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女性崇拜”、“余秀华”——长安笔会2020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讨会上的关键词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精神文明问题？女性进入当代文学界的身份优势与劣势是什么？余秀华诗歌及其媒体冲动反应了什么？10月31日，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的长安笔会2020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讨会上，作家、学者们就上述话题展开精彩论述，为当代文学女性写作提供新的思考与方向。此次活动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长安笔会中心主办，文化艺术报协办。

会上，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齐雅丽，特意寄语年轻作家，希望年轻作家以文学前辈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等为坐标，坚守理想，深入生活、倾情倾心投身文学。在近年来陕西作协积极培养和扶持年轻作家，出台一些列政策为年轻作家搭建平台的良好契机下，年轻作家在新的时代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讲话，不断加深文艺理论的学习的积淀领悟力度，积极投身火热的时代和实际生活，贴近人民、贴近改革，积极书写出更多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与时代同脚步、与人民同呼吸的好的作品。

笔会开始前，公布了第二届长安散文奖获奖名单。长安散文奖，旨在激励当代散文创作，发现人才，为人才开路，并活跃文学创作的气氛，陶冶青年情操。在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篇电子稿件及44篇纸质稿件中，共评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名，优秀奖7名。我省青年作家范墩子的散文《沟野札记》获得一等奖，吴佳骏的《五种孤独》和张玉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作为一名小说家而获得散文大奖，作家范墩子在作为获奖代表发言时坦露：“散文不仅是粗犷的，辽阔的，也应该是细腻的，幽深的，诗意的。”他认为，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局部的细节是最为关键的，忽视了这一点散文纵然有高大的骨架，却没有血肉，没有内在的灵魂。

“女性文学”、“女性崇拜”、“余秀华”成为此次学术研讨会上的热词和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率先引出“女性崇拜”这一话题。在他看来，很多伟大的作家几乎都是女性崇拜者，比如马尔克斯，福克纳等。而中国当代作家中，路遥在其作品中塑造出非常美好的女性形象。在《平凡的世界》中，甚至像郝红梅这样命运悲惨的女性，身上也有一种美的东西。“我们当代作家缺乏对女性的尊重，因此甚至有必要去崇拜女性。崇拜那种诗性的，带有浪漫色彩的美感。杜甫的诗中，女性形象闪闪发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有男性的力量而又把剑器舞动得如此妩媚——有人格的力量在其中。而当代作家的写作，似乎并不理解女性，没有真正走进女性的内心，没有美感和诗性。对当代作家而言，应该培养对女性的崇拜意识。像歌德那样去赞美女性，不仅引领我们通往自由，而且引领我们通往美学的高度。”

作为女性学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黎荔对待这一话题更加审慎。她直言：“女性不需要被崇拜，只需要被平等对待。”女性与写作，探讨的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她从余秀华的诗里，阅读出女性诗人的另一种写作路径。“余秀华就像是在一群涂脂抹粉的女人中间，出现的披头散发，烟熏火燎的一个形象。我们一般理解的女性诗人温婉，多情，浪漫的标签全部被打碎。一个正常的人，身上应该有父性，也应该有母性，有男性气质，也应该具有女性气质。而她保持了对写作的敬畏和一颗自由的灵魂。‘而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黎荔引用余秀华的一句话，阐释了女性诗人对于诗的认识和态度。

在会上，余秀华诗歌及其媒体冲动被解读为一件文化事件，脑瘫，农民，诗人等标签使两者达成传播的“共谋”。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田刚，将余秀华的诗歌上升到另一种高度，他认为余秀华的诗体现出现代诗歌的特质。现代诗歌的突破，在于语言的突破。“诗学语言最大的变化既陌生化，造成一种阻碍，造成阅读的艰涩，也就是把日常的经验转化为诗的经验。余秀华以自己残缺的身体，残缺的语言，残缺的生命和心灵拯救了当代诗歌。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刘炜评同样对余秀华推崇备至。认为她的诗给人震撼，超出了读者以往的阅读经验。诗中巨大的表达力度，形成了反差和张力，诗中蕴含着生命的主动性，并自带天然朴素的价值观。诗中的特殊意象，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呈现而出，是种与说教无关的、对世界的强烈感知和对人性的充分体现。

就“女性文学”这一话题，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晓辉廓清了女性形象书写的几个阶段：从五四到十七年文学时期，女性江湖化，核心表征是逃离家庭，参加革命；十七年以来至上世纪70年代，女性男性化，性别意识消弭；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女性消费化，表征是恣情展示欲望和形象，致力于身体写作。他抛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直到今天，这种文学中的“去男性化”会不会仍然是一种深置于男权文化的无奈选择？如果真是这样，女性文学的命名是否本身就值得怀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晴川则认为：90年代中国女作家的作品，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更加注重对女性内在个人经验和共同历史命运的书写，将笔触更深一步逼向人性的本质。在更高的层面上，触及和深入到女性解放这一时代使命，这也是90年代女性创作者的自觉。她的观点独到：男女两性没有必要靠“共体”或“中性”来回避和克服差异与冲突，两性冲突的缓解不是走向“性别中性”，而是性别包容性。

从“妈宝男”“暖男”“渣男”“凤凰男”等流行词汇说开去，文艺评论家仵埂见微知著，对女性写作的衍生流变及现状予以深度解读：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从现代文学开始，并在现代文学中予以呈现。女性写作和城市的关系十分密切，农耕文明之下，基本上没有女性写作。农耕文明那种粗粝的生活形态和女性所处的位置，属于男权的世界。都市的发展给女性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女作家们的创作背景也都是都市化的。都市化生活适合于女性，潜在要求人们变得文明优雅，卫生整洁。男性的野性的、荒凉的，粗鄙的，勇猛的，审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男权化的话语体系发生变化，“妈宝男”“暖男”“渣男”“凤凰男”——这些词汇都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展示女性视野下的男性。某种程度上，女性视角下的流行话语，成为时代的标尺。

编辑：卫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