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报送拆除西安市旧城计划给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函
1950年3月26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止拆除城墙给西安市人民政府的批答
1950年4月1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暂缓实施拆除城墙计划给西安市人民政府的批答
1946年2月1日，陕西省政府为纪念井勿幕，拟将南北四府街、琉璃庙街及小南门改名为“井上将街”和“井上将门”致西安市政府的代电（井勿幕，陕西辛亥革命先驱和杰出领导人）
当人们漫步于西安城墙宽阔的城垣之上，触摸着历经六百余年风雨洗礼的青砖，眺望古今交融的城市天际线时，或许很难想象，这座如今被誉为“世界级瑰宝”、最能代表该城市历史文化坐标与名片的古代城垣，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曾数次“危在旦夕”，险些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其存续，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一场场惊心动魄“保卫行动”的成果。这些关乎西安城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被清晰地记录在一组珍贵的档案——“西安城墙保护档案”之中。这些西安市档案馆与陕西省档案馆馆藏的西安城墙保护和维修档案资料，真实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西安城墙历经战争破坏、自然及人为损害，命运跌宕起伏，而最终得以整体维护、根本保护的曲折历程。这些档案资料，亦是事关西安城墙毁留存亡关键时期的真实反映。
数百年城垣满目疮痍
西安城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至洪武十一年（公元1370—1378年），全长 13.74 公里，高 12米，顶宽 12耀14米，底厚15耀18 米，构造坚固，气势恢宏，是我国乃至世界现存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历史底蕴最为深厚的古代城垣建筑，是研究古代城市建设、军事防御、社会变迁的实物例证。然而，历史的进程步入近现代，这座宏伟的古代防御工程在时代的巨大变革中历经磨难。
西安古城墙系在唐长安城基础上扩建而成。城墙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墙身以黄土夯筑而成，外部采用青砖护砌，以灰土及条石作为基础，墙顶铺砌青砖，外沿加筑青砖，形成垛堞，城墙内面每隔一定距离留有青砖水槽，墙外有护城河环绕。古城墙历经明代隆庆、崇祯，清代乾隆年间多次修缮，但一直未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
到民国时期，西安古城墙损毁状况严重，地方当局为保护城墙开展了一系列修复工作，诸如颁布保护城墙的举措、实施小规模修缮等。当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原先的四座城门，即东之长乐门、南之永宁门、西之安定门、北之安远门已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档案资料表明，民国时期相继开辟了中山门、玉祥门、解放门（原名中正门）等新的城门。
据档案记载，至抗战时期，为躲避日军轰炸，“民众于城墙内外侧挖掘防空洞1000余孔”。这些规格各异的洞穴，对城墙结构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为便于市民“躲避空袭”，当时的城墙上又开辟了小南门（勿幕门）、朝阳门、建国门等防空便门，当时仅为一些缺口。“在那个战争年代，人们为躲避日军轰炸，不得已在城墙内外挖掘大量防空洞，开辟一些防空便门，这些举措虽属无奈之举，但也反映出城墙在那个特殊时期发挥了一定的避难功能，为民众提供了临时的庇护场所，从侧面亦体现出城墙的坚固性。”西安市档案馆二级调研员柏雪梅说。
到了西安解放初期，历经数个世纪风雨侵蚀与战火洗礼的古城墙，已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据档案记载，当时城墙下部普遍挖掘有防空洞，基层近乎空虚，墙顶大部分掘有战沟，致使墙顶凹凸不平。原本雨水依据既定坡度流入水槽而后下泻，那时却阻塞乱溢，顺势下注，故而冲毁之处甚多。城墙外侧在北门两旁、玉祥门北边、西门南边、小南门西边、南门东边、东门南边等多处均出现倒塌情况，城墙内外倒塌约三十余段，其中尤以柏树林街南口、西门北马道等区域最为严重，全城墙呈现出废圮之态。尽管如此，城墙及其上的建筑基本保持完好，轮廓清晰，雄姿依旧。
解放初期的两次拆城危机
解放初期，新中国百业待兴，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浪潮波澜壮阔。针对古城墙的存废问题，人们持有不同观点。部分人认为其为珍贵的文化古迹，需给予重点保护；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其属于封建遗迹，是废弃城墙，维持现状需耗费大量工程费用，且阻碍城乡联系、影响交通通行、不利于新都市规划的实施，应当即刻拆除，拆除后的墙砖还可用于市政建设。拆除城墙，利用其砖石开展建设，看似成了“合乎情理”的抉择。
档案清晰记录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1950年初，西安解放不久，便时有少数群众或个别机关部队随意拆运城砖的情况发生。西安市人民政府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两次行文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告。西北军政委员会高度重视，于1950年3月26日及时作出批复，明令制止：“现在既有拆运城砖情事发生，请即依据前令，分别制止。”这份批复署名“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其态度之坚决、反应之迅速，为西安城墙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然而，就在该批复的前一日，即1950年3月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呈报了《拆除西安市旧城计划》，该计划的核心要点为：除拟保留四城门楼外，其余城墙部分将分期予以拆除，自1950 年起始至 1956年结束，分五期完成。若此计划付诸实施，具有600余年历史的西安古城墙将仅存四座孤立的城楼。
千钧一发之际，西北军政委员会再次彰显出历史前瞻性与文物保护理念。1950年4月1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批复，明确表示不予同意：“西安城墙砖石虽可供建筑之需，但当前尚不具备相关条件，一旦拆除，不仅有损城市风貌，且墙砖难以妥善保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与损失，故所拟定计划，应暂缓施行。如需修建地下水沟，可拆除敌伪时期所建碉堡与守望楼等砖石加以利用。”此份批复署名“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代）、张治中”。西安市人民政府依据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发布公告禁止拆毁城墙：通告西安警备司令部、公安局及各区严格查处；已拆除之砖仍需归还原处。
历史的曲折进程并未停歇。1958年，全国范围内拆除城墙的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北京、南京等地的古城墙相继遭到拆除。西安，再次处于舆论关注的焦点位置。
档案记载，1958 年6月17 日，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再次研讨西安城墙的存废事宜。会上，主张拆除与要求保留的观点激烈碰撞。令人惋惜的是，在此次会议上，主张拆除的意见占据优势。会后，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呈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提出：“西安城墙可不予以保留，今后总体方向为拆除。为便于民众日后瞻仰，留作纪念起见，仅留存几处城门楼。但当前可先将需要拆除之处及存在危险之处予以拆除……今后将依据城市发展需求结合义务劳动，逐步进行拆除。”1958年10月25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函复，“原则同意”该意见。
于是，拆城计划迅速拟定：全面拆除城楼以外其余城墙部分，“计拆除城墙12682米，共可拆除城砖25万m3，条石38万m3，土方222万m3……全部拆除工作拟于1962 年前全部完成。”在此期间，许多单位为了“大炼钢铁”建造炼钢炉，开始取用墙砖，且态势加剧，城墙大范围的损毁此时已全面启动，并迅速达到了高峰。至1959年，西安城墙面临严峻危机。
就在城墙濒临彻底损毁的时刻，转机再度降临！档案中的一份会议记录（西安市建设局1959 年4月2日局务会议记录）披露了这一危急时刻：“韩（学英）局长：拆除城楼暂停。省委赵（伯平）书记于北京参会期间，致电传达习（仲勋）秘书长指示，称应当予以保留，昨夜市委冯秘书长亦电话通知暂停，未拆除规整之处需提交情况报告……”原来，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伯平同志，依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同志的指令，紧急致电西安市人民委员会，要求即刻停止拆除城墙！西安市人民委员会连夜通知市建设局，拆城行动随即紧急终止。
同年7月1日，文化部向国务院呈送了《文化部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报告》。该报告是西安城墙保护档案中另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报告明确指出：“西安城墙历史悠久……建筑雄伟，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保存最为完整且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亦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以及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并强调，“西安城墙在现代都市规划中，不会对工业建设的发展造成阻碍。因此，我部认为应当予以保存并加以保护。”该报告获得国务院认可并逐级下发。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西安市人民委员会随后转发国务院通知，要求广大市民严格维护城墙现状，禁止动用城砖垣土。西安城墙再次避免被拆，并得到保护。此后数年，西安市陆续开展了城墙豁口整修、维修坍塌的城墙以及损毁严重的城门楼等城墙维护工作。
法定保护与全民修缮
1961年3月4日，是西安城墙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国务院发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西安城墙位列其中。自此，西安城墙保护具备了法律支撑，避免了后续遭受更为严重的冲击与破坏，为当今西安城墙傲然屹立并登上国际舞台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获得“国保”身份并不意味着能够高枕无忧。档案亦记录了后续的波折。“文革”期间，部分群众挖掘城土、动用城砖的现象极为突出，还存在一些单位利用城墙空间挖掘房屋发展社办工业的情形。至20世纪80 年代初，西安城墙遭破坏的状况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城上的五千多个垛墙、伸出于城外的九十八座敌台以及台上的墩楼、城四周的角楼均被拆除。城墙顶面及外壁的青砖在诸多地方被剥除，众多以青砖砌成的排水槽亦遭拆毁。四门瓮城被部分机关单位和城市居民长期占据，时常破坏瓮城的基础。围绕城墙内侧紧贴城根，不少居民利用该空地建造房舍，并在内侧又陆续挖掘了诸多窑洞。因城墙遭到破坏，排水系统丧失功能，一旦遭遇阴雨天气，便形成积水，就地渗透，导致严重塌方。
在此关键时期，西安城墙的状况再次引发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关切。1981年11月26日，习仲勋同志阅悉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1月22日第2852期所载《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遭到严重破坏》，该文如实反映西安古城墙遭受破坏的情形以及城墙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习仲勋同志认真审阅后深感忧虑，即刻指示秘书致电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要求其核查情况，并要求陕西省人民政府切实做好西安城墙的保护工作，制止破坏行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依据习仲勋同志的批示，迅速于12月31日形成了《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份意见措辞严肃，提出了三项关键举措：1.责令西安市政府切实履行职责，划定保护范围，设立标志与说明，建立科学记录档案，设置专门的文物保管机构；2.制定统一的规划方案，限期迁出占用单位，将保护维修纳入城市规划；3.建议省政府颁布保护命令或条例，严禁破坏行为，依法惩处故意违法者。
1982年1月2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以送阅文件形式下发该意见。同年8月20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告》，此举措彻底扭转了西安城墙被损毁的发展态势，促使西安城墙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1982年7月26 日，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提出了以“维修明城墙，整治护城河，改造环城林，打通环城路”为核心的“四位一体环城公园”的宏伟构想。1983 年4月1日，“西安环城建设工程”启动。历经两年多的全面维修加固，部分敌楼、角楼及一座魁星楼得以重建，东、南、西三面基本连通；护城河经拓宽整治，死潭变为活水清流，周边环境得到彻底改善。此后，对各挖断处进行修复连接，至2004年底，随着火车站段城墙连接完成，断裂近一个世纪的城墙终得修复；环城公园、顺城巷改造、环城西苑等工程相继推进。西安城墙终于从破败不堪中重获新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同年，西安城墙管理委员会成立，集保护、研究、修缮、传播、运营管理等职能于一体，开始为西安城墙提供更为科学、持久的保护。由此，西安城墙开启了“预防性保护”的创新探索，成为全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范例。
今日，当人们漫步于绿意盎然的环城公园，行走在平整宽阔的城墙顶，观赏着修复一新的城楼角楼、青墙黛瓦，领略着护城河碧波荡漾的灵动之时，不应忘却脚下这座宏伟建筑所历经的重大波折。西安城墙绝非冰冷的遗迹，而是“活着的历史”。“西安城墙保护档案”正是这段历史最为忠实、最为有力的见证者。妥善守护这些档案，便是守护西安城墙的记忆，守护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重要篇章。它们不仅关乎过去，更对未来具有启示意义；在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的当下，如何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如何珍视并传承这些宝贵遗产，是永恒的课题。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成艳妮（西安市档案馆提供相关档案、照片及资料）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