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西陲兵事》自序

在物欲横流的浮躁里，舆论的热点是富豪榜的排名，明星圈的绯闻，或者转基因与保健品哪个更影响人类。而于文学，特别是传统文学，早被铺天盖地的理财广告云遮雾罩，以至于目前还坚持读书写作的人，常常被梦想一夜暴富的时尚一代当成时代的笑柄。

笑柄就笑柄吧！文学并不高大，为文者自觉神圣。

老衲曾经是枚文青，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成年后体验了一波又一波变革，一直挽着裤腿跑，却总也赶不上激荡的潮流，退休后才意识到光阴虚度，大半生没做成什么事情。聊以自慰的是，一段踏实的军旅生涯，填充了风华正茂的日历，西陲边塞那一片绿洲的印记，无论如何也抹之不去，或许就是精神财富吧！

当过兵的人，常常被慧眼从人群中认出，并不是他们有明星的光环，也并非他们长得高大帅气堪比男神，而是因为他们眉宇间那股正气，举手投足之间那种教养，常常近淤泥而勤濯洗，远花圃而自芳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军营，差不多是一块净土，少有争权夺利，没有卖官鬻爵，绝大多数人的晋升提拔也不靠关系，自然也是广大青年向往的神圣之地。又幸好刚进入社会那十年，文学的土壤涵养了饥渴的我们，于是就忙里偷闲，在有格子和空行的稿纸上横写竖画，其中一些被铅印在报纸或文学期刊，谓之小说和散文。

一九八五年秋，小圈子里小有名气，恰好有个机会，我遂联系调动，事已谈妥，赶上百万大裁军，一块棱角分明的砖头，几经努力，最终没有砌在大军区机关的建筑里，遂裹上这些稚嫩的铅字纸片，在西北的两座主要城市间奔波，希图寻找一处合适的墙垛，将自己镶嵌进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某央企西北管理机关的党组书记、总经理戴德全先生。这是一位专家出身的领导，温文尔雅，精明干练，早年毕业于北京工学院，曾在一个大型鱼雷制造企业从技术员干到总工。他说公司有一个神剑文学艺术分会，拟办一本文艺期刊，我可以上手这件事。

时值机构改革的敏感时期，共和国的土地上，每一天都有新事物的出现和老事物的消失。由政府转制的公司，行政职能一步步弱化，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也因为创始人张爱萍将军淡出国防工业领导体系而逐步边缘化，以至最后消亡。戴先生不谙权谋，殁于非命。期刊自是没有办成，而文青在理工男的包围中基本是个异类，混饭一下子显得比文章重要百倍，理想不能不让位现实，就此搁笔四分之一世纪。

二〇一五年春末，我总算船到码头，进入预备退休的“二线”。歇了大半年，理了理思路，突然又老夫聊发少年狂，重又做起文学梦。

有梦总是好的，说明精神并未老去。名利皆为神马，玩的只是心境。一屁股坐在电脑前，用半年时间敲出一部历史长篇小说《班超传》，列入陕西省“丝路之魂”重大出版专项后，出版社约请在二〇一六年中秋电视晚会直播上露个脸，我也平静地婉拒了，我觉得年轻人比我更需要那种场面。

倒是有几位朋友建议，将以前发表的作品整理成集，让人辗转反侧，夜不成寐。青年时代写的那些青涩东西，时代的烙印太过明显，艺术性颇显不足，文字也比较单薄，能示以人吗？是几位战友加文友一再鼓励，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好坏是那个时代的一点印记，才让我鼓足勇气，打开尘封的纸箱，着手进行编辑整理。

这本集子以《西陲兵事》命名，一是因为绝大部分作品创作于西陲边塞的一座军营，写的又基本都是身边战友的故事；二是收入这本集子的中篇小说《西陲兵事》，七万多字，占去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本集子的扛鼎之作。这部小说草于一九八六年，是时我住在西安政治学院招待所，似乎是联系转业后的工作，又似乎是处理一些个人琐事，无助无力，忙也白忙，索性顺着思维一通乱写。

写了也就放了，一放就是三十年。这次拿出来竟然倍感亲切，感慨连连。作品的场景几近生活原貌，喀喇昆仑的皑皑雪山，叶尔羌河的潺潺流水，高原荒漠的执勤和演练，宛如电影一样，一幅一幅重现。里头的人物，从师长到大头兵，差不多都是我的战友，他们有的为国捐躯，有的后来成了将军，更多的人转业退伍，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仍然鲜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断面，让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短篇《守山》，可以作为中篇《西陲兵事》的楔子，这次本来想将其揉进后者，变成一个小长篇，但该作品当年在《丝路》发表后，曾被《西域》转载，还在几家电台播出，小有影响，遂决定保留原样。

《雪莲酒》、《母亲的婚礼》、《卖酸奶的女人》、《校工》等几个短篇，也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发表的，它们共同的背景，是涉及了一九六二年那场西线边境战争。正义的战争锤炼英雄，可歌可泣，是推进人类进步的动力，但战争之无情，不但在本身的残酷，更在于战争的创伤，往往累及无辜。其中《母亲的婚礼》发表后，曾小范围引起关注，先后在新疆大学、喀什师范学院和喀什地区文联召开过研讨会。甚至有位与刘志丹熟悉的离休老太太，将她多年的回忆录手稿交给我，冀望我能将她不幸的婚姻写进作品。

《密林深处》和《巴西拉马克》，是当年几家杂志都“无法安排版面”而退回的稿件，这次算是始见天日。这两个较长的短篇，都是道听途说的故事，主题与兵的生活似乎关系不大，但背景是西陲，也勉强容得。俩作品分别以“日本种”郑兴业和江南女于婷婷的遭遇为引子，述说了一代人的宿命，反映了边疆建设者远大理想与骨感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恐怕难以理解。

《“大三线”夜宴》在神剑学会的《船笛》刊载后，一些“大三线”的朋友，曾质疑我刚从部队转业，何以了解山沟大军工企业的窘境！他们哪里知道，作品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我在部队当电影放映员时的一段经历。当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李双江、熊卿才、黄梅莹、克里木等名演员破天荒光临部队的时候，为求一票，权力与地位的角斗暗流，是礼堂经久不息的掌声难以淹没的。是时，我曾与报完幕坐在休息室打毛线的黄梅莹说起，她一脸惊诧，连说没想到。

只有《瑞土》，是去年写的。其灵感来自一段闲话，是陕西金融作协副主席张学德先生说的。此公擅书法，崇欧颜，笔锋了得，有天散步时突然说：某大人物的祖坟，被人挖去一个坟头，令人唏嘘不已。联想到时下的迷信成风，荒诞不禁，骗局百出，花样翻新，就有几分愕然，几分愤悱，也不知如何向走火入魔的迷离里，伸一把破雾的魔杖。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句话：“文学对人民的发展，多多少少总会有所影响，在历史运动中，多多少少总会起重要的作用。”这位集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于一身的大胡子俄国人，用了两个“多多少少”，是何等的睿智精明！多是多少，文学即社会？少是多少，文学如厕纸？如今他那枯草覆盖的坟头，还能否发出萤火，只有深邃夜空的北极星知道。

文学不能丰富人的钱包，但能丰富人的思想。

但愿我的这本集子，能为读者了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军营，理解我们这一代军人毫无条件的献身精神，提供一个微小的视角——假如它还算文学。

2017年12月于琼海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