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阳伯文集》：明代陕西学者的珍贵史料

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日益繁荣，而曾经作为文化中心地区的关中则逐渐边缘化。陕西是明代疆域最为广阔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边疆省份。明代陕西文化虽处于历史的低潮中，但亦有康海、王九思、吕柟、马理、韩邦奇、杨爵等文学名家出现，在明代的陕西文化出现过高低起伏，明代前中期陕西文学和文化突然崛起，成为当时中华大地令人瞩目的焦点，一时号为极盛。这一时期大批陕西籍文人进京登科入仕，蔚成一时大观，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紧随其后的明代中后期陕西文人中亦不乏杰出的代表人物，如李因笃、李颙（二曲）、王徵、来复等，这一时期的陕西文人群体主张经世致用，以其坚贞的气节、务实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气为当时人所敬仰，也为后人所继承，这使得陕西在明末清初成为明遗民集中之地，“明末清初三先生”之一的顾炎武就长期在陕西活动，与陕西的文人交流颇多，影响深远。对李因笃、李颙、王徵，因其声名和留下的著述较多，以往学界已有研究，来复则因为留下的著述散乱，目录书甚少著录，而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研究较少。来复与王徵在当时被称为“关中二劲”，是这一时期关中文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来复（1574—？），字阳伯，号星海，又号耦园主人，陕西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官布政使，备兵扬州。天启六年（1626年）调任淮海道兵备副使。他正直刚介，不阿谀权贵。当时魏忠贤专擅朝政，士大夫争相依附之，来复与任扬州府推官的泾阳人王徵则不与其同流，被时人称为“关中二劲”。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他“为诗文，敏捷如风。为人重气好客，泛交道广，有声荐绅间。起家户部郎，历官布政使，备兵扬州。归田病卒。阳伯性通慧，诗文书画之外，琴棋剑器百工伎艺，无不通晓。惟未习女红刺绣。至吴门，学之旬日，吴中女红皆叹赏焉。同时华州郭宗昌，字胤伯，博闻多能，与阳伯略相似，皆三秦之异人。吴、越间多秀才，未有其比。余于胤伯之奇，知其什五，恨未见阳伯也。阳伯有诗集十余卷，能诗而不能工，亦多能累之”。清人徐沁《明画录》亦曰：“来复，字阳伯，三原人。万历间由进士官扬州观察，性通慧，诗文之外，书法琴弈，百工技艺，以及女红刺绣，无弗通。画山水穷探诸家微妙，格力俱胜。时有华州郭胤伯宗昌并擅多能，为三秦异人云。”来复骁勇善战，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三原县志》曰：“曾参藩大梁，迁山西右布政使，治兵云中，北虏数万骑突至城下，来复着戎装登城指挥，战守七日夜，虏回退惓。偕饷修城，司农告匮，忧愤成疾，卒于官。”可见来复是一位气节坚贞、务实的文人，他是这一时期关中文人的杰出代表。

来复著述颇丰，有《来阳伯诗集》二十卷、《来阳伯文集》二十卷、《耦园图咏》、《李何今体诗选本》七卷，并整理了《奇效良方辨》等数十部医籍。来复倡导作诗作文应师古不泥古，并且为文要经世致用，反对空洞无物之八股文，认为“为文须极力阐发，方议通融”。其诗文“文辞沈古”，颇具先秦、两汉之风。

《来阳伯文集》二十卷，包括序、墓志铭、状、碑、传、记、牍、祭文、启、跋、杂著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如关中文学风貌、治理水利、维护边防、节孝义行、医书医术等，皆有概述。来复重实学，关心民生疾苦，其文中较多治理地方、乂边之策略以及造福百姓之政事。来复交友广泛，且多当时名流，在其文集中亦可见一斑。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简单谈一谈《来阳伯文集》的重要价值：

第一，对于明代科举、教育研究的价值。《陕西武举乡试录序》一文记述了万历癸卯年（1603年）陕西武举乡试的过程、考察的主要内容以及来复对武举考试存在的问题的看法和改进的建议。《陕西同年序齿录序》《社中三子同登序》《陕西壬子科题名记》《诸生应试祭门请令君启》等几篇文章都对当时的科举考试有详细的记载，其中《陕西壬子科题名记》还叙述了陕西科举从唐代流传下来的习惯———“秦士举必题名，题名必有记。”这些文章对研究明代科举尤其是陕西科举具有重要价值。其文集中收录的来复与其师友的各种尺牍、启以及其所作的墓志、祭文、行状等文书皆与当时的文人群体有关，又是研究当时教育和文人群体的重要史料。

第二，对于明代边防研究的价值。来复虽是进士出身的文人，但骁勇善战，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曾任布政使，备兵扬州，后又任淮海道备兵副使，任山西右布政使时治兵云中，当时明朝北方边境经常有战事发生，来复在当时的前线指挥战斗，其文集中不乏乂边之策，对当时明朝边防研究有重要价值。如在《蓟镇边政书序》一文中，来复根据其在这一代的经历，首先分析这里的山川形势，其次谈蓟门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最后提出在这里要加强防备，修缮城池以及保证兵饷等内容。

第三，对于明代医书刊刻研究的价值。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进入“总结期和转型期”，此时期编纂和刊刻了大量的著作，医书即其中之一。来复通医学，整理了《奇效良方辨》等数十部医籍，因此对医学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来阳伯文集》中收录了他的《养生主论序》《刻疮疡神方序》《伤寒捷径序》《南阳活人书序》《跋眼科神方》《跋奇效良方辨惑》《朱奉议<活人书>跋》等多篇与当时刊刻医书有关的内容，这些医书有的散佚，有的在相关目录书中没有收录，来复的这些文章对研究当时的医书刊刻有重要价值，从中也可以领略其对医学的认识。

第四，来复的史学思想。《来阳伯文集》中收录有来复所作《史论》二篇，从中可管窥来复的史学思想，其一为读《汉书·元帝纪》所发之议论，认为汉元帝虽“多材艺”，治国虽有“厌刑名，而尚儒术”等一系列做法，然“致令孝宣之业衰而不振”，究其原因认为“君天下者在断欲，治天下果不可纯任儒也”。其二为读《汉纪》对汉朝诸帝所发之议论，认为秦始皇、汉武帝笃信神仙、方术是非常可笑的，并对各种祠祀作了议论，对一些神异现象作出解释，并对汉朝诸帝在朝政、用人等方面作了评论。从这两篇《史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复的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他不信鬼神、灾异，对汉代皇帝纯任儒者治国提出尖锐的批评，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这也是明末陕西学者群体共有的特征之一，受到了当时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来阳伯文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从中可考察明代陕西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文学等情况。《来阳伯文集》的整理出版必将推动对来复和明代陕西文人群体的研究，其文集中有关明代关中地区的人文风俗、社会风貌、文人际遇的内容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