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长篇小说创作：“史诗性”与“现代型”双翼齐飞

2018年毫无疑问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大年”，贾平凹《山本》、李洱《应物兄》、王安忆《考工记》、刘亮程《捎话》等佳作纷纷问世。在刚刚出版的《小说评论》2019年第一期，发表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王春林撰写的《“史诗性”与“现代型”双翼齐飞——2018年长篇小说一个侧面的观察与分析》。本报选登其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贾平凹《山本》：拓展了革命历史小说的艺术格局

如果说那些“革命历史小说”的聚焦点都落脚到了类似于秦岭游击队所谓革命力量的一边，那么，贾平凹《山本》的聚焦点却落脚到了以井宗秀为代表的似乎更带有民国正统性的地方利益守护者的一边。这样一来，整部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格局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正如同小说的叙事话语中所描述的，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从大的角度来说，“先是蒋介石和阎锡山是结拜兄弟，蒋又和冯玉祥是结拜兄弟，他们各都联合打张作霖，打吴佩孚。蒋介石势力大了，这天下就是蒋的，可冯玉祥、阎锡山又合起来打蒋介石。”正所谓一时枭雄并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者是也。具体到《山本》所集中表现着的秦岭地区，既有秦岭游击队，也有一会儿属蒋，一会儿又属冯的国军69旅（后改编整合为6军），有井宗秀隶属于69旅（后为6军）的涡镇预备团（后为预备旅），还有保安队，以及身为土匪的逛山与刀客，以及如同五雷那样可以说还不成其为气候的小股乱匪，端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者是也。

实际上，大就是小，小也是大。真正的明眼人，既可以在大中看出小来，也可以从小中看出大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细节的艺术，作为优秀的小说家，贾平凹只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地在“小”上做大文章，通过井宗秀、阮天保、井宗丞这样一些那个时候活跃于秦岭地区的历史人物故事，把当时那样一种大的历史境况，以小说艺术的方式细致深入地表现出来。

这其中，贾平凹一个了不得的创举，就是没有如同既往的“革命历史小说”那样把聚焦点落在革命者身上，而是以一种类似于庄子式的“齐物”姿态把它与其他各种社会武装力量平等地并置在一起。正是凭借着如此一种艺术处置方式，贾平凹方才比较有效地摆脱了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困扰与影响。这样一来，一种直接的艺术效果，就是“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者一贯主体性地位的被剥夺。

陈彦《主角》：以个人命运反映大时代发展

聚焦于一位秦腔女演员人生故事的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其“史诗性”特点也非常鲜明。或许与剧作家的身份紧密相关，在长篇小说《主角》中，陈彦所聚焦表现的，却是舞台上的戏剧人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女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作家相当出色地凝聚表现了社会与时代的风云变幻。

“她叫忆秦娥。开始叫易招弟。是出名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的。”“易招弟为了进县剧团，她舅给改了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一开始的这两段叙事话语带有非常明显的预叙色彩，以高度凝练概括的方式，一部近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三言两语就被叙述者提炼出来了。从土里土气的易招弟，到差强人意的易青娥，再到极富诗意的忆秦娥，一个人三个不同的名字，所串连起的，正是女主人公数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

很大程度上，一部《主角》，乃可以被看作是这两段预叙性叙事话语的充分展开。《主角》的故事起始于“文革”即将终结的1976年，那一年，尚且被称为易招弟的女主人公刚刚十一岁。从那个时候开始，陈彦的笔触一直延伸到了市场经济的当下时代，故事情节前后持续达四十年之久。到小说结尾处，忆秦娥的年龄已经年过半百。因为叙述者的聚焦点始终集中在忆秦娥身上的缘故，从小说类型学的角度来看，这部长篇小说首先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或者说教育小说。

但《主角》却又绝不仅仅只是一部成长小说。关于这一点，陈彦自己其实也有所自觉：“如果仅仅写她的奋斗、成功，那就是一部励志剧了，不免俗套。在我看来，唱戏永远不是一件单打独斗的事。不仅演出需要配合，而且剧情以外的剧情，总是比剧情本身，要丰富出许多倍来。”以我的理解，陈彦这里所一再强调的剧情以外的剧情，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忆秦娥个人成长历程之外的社会、时代等因素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在很多时候，诸如社会、时代等一些剧情以外的剧情，在文本中所占的份额还往往会超过忆秦娥本身的份额。

这样一来，再把《主角》仅仅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就无论如何都显得有点牵强附会了。因为有了这样一些社会与时代因素的强势介入，《主角》就由一部成长小说而被作家进一步提升为思想艺术境界更为开阔的社会小说了。更进一步说，陈彦这部长篇小说最出彩处，正在于借一个秦腔名伶四十年的人生历程不无巧妙地写出了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情形。或者，一种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作家在一种人物与社会彼此互动的情形下，既写出了人物的命运变迁，更传达出了社会与时代的发展演变状况。

整部小说共分为上中下三大部分，尽管中部与下部之间缺乏相对明确的时间界限，但依据文本内容，结合我们对中国社会四十年发展变迁过程的了解，我们认为，上中下三部分具体相对应的，分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以及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所谓的市场经济这样三个时代。在密切聚焦忆秦娥个人命运的同时，陈彦以其生动的笔触所真切写出的，其实更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秦腔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剧种的命运遭际。其中，尤以上部的表现最为出色。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