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书写及其空间美学——读杜文娟长篇小说《红雪莲》

杜文娟的长篇新作《红雪莲》写的是两代人援藏的故事。

之所以书写援藏题材，当然是跟杜文娟的个人经历有关。从题为《牧草样的生命》的后记里，我们知道她早在2001年就谋划进藏旅行的事情了，而真正的成行，是在两年之后，但从那之后，她竟和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多年间她不仅数次进藏，从藏区江南之谓的林芝到广袤苦寒的阿里，她都有所涉足，而且小说的书写，也由《有梦相约》中对秦巴山区各色人物的关注，转向了有关西藏的种种奇遇。

大致梳理一下杜文娟的涉藏题材，可以看到她统一地采用了一个外来者视角。作为一个行旅者，她似乎颇有些不安分，所以，将西藏作为一个想象的远方，逃离或者寻梦，成了其间最为核心的隐喻。而同时，作为一个女性观察者，我们又在诸多涉藏作品中都能找到她的影子，有时候即便她本人不出场，也总会想方设法，将小说中的人物与她曾生活过的秦巴山地建立起联系。这样一种联系，在《红雪莲》中，是最为明显不过了。两代人的援藏，中间相差了大概四十年的时间，而这两代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交集，小说对于他们的叙述，也大体上采用了平行结构，但秦巴山区，却巧合地分别成为他们援藏的终点和起点。

作为《雪莲花》中上一代的援藏者，柳渡江原本和秦巴山区没有任何瓜葛而是背负着沉重的革命遗产。他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是在解放军中战功卓著的人物，所以，以革命的血统论，他应算得上是一个纯正的“红二代”。小说在开始部分叙及他出生不久，就摊上了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宏大历史事件。但这事件所留给他的，除了一个就地取材的名字外，大抵上只剩下一个饥饿的记忆。他的父母将战争看得似乎比他的生命还重要，而很大程度上，他只是他们在战争间隙纵情声色的结果。但苦尽甘来，这样一场战争，却给他换来了十多年在南方某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养尊处优的生活。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打碎了这一切。他的父母遭到批斗，于是，怀抱着虔敬但也幼稚的政治信仰，他断绝了和家庭的联系。但“文攻武卫”的热潮终究过去，“上山下乡”成为不时之选。被种种激烈昂扬的口号激发的政治荷尔蒙，也就由此找到了新的出口。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遵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教条，选择了援藏这一在当时看来无比神圣的道路。为此，他收获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并不夸张地，杜文娟还让他的事迹登上许多媒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并由此膨胀起来一种不切实际的建功立业的幻觉。赴藏路上途径西安时，一位女学生莫名其妙地追到旅馆房间。诉衷肠，表心意，但被种种表彰和欢送冲昏了头脑的他，虽并非是前往沙场征战，却凭着“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气概，给予了厉声斥责，而完全没有料到的是，这绝无仅有的艳遇，竟成了他日后无数个孤寂夜晚的慰藉。

隔着四十多年的历史烟尘，“革命中国”和“改革中国”的巨大分野又横亘其中，我们已经很难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新时期”以来的无数“伤痕”叙事，却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刻板的印象。“极左政治实践”、“阶级斗争扩大化”、“荒谬的继续革命论”，这些最初由官方主导的结论，被当成了普遍接受的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共识”，而在这样的“共识”下，那个革命时代里像柳渡江一般被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感染的青年，言行举止，似乎都以历史教科书中的领袖人物和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先烈为榜样。所以，众多文革伤痕叙事但凡叙及“红卫兵”运动，总会铺陈他们对“绿军装”和“红袖章”的向往，对“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英雄”的模仿。柳渡江因为是革命军人后代，当然不会像其他平民子弟那样对于军装充满窥觊之心，但他在西安欢迎仪式上发表的演说，之所以一下子打动了女学生的芳心，母亲送他的那套无肩章军装所唤起的革命仪式感，肯定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之所以做出援藏选择，或被认为是对于大学校园里高亢的政治空气的逃避，但据他秉持的“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观念来看，其中却显然有着对革命英雄主义的模仿。这模仿可能来自柳渡江真实的想法，但类似的行为，却在“新时期”以来的文革书写中屡见不鲜了。张承志在《金牧场》中就描写过一群红卫兵“战友”重走红军路的情形，而在英子的《死在理想之地》中，同样作为革命后代的李卫东组织同学串联，也为了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决定放弃乘坐火车而选择一路风餐露宿。

柳渡江无疑就位于这样的精神谱系中。他的改名为“楼卫东”，既可以在现实中找到模板，也更多地存在于文革的书写中。《死在理想之地》中的李卫东就和他一样，出于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和对“文革”的坚决拥护而改名的。不同的是，李卫东的父母是革命烈士，解放前夕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而作为父母战友的她的养父，在文革中仍然身居高位。所以，在“文攻武卫”运动中，她有资格一直充当积极分子，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她也完全可以有着更好的出路。但她在运动中特意穿起父母遗留下来的旧军装情节，却分明与柳渡江赴藏路上几次三番穿上那身无肩章军装相似。而这样相似，还更多地存在于李卫东徒步北京串联和柳渡江只身赴藏的书写中。当李卫东最初决定向北京进发时，是很有一番热闹的，而鲜花和掌声，也曾伴随了柳渡江半路。直到柳渡江抵达拉萨时，他的情形都还不算太坏，但种种有关鲜花和掌声的记忆，却一再唤起他不切实际的献身豪情。他决定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去，所以，他拒绝了接待他的女干部好意挽留，不辞劳苦地又踏上了征途。这中间的遭际比起李卫东的北京串联，实在是丰富多了。但饶有意味的是，李卫东虽一再高呼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但最终还是因为体力不支，不得不在北京近郊坐农民的马车进了城，而等她在旅馆挂了三天盐水，天安门城楼的伟大而激动人心的接见活动已经结束了。然则柳渡江虽没有遭遇这样的尴尬，但他最后不得不在藏北一个小县城停留下来，却也是因为穿越羌塘无人区时双腿冻僵，没办法再冒险走下去了。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在身体的严重透支和环境的严酷逼迫中，统一地败下阵来。

这中间的讽刺意味，是显而易见的。由此我们不难确认它们共同所属的文革伤痕书写范式。但相比较《死在理想之地》将它的主人公李卫东置于政治献祭的地位并极尽嘲讽之能事，杜文娟在《红雪莲》中更多的还是将柳渡江视为失败了的英雄。柳渡江虽在赴藏过程中被处理成了荒唐年代的政治符号，他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被作为遭受革命教条蛊惑的隐喻，但一旦抵达藏北小县，他就被还原成了具体的个人。这一政治的脱敏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柳渡江虽一再声称“到最艰苦的地方教书育人”，但现实的情形，却是他处在一个语言不通的环境中。他听不懂藏语，而那些牧区的孩子又听不懂汉语，他的课堂上于是充满种种滑稽景观。语言的隔膜和文化的冲突，给他带来的很多麻烦这时已失去了任何政治所指，因为除了将毛泽东作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外，周遭的藏族百姓对那些北京校园中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一无所知。革命豪情的冷却，工作热情的挫败，随之而来的就是漫漫长夜中无法排遣的寂寞。这时候，那个西安女学生又才活现在眼前。在这种情况下，风雪苦寒倒成了无关紧要的事物，他也并非没有在严酷环境中生存的能力，但青春的荷尔蒙在体内激荡，于是在一次次自渎中，他从一个激进政治的符号蜕变为饱受欲望折磨的个人。相比之下，《死在理想之地》的李卫东就没能完成这种蜕变，在她仍沉醉于“把红旗插遍全人类”的迷梦时，就被莫名其妙地当作“反革命”的罪魁祸首枪毙了。

从这一系列对比中，我们致力于寻找的是柳渡江作为革命年代的产物，在这个后革命时代如何被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与“新时期”以来的文革叙事之间的关联。通常情况下，我们称赞一部作品，往往倾向于专注它和别的作品最不相同的地方，但实际上，正如艾略特所指出的，“不仅是最好的部分，就是一部作品中最个人的部分也是前辈作家最有力地表明他们不朽的地方”。也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或者更进一步地，任何一部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活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中。所以，在杜文娟的笔下，发现柳渡江内在于“新时期”以来的文革书写传统，并非否定她的艺术创造，而是借此申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对革命的理解和叙述存在一个共同的观念体系。理性设计未来的虚妄，人性自我放纵的灾难，成为对革命的“总体性表述”，而无论初衷如何，“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方式总要释放出“过剩的能量”，从而注定了悲剧的不可避免。正是因为这个反省革命的观念体系作为共识性的存在，我们才依据柳渡江的言行快速找到一组类似的人物群像。除了我们一再提及的李卫东，王蒙的《恋爱的季节》中的钱文，王安忆的《启蒙时代》中的南昌，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中的祥林，都与柳渡江在模仿革命教条上高度一致，而这种模仿也统一地被视为他们人生悲剧的起点。要知道，他们的青年时代，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已经大功告成，“血与火已经丧失了真实的严酷而转换为一种激动人心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像《红旗谱》中的朱老忠那样揭竿而起，也不可能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那样游行、请愿、坐牢以及献出生命，而更多将那些似是而非的革命教条作为一种装饰，并由此对革命表现出一种“美学的激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柳渡江途径羌塘无人区时将随身携带的巴松遗落在结冰的河道里，就成了一种不得已而与革命激情告别的隐喻。巴松是柳渡江所钟爱的一门乐器，那个诉衷肠的西安女学生，因为误将之作为打狗棍而惹怒了他，而那时他正对西藏充满革命化的憧憬，以为它是一个“放纵青春激情的空间”，却对高原苦寒的现实一无所知。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将革命与“美学的激情”关联在一起的方式。所谓“美学的激情”，就是将革命艺术化，以为革命意味着浪漫、激情、奇观，而不同于暴力、流血、牺牲，从而借着这样一种审美的想象，企图逃避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庸常人生。正因此，他才将鲜花、掌声、欢送会无比看重，而对于现实中的地位、金钱、美女，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当然，巴松作为一门西洋乐器，在柳渡江那里，最初其实是失意的象征。父母倒台后，他一度以它表达了与周围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的距离，但这小资化的审美情趣，却在他获得援藏身份后有了新的附丽。王蒙在《恋爱的季节》中，就是这样将文学艺术与一群青年学生的革命豪情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那里，载歌载舞似乎成了革命的最高形式。所以，柳渡江对西安女大学生的驱逐，并不仅仅因为他所意识到的对艺术的亵渎，而更多的，却还在于恼怒她没能参透他对革命的浪漫化理解。不过，作为乐器的巴松的失去，柳渡江看似从革命的幻想而坠入西藏的现实了，但就在他落荒而逃的路上，却又意外收留了一个藏族孤儿，并为他取名柳巴松，这似乎意味着浪漫的革命化想象，仍占据着他有关青春的大部分记忆，从而在反思革命的精神谱系之外，他的形象又带上某些含混不清的特征，而这含混不清，恰是流落秦巴山野的他给南宫羽留下的最后记忆。

南宫羽显然不像柳渡江那样背负着革命的负担，她的援藏，跟她不安分的灵魂相关。她是秦巴山野中某水电厂的子弟，就在这家水电厂附近的中小学，她与柳渡江发生了些微交集。原来从藏北小县逃逸的柳渡江回到内地后，却因为失去身份而无处存身，不得已投奔了大学同学郭汉山，而郭汉山恰好就是这所中学的老师。因为这个原因，柳渡江收养的藏族孤儿柳巴松与南宫羽成了同学。晚年落拓的柳渡江也由此几度进入南宫羽的视线。然而多年以后，当南宫羽与柳巴松作为援藏者在林芝重逢时，却无论如何在记忆库里搜索不出柳渡江的清晰印象。这也难怪，少年时期的南宫羽将自己封闭在水电厂子弟中间，怎么也不会注意一个班上最为贫困的孩子的家长，而青春懵懂时节，她又有着太多心思，为着自己的前途既想入非非又深陷迷茫，哪里顾得上留心一个面目含混和形迹可疑的糟老头子。而况曾经的援藏经历，在柳渡江老去经年的回忆里也并无辉煌可言，他在养子那里都三缄其口的，所以，即便是因为柳巴松的关系，他们曾经有过交集，她也不可能会想到这么一个穷困、破落、沧桑的人会有那么曲折的过去，而即便是想到了，却也很难产生探究的兴趣，因为她那时候的兴趣，既不在于革命的集体记忆，也不在于西藏的雪域传奇，就这两点而言，柳渡江及其援藏经历，早已经不再占据社会关注的中心了。

社会主题已经发生转移，南方因为其所象征的现代、开放、财富，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很多人寄托梦想的地方。作为电厂子弟的南宫羽，大学毕业原本计划回到父母所在的水电厂，却被分配到一处更为偏远的水电站。这对她似乎也算不上什么打击，她本来就对秦巴山野的单位生活充满厌倦，她的梦想，就寄托在南方那个流传着财富故事的地方。所以，当她与水电站所在镇上的小学老师李青林谈恋爱时，就三番五次地鼓动他一同前往南方“淘金”，希望借此摆脱她所谓的秦巴山野落后闭塞和沉闷乏味，而在城市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这样的梦想最初却让这位农家出身的李青林大为不解，他觉得他们的结合，“两人拿工资两人花，你父母有工资，我父母有田地，结婚以后有了孩子，也是独生子女一个，吃穿不发愁的”，在当地已经堪称幸福生活的典范了。在这个朴实的愿望背后，还隐含着一层工农处境的对比。同样生活在秦岭深处，作为水电厂的职工家庭和作为土地里刨食的农民家庭，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差别转换为李青林的人生目标，就是第一步努力跳出农门，第二步找到一个跟他一样“吃商品粮”的对象，而这目标在他不但已经实现，而且实现得有些超额：南宫羽学历比他高倒在其次，关键是她父母还是水电厂的双职工。要知道，自学生时代起，李青林就对水电厂这样的单位生活艳羡不已的，所以他的幸福感绝非空穴来风。

但这具体而微的幸福感，却被南宫羽嗤之以鼻。她于是在两人情色活动的间隙像个演说家一般，历数了水电厂单位生活的平庸和乏味。在这本应以感性细节推动情节发展的地方，杜文娟却动用近万字篇幅，让她笔下的女主人公连篇累牍地发表议论，这无论出于何种考量，似乎都是不太恰当的。然而杜文娟在这里呈现的“围城”悖论，却因其包含的社会历史信息，给我们解读南宫羽的南方梦想提供了密码。我们知道，“外边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岂独婚姻关系然，天下事皆可如是观焉。具体到这里，“外边的人”显然是李青林，“里面的人”则正是南宫羽，而作为他们分界的，其实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城乡关系，而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单位体制。作为电厂子弟，南宫羽对自己在大山深处的水电站重复父母的命运颇为不满。她说：“自打我懂事就希望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住高楼，看电影，逛商场，吃夜宵，可混到现在，眼看就要嫁人了，连城市的边还没沾上”。所以，在她那里，“南方”与其说是财富的象征，倒不如说是城市的载体。当然这城市还被赋予了现代化的内涵，以此作为山野蛮荒的对照。这里所折射的显然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小学老师的李青林，他既属于读书人中的一员，当然与南宫羽共享这一城乡对立的观念，但农家出身，却又使他对城市的理解跟南宫羽出现了偏差。所以，当他听南宫羽发牢骚说自己“连城市的边还没沾上”时就颇为不解，按捺不住质疑道：“你从小生活在电厂家属院，吃的是商品粮，喝的是自来水，不是城里人难道还是乡下人？”也就是说，在他那里，城里人是和家属院、商品粮、自来水等单位符号联系在一起的，而按这样一种情感结构，当南宫羽在为城市与乡村、现代与落后、梦幻与现实的对立而苦恼时，他的城市梦已经或者说接近实现了。

正因为这个原因，李青林拗不过南宫羽而趁学校放假的机会南下时，其实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的，但没想到一系列意外发生阻断了他的归程。他从此失去“单位”，成了“体制外的人”，而这给他造成的心结，恐怕不亚于他母亲的去世所带来的影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在他看来，南宫羽当然难辞其咎。这似乎就是为什么当南宫羽追到南方，并且通过各自的奋斗，他们都已过上相对富足或者说小资的生活时，李青林却再也不能在情感和身体上接受她的原因。南宫羽认为李青林患上了“强迫症”，而饶有意味的是，这个时候李青林的职业，恰是一名医药代理商。这样的安排，显然暗示了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精神疾患，“强迫症”内在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而非医药能治的。事实上，当南宫羽在李青林那里发现“强迫症”的时候，她自己也陷入了精神上无法排遣的矛盾。按理说，南宫羽已经抵达南方，并在其间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城市立下足来，算得上是求仁得仁了，然而李青林对她的拒绝，却使她一度万念俱灰，不得不以南方江河湖海的旖旎风光和偶然一遇的男性身体作为消解内心寂寞的方式。这里，她对于水边风光的着迷，显然照应了她对于秦巴山地的拒绝，但男性的身体，却不仅仅是欲望的指涉，而还应包含了她从现实中逃逸的冲动。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偶然的机缘，她在一次摄影艺术展中发现了西藏，于是她小资化的失落与梦幻、寂寞与求索，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

南宫羽对于西藏的发现与她对于李青林“强迫症”的指认，很显然是一种同构关系。我们知道，西藏很早以前就纳入了中央帝国的版图，但它对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更多是一个文本化的存在，而在众多文本中，除了影像资讯外，汉语涉藏书写显然在西藏形象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丛治辰的考察，“新时期”以前的汉语涉藏写作，主要是强调西藏落后的、急需现代化的一面，而“新时期”以来，在整个社会弥漫的现代化诉求中，汉语涉藏书写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强调神秘和独特而将西藏的宗教、历史、传统给召唤出来。这种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旅游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兴起，高原环境的神秘和藏文化的独特，更是被当作想象和书写西藏的主要方式。“一片遥远而神秘的未知之地”，成为一再重复的陈词滥调。南宫羽对于西藏的“发现”以及随后在援藏的曲折历程中对于西藏的观察，大体上遵循了这一套透视法则。所以，广袤的高原，巍峨的雪山，神圣的庙宇，诵经的喇嘛，朝圣的背影，隐忍的表情，奇幻的经历，这些汉语涉藏书写中常见的西藏元素，都能在其中浮现，而各式各样的援藏人，连同他们的梦想与挫败，荣耀与牺牲，则像是被编织进了一个个空幻的梦境。但就在这些梦境中，如果剔除文化的神秘，西藏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物质文化的落后，却也是南宫羽所不能回避的，然而，她还是将这种辽远洪荒之地的漫游，视为了现代都市精神疾患的疗愈过程，并因此将李青林也召唤过来了。而与作为援藏医生的柳巴松的相遇，更是被她赋予了精神拯救的意义。

值得玩味的是，作为他们出发地秦巴山野，在现代性的视野中，应该和西藏一样，都可以被视为原始落后的象征，但为什么西藏能够完成精神的疗愈，而秦巴山野，却成为了必须逃离的炼狱呢？答案似乎只能从文化消费语境中的西藏想象中寻找，而南宫羽对现实的逃逸之旅，必须经由南方这个现代化的中介，当也由此才能得到解释。

注：《芳草》2017年第3期发《红雪莲》上部，《红豆》第5期发下部。

作者简介：赵牧，1975年12月生，山东省单县人，文学博士，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研究及文学批评。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新时期”以来城乡小说梦想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15-JCZD-005）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8批一等资助（项目编号：2015M580623）支持。

编辑：惠茹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