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驿站”西安七贤庄

文/孟欣  崔凯

在陕西西安古城内的西七路、北新街一带，有一组颇具规模的民国建筑群。该建筑群青砖、灰瓦、白墙，由10座院子组成，坐东朝西的大门上方的“七贤庄”三个大字古朴沧桑。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该建筑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那么，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陪都”古城墙内的新建筑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渐加剧。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嚣张之至的日寇对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产生了严重威胁。出于“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之考虑，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以西安为陪都，并定名西京，“由中央特派员担任筹备”。

1934年8月，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成立，对西安按照都城标准规划建设，制定了一系列规划方案。测绘、修路、绿化、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等工作陆续展开。

1935年10月底，陕西省银行购买了位于新市区革命公园之北的200亩荒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区域内规划有7个建筑群，统一以“庄”命名，分别为一德、二华、三秦、四皓、五福、六谷、七贤，“望衡对宇，其间自成村落，统称六合新村”。

七贤庄院落为民国时期典型的中式折中式建筑风格，在保持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特征的同时，院落结构、室内布局、局部形式又融入了西方建筑的做法，体现了当时建筑界兼容中西的思想，外观又呈现出关中民居特点。整个建筑群由10座院子组成，自西向东有序排列，格调淡雅素朴，共分为5种户型。一至二号南、北院与三至四号南院均以中心工字型建筑分隔为两进院落；三至四号北院为东西厢房三进院，五至十号北院为东西厢房两进院，其中九至十号独立成组；五至十号南院为东西厢房三进院，其中十号院面积较小且建有地下室。

该建筑群的建筑装饰崇尚简洁，除南门入口处倒挂门楣的步步锦图案、侧面山墙金钱纹通风孔与檐部莲花如意纹滴水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刻意装饰元素，这也凸显出当时该建筑群作为商品房开发的特点。

从秘密交通站到驻陕办事处

与国内现存其他民国建筑相比，七贤庄建筑群本身并无雍容华贵之处，甚至略显土气。但它在建成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曾先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地下交通站、红军联络处和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见证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延安采购、转运了大批药品、医用器械等物资，输送了不计其数的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更铭记了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无私支持。

1936年4月，张学良赴延安（时名肤施）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会谈期间，周恩来让陪同前来的地下党员刘鼎在西安选择合适的地方建立一处交通站为陕北采购供应药品和医疗器械。刘鼎与德共党员、牙医冯海伯在西安城认真考察后，租赁了刚刚落成的七贤庄一号院作为交通站。从地理区位上看，此处与西安城北门与火车站都近在咫尺，且院墙高环、建筑风格朴素低调，不易引人注意。交通站正式设立后，对外以德医牙科诊所作为掩护，负责采购、转运陕北急需的物资，并设置秘密电台与外界联络。同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中，冯海伯在诊所附近被流弹误伤而牺牲。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原来秘密的地下交通站也就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由李克农任处长。鉴于红军尚未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七贤庄一号院就对外悬挂起“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教导通信训练班”的牌子。在联络处运行期间，许多领导同志自陕北南下西安都曾多次在这里居住并工作，宣传抗日主张、与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谈等，为稳定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保卫国共合作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七贤庄红军联络处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成为南方各省党组织、党员恢复与中央联系的重要枢纽。

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联络处随即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并任命林伯渠为办事处党代表；9月，随着国民政府各战区序列调整，复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从秘密工作到公开活动，办事处的业务范围也逐渐扩大，在一号院的基础上，又租赁了三、四、七号院使用。办事处运行期间，行使着多方面工作职能，主要有领取国民政府给八路军拨发的军饷物资并采购延安急需物品保障后勤供应、作为中转枢纽招待并护送各方人员出入延安、招待过往西安的党政领导人、组织发动群众和爱国团体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等内容。1946年9月内战爆发后，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驱赶下，办事处被迫撤销，人员全部撤离。

至此，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

见证不少光辉时刻

由于七贤庄作为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办事机构的性质，除转送大批进步人士到陕北外，往来接待的人员中既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林伯渠等党内重要领导人，又有陈嘉庚、梁漱溟、丁玲、冼星海、艾青、茅盾、贺敬之等进步人士，更有白求恩、埃德加·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知名国际友人。

1937年12月，时任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由抗日前线返回西安，在七贤庄居住期间，还应邀到西安师范学院为6000余名师生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任务》的演讲。1938年8月，朱德自西安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曾在七贤庄居住10天。在这里，西安各界救亡组织代表为他敬献了绣有“为国干城”四个大字的锦旗，其间，朱德还在一号院中为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即将奔赴延安的青年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关于一年来抗战形势的报告。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先后6次留住七贤庄，在1939年5月，刘少奇由河南竹沟返回延安，途经西安在七贤庄小住，曾在一号院住处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

1936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延安采访归来，在西安七贤庄与丁玲、史沫特莱等人相聚时，将在苏区的所见所闻介绍给老朋友们，尤其在谈到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情景时，无比激动，竟哼唱起红军歌曲来。1938年2月，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率领“加美援华医疗队”赴延安之前，途经西安曾在七贤庄一号院工字建筑东北角的房间内居住10余天，在此停留期间，他积极购置药品和医用器械，给办事处人员诊治疾病，甚至利用院内地下室简陋条件为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张克侠做过急性阑尾炎手术。小小的院落凝聚了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深厚感情，并传颂至今。

如今，昔日作为“红色驿站”的七贤庄已经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作为西安古城墙内一道独具特色的亮丽风景线，它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向来到这里的人们展示着先辈们在这里留下的光辉足迹、诉说着在这里发生过的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的革命故事。（中国文化报）

编辑：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