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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集《西陲兵事》自序

来源:旅人野谭 作者: 时间:2018-11-21

在物欲横流的浮躁里,舆论的热点是富豪榜的排名,明星圈的绯闻,或者转基因与保健品哪个更影响人类。而于文学,特别是传统文学,早被铺天盖地的理财广告云遮雾罩,以至于目前还坚持读书写作的人,常常被梦想一夜暴富的时尚一代当成时代的笑柄。

笑柄就笑柄吧!文学并不高大,为文者自觉神圣。

老衲曾经是枚文青,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成年后体验了一波又一波变革,一直挽着裤腿跑,却总也赶不上激荡的潮流,退休后才意识到光阴虚度,大半生没做成什么事情。聊以自慰的是,一段踏实的军旅生涯,填充了风华正茂的日历,西陲边塞那一片绿洲的印记,无论如何也抹之不去,或许就是精神财富吧!

当过兵的人,常常被慧眼从人群中认出,并不是他们有明星的光环,也并非他们长得高大帅气堪比男神,而是因为他们眉宇间那股正气,举手投足之间那种教养,常常近淤泥而勤濯洗,远花圃而自芳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军营,差不多是一块净土,少有争权夺利,没有卖官鬻爵,绝大多数人的晋升提拔也不靠关系,自然也是广大青年向往的神圣之地。又幸好刚进入社会那十年,文学的土壤涵养了饥渴的我们,于是就忙里偷闲,在有格子和空行的稿纸上横写竖画,其中一些被铅印在报纸或文学期刊,谓之小说和散文。

一九八五年秋,小圈子里小有名气,恰好有个机会,我遂联系调动,事已谈妥,赶上百万大裁军,一块棱角分明的砖头,几经努力,最终没有砌在大军区机关的建筑里,遂裹上这些稚嫩的铅字纸片,在西北的两座主要城市间奔波,希图寻找一处合适的墙垛,将自己镶嵌进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某央企西北管理机关的党组书记、总经理戴德全先生。这是一位专家出身的领导,温文尔雅,精明干练,早年毕业于北京工学院,曾在一个大型鱼雷制造企业从技术员干到总工。他说公司有一个神剑文学艺术分会,拟办一本文艺期刊,我可以上手这件事。

时值机构改革的敏感时期,共和国的土地上,每一天都有新事物的出现和老事物的消失。由政府转制的公司,行政职能一步步弱化,中国神剑文学艺术学会,也因为创始人张爱萍将军淡出国防工业领导体系而逐步边缘化,以至最后消亡。戴先生不谙权谋,殁于非命。期刊自是没有办成,而文青在理工男的包围中基本是个异类,混饭一下子显得比文章重要百倍,理想不能不让位现实,就此搁笔四分之一世纪。

二〇一五年春末,我总算船到码头,进入预备退休的“二线”。歇了大半年,理了理思路,突然又老夫聊发少年狂,重又做起文学梦。

有梦总是好的,说明精神并未老去。名利皆为神马,玩的只是心境。一屁股坐在电脑前,用半年时间敲出一部历史长篇小说《班超传》,列入陕西省“丝路之魂”重大出版专项后,出版社约请在二〇一六年中秋电视晚会直播上露个脸,我也平静地婉拒了,我觉得年轻人比我更需要那种场面。

倒是有几位朋友建议,将以前发表的作品整理成集,让人辗转反侧,夜不成寐。青年时代写的那些青涩东西,时代的烙印太过明显,艺术性颇显不足,文字也比较单薄,能示以人吗?是几位战友加文友一再鼓励,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好坏是那个时代的一点印记,才让我鼓足勇气,打开尘封的纸箱,着手进行编辑整理。

这本集子以《西陲兵事》命名,一是因为绝大部分作品创作于西陲边塞的一座军营,写的又基本都是身边战友的故事;二是收入这本集子的中篇小说《西陲兵事》,七万多字,占去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本集子的扛鼎之作。这部小说草于一九八六年,是时我住在西安政治学院招待所,似乎是联系转业后的工作,又似乎是处理一些个人琐事,无助无力,忙也白忙,索性顺着思维一通乱写。

写了也就放了,一放就是三十年。这次拿出来竟然倍感亲切,感慨连连。作品的场景几近生活原貌,喀喇昆仑的皑皑雪山,叶尔羌河的潺潺流水,高原荒漠的执勤和演练,宛如电影一样,一幅一幅重现。里头的人物,从师长到大头兵,差不多都是我的战友,他们有的为国捐躯,有的后来成了将军,更多的人转业退伍,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我心中的形象,仍然鲜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断面,让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短篇《守山》,可以作为中篇《西陲兵事》的楔子,这次本来想将其揉进后者,变成一个小长篇,但该作品当年在《丝路》发表后,曾被《西域》转载,还在几家电台播出,小有影响,遂决定保留原样。

《雪莲酒》、《母亲的婚礼》、《卖酸奶的女人》、《校工》等几个短篇,也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发表的,它们共同的背景,是涉及了一九六二年那场西线边境战争。正义的战争锤炼英雄,可歌可泣,是推进人类进步的动力,但战争之无情,不但在本身的残酷,更在于战争的创伤,往往累及无辜。其中《母亲的婚礼》发表后,曾小范围引起关注,先后在新疆大学、喀什师范学院和喀什地区文联召开过研讨会。甚至有位与刘志丹熟悉的离休老太太,将她多年的回忆录手稿交给我,冀望我能将她不幸的婚姻写进作品。

《密林深处》和《巴西拉马克》,是当年几家杂志都“无法安排版面”而退回的稿件,这次算是始见天日。这两个较长的短篇,都是道听途说的故事,主题与兵的生活似乎关系不大,但背景是西陲,也勉强容得。俩作品分别以“日本种”郑兴业和江南女于婷婷的遭遇为引子,述说了一代人的宿命,反映了边疆建设者远大理想与骨感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恐怕难以理解。

《“大三线”夜宴》在神剑学会的《船笛》刊载后,一些“大三线”的朋友,曾质疑我刚从部队转业,何以了解山沟大军工企业的窘境!他们哪里知道,作品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我在部队当电影放映员时的一段经历。当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李双江、熊卿才、黄梅莹、克里木等名演员破天荒光临部队的时候,为求一票,权力与地位的角斗暗流,是礼堂经久不息的掌声难以淹没的。是时,我曾与报完幕坐在休息室打毛线的黄梅莹说起,她一脸惊诧,连说没想到。

只有《瑞土》,是去年写的。其灵感来自一段闲话,是陕西金融作协副主席张学德先生说的。此公擅书法,崇欧颜,笔锋了得,有天散步时突然说:某大人物的祖坟,被人挖去一个坟头,令人唏嘘不已。联想到时下的迷信成风,荒诞不禁,骗局百出,花样翻新,就有几分愕然,几分愤悱,也不知如何向走火入魔的迷离里,伸一把破雾的魔杖。

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句话:“文学对人民的发展,多多少少总会有所影响,在历史运动中,多多少少总会起重要的作用。”这位集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于一身的大胡子俄国人,用了两个“多多少少”,是何等的睿智精明!多是多少,文学即社会?少是多少,文学如厕纸?如今他那枯草覆盖的坟头,还能否发出萤火,只有深邃夜空的北极星知道。

文学不能丰富人的钱包,但能丰富人的思想。

但愿我的这本集子,能为读者了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军营,理解我们这一代军人毫无条件的献身精神,提供一个微小的视角——假如它还算文学。

2017年12月于琼海


编辑:张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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