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主演“高片酬”，也要治理明星“低艺德”

4月17日，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发布《关于厉行节约，共克时艰，规范行业秩序的倡议书》。倡议书中倡议，影视制作行业应谨慎立项，慎重开机，杜绝一切资源浪费和资金浪费现象再度出现。倡议书提出，一部电视剧、网络剧的编剧、导演和男、女一号主演的酬金，各自最高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10%，全体演员酬金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40%。（4月18日《新京报》） 
　　歌星唱一首歌，出场费几万、十几万的大有人在；影视明星拍一部影视剧，酬金几百万、上千万的不在少数；明星做几秒钟的广告，代言费成百上千万的也比比皆是。明星收入畸高，不仅不利于艺术生产，而且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特别是，一些明星高片酬、阴阳合同和偷逃税，饱受社会诟病。 
　　基于此，2019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表示，对泛娱乐化、影视业高片酬、阴阳合同和偷逃税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特别是，在防疫特殊时期，电视剧产业协会倡议：主演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成本的10%等，理应得到电视剧行业的积极回应。 
　　然而，缩小普通劳动者与明星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仅限于遏制明星“天价片酬”，还应该包括出场费、代言费等收入。问题是，明星演出环节由文旅部监管，明星代言涉及市场监管部门。因此，限制明星不合理收入，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协作，联合出台明星“限薪”规定，并纳入行业自律公约，对片酬、出场费、代言费等收入进行限制，缩小艺术行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促进有序竞争。同时，依法打击高片酬、阴阳合同和偷逃税等违法行为。 
　　另外，明星收入偏高，却道德低下亟待重视，形成了极大反差。比如，一些明星代言虚假广告，使消费者被虚假广告误导权益受损；又如，许多明星婚恋观出现偏差，毫无家庭责任感，频频制造绯闻；特别是，明星已成为酒驾、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的“高发人群”。 
　　可见，既要遏制主演“高片酬”，更要治理明星“低艺德”。此前，广电总局对“污点艺人”祭出“封杀令”，是个良好开端。但规范明星道德，不能止于“封杀令”。首先，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明星等从业人员的教育管理和道德考核，督促他们珍视艺术生命、遵纪守法，抛弃不良生活习惯，尽早脱离“反面教材”，重拾道德信誉。同时，应制订演艺行业道德准则，要求从业人员应严格律己，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标准，不能成为站在社会法律、公德和职业道德监督之上的特殊群体和特权人。特别是，对于演艺圈这个传播“黄毒”的重灾区，司法机关应予以重点盯防，重拳打击，提高明星的违法成本。 

编辑：慕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