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段祺瑞传》

段祺瑞似乎不是好人，自从屠杀了刘和珍君等四十多人，鲁迅和作人等人都把他订到耻辱柱上了。今天看该书到段祺瑞的遗嘱，其中说“我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应该体我安贫乐道之意”云云，方才一下子大惊，原来过去一点的人的学问，总是比我们要强。

我观《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少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我也不甚明白，就看注释，说是不愿意从事老百姓（指家人）的农业劳动。如今看来，非也，倒是段祺瑞这个类似军阀的人，告诉我们“生产”不是这个意思。

段祺瑞虽然满不好，但有一点好，就是不贪财积敛，下岗以后，生计全靠着蒋介石周济。所以，他说的“生产”，不是农业劳动的意思，而是“滋生资产”，也就是经营产业而累财的意思。

所以，刘邦的不事生产作业，也是这个意思，其中的“生产”，就是生息产业，“作业”，就是自己创业——犹如今人现在整天想着的东西。

后来，刘邦当皇帝以后，对老爹说：“我业之所就，孰与仲（我二哥）多。”也证明了，这里的“业”，是作出产业的意思。所以，生产作业，两词是一个意思，跟“从事农业劳动”没有任何关系，“生产”也不是现在所说的生产劳动的意思。

当时，刘邦对老爹说的原话是：“从前您常以我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老二。如今我业之所就，孰与仲多？”

这里有个“无赖”二字，因此现在很多人的书里，就说刘邦小时候是流氓无赖。其实这无赖的意思，就是后面紧跟着的话所解释的“不能治产业”，没有依赖的意思。整个一句话，都是在说产业。流氓无赖，实在是望文生义了。

段祺瑞虽然不是专门治文学的，但是遗嘱中的用词，就帮着我纠正了一个对古文的理解，也顺带研究了刘邦的“流氓无赖”。其实刘邦说话都是算数的，除了对韩信实在不能算数之外，证明他有无赖品行的例子，也实在太少。

五四运动的时候，正是段祺瑞执政，这个运动不仅仅是几千学生去广场走了走，而是全国学生、商人、工人都随后大闹起来，终于形成了民族影响，而段祺瑞期间是没有杀人和大力镇压的，遂使该运动得到扩张蔓延而形成历史影响力。随后刘和珍这次惨案，也是他执政的时候，这次是杀人了，随后一个月，他就倒台，从此再没复出。后来他终身吃素，据他自己宣布，是为了这次屠杀而自责。其实，这次惨案，不管是否他本人直接下令，确实是不应该杀人的。不过，有一点，我观这次运动，和五四有不同，五四是学生民众比较自发的。而这次，是明显由国民党等党来领导的，大约在他看来，就危险了，所以就出了惨案了。大约是这样吧，这也是我看《段祺瑞传》上，所描述的情况。我观当时的教授名人们写的悼念学生的文章，似乎也有为学生这种行动，有惋惜的意思，比如鲁迅也说了“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大约也是不很鼓励这样去情愿吧。

而李大钊先生，固然是个可敬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也是应该的，但是，也该想想这些徒手的学生们的权益。李大钊也随后就被执政府背后真正有实力的张作霖先生，给捕杀了。原本是很同情他的，现在想想，感受也复杂了。

鲁迅文中也提到了，“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这里的八国联军，不是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是当时，受日本人支持的张作霖，向当时在北京的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此外日本的两艘军舰，也帮着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开炮，日本又联络其它八国，向国民军施压，而冯玉祥先生，按此《段祺瑞传》的说法，是得到了苏联的武器和资金支持（通过李大钊斡旋成的）。所以，这里冯玉祥和日本等八国及其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军的对抗，实质上在苏联人看来，就有从前日俄战争的延续的意思。所以，该书说，苏联人，势必要为冯玉祥张势，而跟苏联关系很密切的李大钊等人，就组织学生群众，发起声讨日本等八国的民间活动，以为助威。所谓“请愿”，就是请求执政府要对抗八国，乃至驱逐八国公使。

所以鲁迅的文章，主要谈的就是妇女的英勇和安详坚韧，而对于这个运动的其它的意义，则觉得很“寥寥”。李大钊先生，实在也应该体恤一下学生年轻的生命，而学生在爱国之余，参与运动之余，也要想想，不自觉地为苏联人的保家卫国，付出代价。虽然长远是爱国的，但事件的直接起因，却是爱了苏联这个国。保护了苏联，在日俄战争战败之后，不要被日本人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而更威胁了苏联的国土安全。苏联一直希望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不是段祺瑞、张作霖这样亲日的政府。

学生在年岁很轻的时候，政治上不够成熟，所以学生的运动，一定是要小心慎重的。这大约也是胡适一直嚷嚷叫他们“回到实验室里去”的原因吧。但历史总是不由人犹豫的，激情和激奋，总是要表达的。所以，这实在是个不可避免的历史的现实了。

而段祺瑞先生，当其正帮着张作霖（依赖日本人）和冯玉祥开打的时候，见学生请愿抵制日本等八国，为冯玉祥及其背后的苏联人从民间声势上摇旗呐喊，就下了杀手，也许在他看来，时事就不得不如此处理了吧。（因为如果苏联人（冯玉祥）战胜，希望得到张作霖支持的他的政府，就要倒台。他当时已经没了北洋兵做自己的政权基础（后者早覆灭了），所以正依赖于张作霖和冯玉祥，二者的军队盘踞北京，张、冯互斗时，他选择了支持和依赖张。）

总之，爱国的激情，一旦涉及到政治和国际政治，就变得复杂了。而段祺瑞总之是倒了霉，随后一两个月，蒋介石的南方军打来，张作霖战败，他也就下岗了。回家念佛吃素去了。段祺瑞死年，和鲁迅正相同，俩人都写了遗嘱，鲁迅说“我的敌人一个我也不饶恕”，段祺瑞说了些鼓舞国民复兴的箴言，以及我“生平不事生产，安贫乐道，丧事从简”的话。报上当时还炒作比较俩人谁的遗嘱写的好。我不幸而呆在北京，有时就开车经过平安大道上的一个大府院，说是从前的段祺瑞执政府院，心情也就复杂起来，但是感想和结论，却是“寥寥”。

编辑：职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