西安平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回视中国平民的百年生存史，瞭望着未来。

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叶落长安》，那时我心心念念想关照的就是“长安”这个城。再就是叶落不能归根而只能落在长安的那一群河南难民，他们在这城里活生生走来走去、又为了吃饭要辛苦奔忙、为了活得更好而奋斗。他们是我的祖辈：我的外公外婆站在他们中间，我的公公婆婆也站在他们中间，还有我认识的许多老人都站在这段历史的边缘。从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失了家园，他们惊慌失措逃到这西安城，慢慢在呼啸而过的八十多年时光里融入这城里，渐无痕迹。 

我的外婆是一位伟大的河南女性。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外婆曾和我诉说了整整一天又大半个晚上，我永远无法忘记自己面对真相的震惊和悲痛，使命感至今依旧如影随形并痛彻骨髓。一心想当个杰出画家的我，从那天决定，我须得用文字去记载河南难民们逃到这城的传奇，把他们平常细碎的日子留在西安城的历史里。

我向许多河南老人问起过去的事，“过去那日子，老可怜！” 他们第一句大多是这样说，有的要抹抹泪才能絮絮说起往事，没吃、没穿、没住也没文化，拉扯孩儿们的不易。“老可怜！”他们还是用这三个字总结了所有的艰难。我问起这辈子有过好生活没，他们眯着浑浊的眼笑了，露几颗残牙，操着依然浓郁的河南乡音：“现在好！”

在失却了青春、失却了健康、失却了体力，甚至失却了行动能力的时候，他们却认为现在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并且，他们都想要离世之后埋在这里——他们想要叶落长安。

    他们也爱西安，不同于文人们对古老文化的向往，也不是当省城人的荣耀。那爱是极其现实的，却也极其深沉。即便当时同样贫穷的西安城并没可能多给他们一口温热的吃食，但在这座城里，他们搭起了自家的屋檐，能让一家老小安身立命，这前半世便是受了西安城莫大的恩，善良的河南人无法不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故乡。河南老家，只是户口本上那几个汉字，是梦里的故乡，也是令人伤心的、不得不离别的家园。

我热爱着他们又心疼着他们，庆幸他们终是从战乱、饥饿、黄河大水里逃到了西安城，这个所有难民都认为没有饥饿、没有战争、没有死亡的理想家园——“长安之城”。他们差不多都是战争和饥饿的见证者，他们每个人也都是幸存者。而我的父亲、母亲、舅舅姨姨们土生土长在这城里，也站在他们中间，我和丈夫、女儿一样，是他们的后裔，同样生于此长于此，这就是生生不息而繁衍不止吧！我知道了河南老人们活着的顽强，就不可避免要去了解那时的历史，然后痛哭得泪流满面。有一个时期，我在那些图片资料面前永远是悲愤难忍的，抗战时期日本人侵略祸害了中原，河南人死尸遍野，可是他们的死却轻如草芥。直至今日，连一场花园口惨案的死亡人数在各种历史资料里也是语焉不详的，大略是上百万人在黄河决堤后葬身大水、两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成为了难民。有日本兵的回忆录里说，他亲眼看到一个村庄被咆哮的黄河水一下子就吞没了——这些亡故的人们连一个名字和一个坟头也没可能留下，更别说一座碑了。

他们被黄河淹没的时候，也被历史长河永远湮没了。

自古长安帝王都，我们熟知的周秦汉唐在这城里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史记》和《旧唐书》、《新唐书》之类的史书去记载。我在少年时第一次读那些书就看出来了，大多写的是帝王将相、后宫嫔妃、名士高人。这里没有平民的地方，也没有河南难民、山东移民的地方。

这个世上幸好还有文学。

我行走在西安城里的街巷和城外的乡村里，徜徉在历史的大片文字里仔细辨认，我和许多老人聊天，就觉得这些幸存者的活着果然都是伟大的生命奇迹。从河南省到西安城，从八十年前到现在，他们每个人本来都有一百个死法的，可他们愣是从死人堆儿里走出来！居然都微笑地活下来了！

于是我写了《叶落长安》。

多少年来，我默默关注着西安城，和这城里城外的土地，也关注着这城里城外的人们，我愿意当这城忠心耿耿的书写者。我关心这城的建筑和街道，关心这城的绿化和空气，关心地铁的线路，关心那些古时就有的大庙渐渐消逝在尘埃里，关心唐代的文物又出土了多少。我关心西郊那些老厂子们的改制和工人们的去向，他们大多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厂时的工人，也有当年随张学良来陕的东北军后裔，他们对西安的工业发展曾经有着巨大贡献；我关心逃荒来西安的河南老人们晚年生活得是不是如意，因为河南人群大量融入在西安的城北和东郊，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扎根在这个城市，他们对西安的城市气质形成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呢？西安城对于他们个人和每个家族又是怎样的深远影响呢；我关心着农业大县周至为什么从过去的“金周至”成为了扶贫攻坚的重点贫困县；我关心着渭北农村的肥沃土地，在十九大之后能不能如国家和农民的心愿顺利进行土地流转；我关心城镇化进程中，十四亿的中国人口里，会种地愿意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我们的土地上要进行怎样的优化耕种，才能打下够养活这么多人口的粮食；我关心这城里的房价和物价能不能让城东城北那些收入微薄的居民们满意……我的关心让我常常欢喜，也常常沉重；我无可奈何，又无法释怀。

我没有别的本事，在之后的日子里又写出长篇小说《叶落大地》和《西安城》、《黄金城》。在我心里，这些书的气息是一脉的，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安这个城，也从未离开过这城里城外无数人们在近百年间的生存。2006年《叶落长安》出版后，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在全国播出，有许多观众、读者和我谈郝玉兰、白莲花和梁长安们，谈那个贫穷而充满亲情的时代，谈他们感受到的温暖和力量。他们的关注给我了莫大鼓励和认可。欣慰之余，我却在思考：我的书名是“叶落”长安，写作之初我就是想要还原河南难民在西安大半个世纪的生存故事和生命故事。我的主人公郝玉兰们是战争和灾难的“幸存者”，如果小说没有写透他们在“生”与“死”问题上的态度，那就太遗憾了。

这个遗憾放在心里十三年，期间《叶落长安》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播出，也有过再版，我都全文未改动一字，那时小说的后记标题是：“我用我的方式热爱我的西安”。2019年初我决定出版“西安城”系列小说。重新细读了三本小说，我强烈觉得必须给我的小说原型人物们一个交待——他们是上百万在黄河大水里丧生、在逃荒中丧命、在西安城里生存了大半辈子最后埋骨于此、叶落不能归根而“叶落长安”的河南老乡们。我也必须给我的小说一个交待，因为当年出版时只节取了中间部分，我想表达的主题并没有呈现出来，郝玉兰、白老四和他们的亲家们、儿女们、街坊们的生存故事虽然有所表现，生命故事却还未完整。

我决定进行《叶落长安》增订版的创作。

我在2005年完成《叶落长安》初稿的时候，小说全文有60多万字，我从1938年花园口被炸决堤写起，一路沿着主人公的逃难经历和生活故事写到了他们七八十岁时的2000年。后来，我将中间那部分修改之后以《叶落长安》的名字出版了，后半部分则现在重新写成了两个长篇小说：《黄金城》2019年2月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发表后，现在单独出版；而另一本《西安城》2020年2月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则加进之前的《叶落长安》里，修订之后形成了新书《叶落长安》（增订版）。

2006年出版的《叶落长安》写作了八年之久，二十七万字。2019年的修订版却进行得非常顺利，只创作了不到三个月。我删掉十多万字，改写五万多字，重新创作了十六万字，使郝玉兰们“叶落”的生命主题表达得更为完整。

有时便觉得，我注定是要为西安城的书写而来到这座城的。

既然我的小说《叶落长安》名字取自“秋风生渭水，叶落满长安”，那渭河就不能不提。

渭水在陕西境内称为渭河，出陕西潼关进河南就汇入了黄河，不知什么因缘，这河在秦地是利益万物的上善之水，流到豫地偶尔便会淹没农田家园。渭河沿岸的关中平原因为这条河而肥沃广袤，自古就灌溉发达，盛产小麦棉花。正是因为这里最好活人，在清末民国初的时候，《叶落大地》里的山东移民们，在老家贫瘠的山东土地上无法活命，又被战争、捐税逼迫得活不下去，他们便把西安城当做了投奔的方向，拖家带口到了这里开荒种地，想要把他们世代“耕读传家”的祖训在这关中土地里传承下去。我在书里专有七万字书写1926年河南军阀刘振华攻打西安城，因为“西安围城”是这个城最惨痛的经历，也是西安人们难以忘怀的耻辱，我那时痛惜着城里饿死的上万条生命，几乎是一直边写边哭的。谁也料想不到，十二年后的1938年，大量河南难民哀哀地来投奔这个城，西安城依旧不计前嫌地收留了他们。可能因为黄河流域的河南人们祖辈饱受河水的灾祸，逃荒要饭的无奈使他们很难有恒产恒业的长年打算，所以他们逃到西安城便在城里寻找各种生路。而孔孟后人的山东人们，更愿意在土地里寻找安稳的日子，所以他们冲的就是能种出庄稼和希望的土地。果然，一百年之后，初来的五万多山东移民成了现在西安城周边大大小小山东堡子里的一百多万人，他们保持百年前的山东方言和民俗生活习惯，又和这时代完全贴合。这些山东老乡可能是我见到的最爱种地的当代农民了，当然，这和他们拥有关中最好的土地有很大关系。他们应该感恩祖辈的智慧和勇气，如果不是祖辈们铤而走险从老家走出来，又开垦了大片荒地，他们怎么能在这里建立了家园，并儿孙满堂，最终如愿地“叶落大地”！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几千年农业文明构建起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正一点点随着城镇化建设而改变。而当下，我所认为最能代表中国的地方，正是这片曾有着古老农耕文明的地域，是商鞅变法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离西安城仅有百里路程的阎良山东村，是《叶落大地》里的山东人们一百年前开荒种地的地方，现在这里的土地依然肥沃，他们的后裔们却有许多已经进城当了公务员、商人、工人和学生，离开这土地走到了城市和更远的地方。

当年逃荒而来的山东移民的后裔们、附近村庄农民的儿女们，有许多成为了阎良国家航空基地的第一批工人。我见过他们中午下班从厂里出来，几百辆自行车潮水一般在街道上滚滚而去的壮观场面。他们的爷爷和父亲在不远的乡村里有一块土地，还在坚持着耕种和收获，而他们自己已经在国家高技术产业的航空基地工作了。他们不太懂得二十四节气，也不太懂得土地，但是他们在造中国最先进的飞机，他们比他们的祖辈收入更多。大多数农民们忙着发展各自的产业，但他们都有一块土地，就都很关注国家对土地的政策，我多次去看望他们，看到这些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一点也没有因为商业发展的迅速而改变。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和土地上，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正渐渐被工业文明所代替，商业金融和信息资讯使人与人、城与城、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中国这几十年来发生的所有变化都是惊人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1977年恢复了高考；1978年底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1985年开始了国有工业企业改革；1997年开始了房改；2005年底国家取消了农民们的农业税，终结了几千年来从未停止过的皇粮国税……这是中国这几十年来关于教育、商业、工业、住房、农业的重要政策，都是前所未有的开始或终结，而且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最关系国计民生的开始或终结，被改变的是整个社会。

确实，西安城在许多商人的眼里是一个“黄金城”。

对于《黄金城》里毕成功这样的文学形象，我一开始打算写他，就想要他绝不雷同于任何一个文学作品里的中国商人。

在我心里，《叶落长安》和《黄金城》的气息是一脉的，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安这个城，也从未离开过这城里城外无数人们一百年间的生存，更没离开对中国这片土地上平民生存故事的关照。《黄金城》是《叶落长安》后半部分没有展开细说的“财富”故事，也是这个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的四十年。

黄金城里的众多商人毕成功、毕成才、老高们，是我们熟知而不陌生的，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辈，可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们的同学或邻居。在这个城里，他们为了温饱而下海，为了财富而奋斗，终于在这残酷而诱惑的商业战场上战斗成了烈士，或成了富翁。

小说中的毕成功这个人物，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他却是无数商人的汇集重叠；我所写的毕成功童年被遣返、少年时又逃离的那个村子在现实中是没有的，但是这一类的村庄，在中国的河南、陕西或其他地方是有许许多多的。1977年毕成功逃到了西安城，进了西安城门就知道这城是他的家了，他发誓要在这城里过上好日子，再接他的娘一起来。然后毕成功就在这里有滋有味、兴致勃勃赚了四十年的钱，他的财富积累过程是有象征意义的，和改革开放40年完全融合，他的个人成长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发展算是同龄。毕成功对财富的天生敏锐嗅觉和狂热劲头，是我特别想要写出来的：改革开放使商人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上，突然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而毕成功站在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全民崇拜金钱的高点上，便得意洋洋地炫耀他的成功。

那么我们看到，毕成功们和我们千百年来的价值观、社会价值认知，都是全然不同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会和认可奋斗的时代，无数草根逆袭成功，人们并不管这成功怎么来的、合不合理。但是这成功会把我们的人性和社会带到什么地方呢？财富的积累是个幸福的过程，也是个痛苦的过程，这一群人在得到幸福的同时失去了什么呢？

这些问题，书里的毕成功在想，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很大一群人也在想。

我知道，在许多人的成长过程中，对自己的故乡是有很大关照的，而小说里的毕成功几乎没有。他从来没有认可沙村的土地是他的故乡，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土地中收获过什么，他只认为他就是西安城的主人，爱死了这个“黄金城”。他只对赚钱这事有滋有味，就从做买卖中获得了他最喜欢的钱，又因为钱获得了他最想要的爱情，顺带收获了世人对他财富的羡慕认可。从这个层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土地上的人们如何从几千年农耕的传统，渐渐转到全民经商的状态。在西安城里，毕成功们积累财富的故事和他们的情感故事一样，有着特别的时代烙印，1978年之后中国商人亲历的创业史，和中国这四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息息相关的。我想通过文字营造一座如水中明月般能映照现实的“城”：它充满黄金，吸引着渴望财富的人们，直至他们的价值观里只有财富。为了成功，他们勤勉、奋斗、充满激情，但又可以为此而放弃亲情、道德、诺言和底线，不惜代价不顾一切。

但最终，它或许只剩下黄金。而这个时代的我们，都生存在这样虚妄而耀目的黄金城里。

这三本书所描写的时代相连接，恰好是中国城市的120年左右；对我，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一些思考。我经常感慨，我生存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独特的时期，也生长于一个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城。我一心想要用我的方式热爱我的西安城。

西安城，是大城。无论是秦汉唐帝国诸多帝王在这里一统天下几百年，使这城以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了中国及至世界的中心，以繁华巍峨形成了高贵而质朴的气质精神；还是宋以后这城依旧雍容沉稳，以故都古城的形象在世人面前屹立；还是在民国时期遭遇到惨烈的“西安围城”，西安城都一概宠辱不惊地默然而立。她，能包容一切。

西安城，是方城。无论是唐长安城，还是明长安城，那城都四四方方椤椤正正。城墙的样子和城墙砖的颜色，就是这城的样子和这城的颜色，方阔而沉稳，朴实而有华。古人说，天圆则生运动变化，一切才会进步，地方则收敛静止，人们才能安逸而和平和谐，所以，这城是天圆地方的方正，是这城里的人们世代秉承的方正。

西安城，是广城。大唐时期，印度、日本、韩国与中国长安的文化交流达到了顶峰，大量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来到长安学习，并将大唐文化带回各自的国家。这一切，在两千多年之后，深刻影响到了当下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城有着这样的广阔，长安城的璀璨与没落，是两千多年来所有中国文人眼里的荣耀与落寞。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都在这里深植而广博，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曾有朋友问我，作家总在自己的笔下不知不觉地记录下了时代，对你来说是这些人物的命运经历吸引了你，还是作家的使命感使然？

当时我说二者都有。只有被独特的人物命运所吸引，我才会更加关注这个人物身后的历史，或想要更多了解那个时期更多人的命运。而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是一直公开在那里的，许多人都可以接触到，但每个作家的关注点并不一样。我希望我有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能敏锐地从人们熟视无睹的众多现象中发现本质。

最终，我写的是人物，是他们背后的时代。

对众生的使命感，促使我对这些人物命运背后的东西进行不断思考：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的命运，而那个人是那样的命运？他们的生存又是怎样嵌在历史的夹缝里而绵延不绝的呢……

在写作中越是深入探究，我越是能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如果我的作品能够温暖寒冷、照亮黑暗，那将是我写作的最大意义！

有位朋友曾说，长安是中国的乡愁。

我很愿望我的文字能给这乡愁注入一些温暖和力量。

编辑：高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