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文联主席。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五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刻骨铭心》《仪凤之门》，散文集《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追月楼》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曾获第16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17年度年度杰出作家”奖，《刻骨铭心》获第三届钟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滞留于屋檐的雨滴》获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南京传》获第四届施耐庵文学奖等。
叶兆言为《文化艺术报》读者题词
叶兆言（右）和苏童（左）余华（中）在一起
2023年1月19日，备受关注的“收获文学榜”揭晓，刊载于《收获》2022年第1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作家叶兆言长篇小说《仪凤之门》，入选2022年收获文学榜·长篇小说榜。
1992年去南京组稿，第一次见到叶兆言，那时，他和苏童、格非、余华名满天下，他住在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公寓，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用电脑写作的作家。回西安不久，他寄来一篇散文《太太学烹调》，这也是我收到的第一篇用电脑打印的稿件。在以后的30年里，我多次编发过叶兆言的稿子，他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著作等身，是作家中的谦谦君子。
从1980年代以中篇小说《悬挂的绿苹果》成名，叶兆言是中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南京叶家，一门四代南京文人。叶兆言的爷爷叶圣陶，父亲叶至诚，女儿叶子，都是文化名流。作为一个南京人，生于斯长于斯，从《南京人》到《南京传》，从《刻骨铭心》到《仪凤之门》，叶兆言以不同的形式讲述他的南京故事。
文化艺术报：从您早年的成名作《悬挂的绿苹果》到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追月楼》，近年的《刻骨铭心》《南京传》《仪凤之门》，40年来您一直在书写南京，用文字占领了一座城。您在文章里说过南京走到哪里，都是走到历史的阴影里，南京在您心中是什么样的位置？
叶兆言：外地的朋友，读过几本关于南京的书，来南京东走走西看看，不免会发表感慨，说南京虎踞龙盘，的确有王气。其实，所谓金陵王气只是一种非常虚幻的东西。南京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总是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所谓金陵王气，不如说是金陵亡气更准确一些。南京作为古都，更多的是维持着一种偏安的局面。东晋好歹支撑了一百年，不像南明的福王，不到一年就成了清兵的俘虏。南京的王朝，似乎注定最多只有半壁江山，强悍的北方总是处于优势地位，而文弱的南方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有关机构曾对南京市民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查，结果只有一成的人自称祖籍是南京，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南京人，虽然他们就出生在这座城市。总起来说，南京人淳朴、听天由命，换句话说，就是珍视当下，懂得及时享受生活。典型的南京人都是悠闲懒散的，很多事都随它去，不羡慕当官的，也不嫉妒有钱的。大部分南京人既不会当官，也不会赚钱。在南京会当官的都是外地人，在南京挣大钱的也基本是外地人。眼睁睁看着外来者做官挣钱，竟然不眼红，也不在乎，这就是南京人。平心而论，国内恐怕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城市，能像南京一样清晰地展示中国历史的轮廓和框架，南京是一本最好的历史教科书，阅读南京这个城市，就是回忆中国的历史。南京是一座摆脱不了历史气息的城市，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走在历史的阴影里，这种遗产实在太丰厚了，太丰厚，有时未必就是好事。一个靠怀古存在的城市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不用开拓的思维对南京这座古城进行新的审视，一味地缩手缩脚，南京人有可能在巨大的历史负担面前不知所措，进退两难。
南京是我写作的根基，是我熟悉的地方。我现在是坐在这儿跟你说话对吧？南京这个城市，就是我坐的这张板凳。我跟你说话，总得坐在一个地方，或者站在一个地方跟你说话，我不可能悬浮在空中跟你说话，南京就是我站着的这块地、我坐的这张椅子。我为什么写南京？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多美、多有诗意，它在城市排行榜上排第几，我觉得这个就没意思了，就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我只是觉得用它来叙述中国历史比较方便。
文化艺术报：去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通往父亲之路》，备受好评，您说“这是我一直以来想写的一部书，想写一些中国式的父子”。您本来“打算写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卷，对象是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从章太炎那辈开始写起，然后过渡到我们这一代，大约是五代文化人。这个野心并没实现，至多也就是在我后来的一系列散文随笔中，找到一点点蛛丝马迹”，《通往父亲之路》这完全可以是一个长篇小说的体量，您后来怎么写了一个四万字的中篇？
叶兆言：鲁迅谈起章太炎先生，我祖父（叶圣陶）那辈人谈起鲁迅先生，我父亲谈起祖父那一辈，然后就是我，谈起父亲和他的朋友。一句话，我们都成了九斤老太的后人，历史仿佛早已写好了，注定了一代不如一代，我们这些不肖子孙，似乎都不可能再超越父辈。这是我一直以来想写的一部书，作品中张希夷干校养牛这一情节即移植于伯父叶至善干校养牛的经历，这一段其实是我伯父和我们老爷子（指叶圣陶先生）的一段故事。我伯父就像我小说中写的这个父亲一样，在干校养牛，而且他很得意地天天晚上起来给牛把尿，我祖父在书店里到处给他去找养牛的书。他们在通信中大量提到这一件事，养的牛怎么好，牛圈里怎样干。真实生活中，我伯父和我祖父光是通信就写了很厚一本书，谈的全是怎么养牛。我的祖父和父亲，不仅文章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非常好的人品。他们的人格力量为我被读者接受前扫清了不少障碍。我受惠于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与影响这一点不容置疑。其实《通往父亲之路》这本书，它写的是一种看向父辈的目光。我甚至会想读者看过之后会不会也去反观与想象自己通往父辈的道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目光会让我想起1980年代。1980年代的时候，中篇小说特别热，对吧。就我的阅读经历来说，虽然最早读的是长篇，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但当我开始写作，想当作家的时候，我的阅读是从中篇入手的，比如梅里美的《卡门》《伊尔的美神》等等。那时写得最有激情的也是中篇，把它当成看家本领，然后你说苏童也好，余华也好，包括王朔，大家玩的都是中篇，而且都发在刊物上。我会觉得《通往父亲之路》也是这样一个小说，它为致敬1980年代而写，为致敬自己刚开始写作的那段青涩岁月而写。我在小说中写到了一些学术界的不堪，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1980年代的怀念。比如198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对博导充满了敬重，觉得能当博导的人那得是有多大的学问，但后来这成为对1980年代的解构，你突然发现大家都变成博导了，变成作协副主席了。原来我们所崇敬的那些东西，我们想走近的那些东西，突然就在你身边了，然后你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可能也是在这时候，我觉得“父亲”变成了一个象征的东西：我们都想走近自己的“父亲”，结果我们越走越远，我们以为走近了，最后发现是越走越远。或者说，你会发现1980年代正在远去，甚至你所想象的1980年代或许根本就不存在，那些复杂的感情都在这里面了。
文化艺术报：从1980年代初登文坛时的先锋文学，到19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盛极一时的历史大散文，您从未去追赶潮流，但您似乎总与文坛的潮流同步，成为文学常青树，更被誉为富有恒心和耐力的马拉松选手，您是如何保持这种长久的创造力的？
叶兆言：一篇文章一旦开了头，无论如何，我都要写完，我的人生也基本上就处在一个无论如何也要写完的状态中，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很累，感觉自己始终是在打仗。但是当写完了，又觉得很有乐趣，就像在行军打仗，攻破了一个山头，又拿下了一个城池，始终在克敌制胜。作家就应该习惯清苦，应该孤独而拼命地写作。（写作）会有一种危机感，但更多是充满感激，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能写作是一种幸福，得赶紧写，得抓紧时间写。我已经离不开写作，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我通过写作来思考生活、认识社会，我不写作是没有办法思考的。
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口头表达是不成熟的，落到笔头上，把自己的想法梳理成文字，思想往往能得到升华，才知道自己最真实的表达，最终也能通过写作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我觉得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你喜欢什么职业，而你恰恰还能够从事这个职业。全世界的写作者，都会因为想写而不能写感到困惑，感到痛苦。我常常是以一种惜福的态度来对待写作，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你能够写，你不停地在写，你还能继续写，想到这些，你就应该知足。因为还能够写作，你人生中的一些其他愿望，已经不太重要。我清楚地知道，写作只对那些愿意读你作品的人，才会有一点点意义。我也知道，今天阅读我们作品的人，其实已经不多，已经少得可怜。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格外珍惜，要珍惜自己还能写的这个能力、还能写的这个机会。
文化艺术报：《南京传》的语言较为口语化，也用到不少流行词，您用话家常的方式拆解史料，将厚重刻板的历史解码重组。这种写作语言，是想让这部历史传记类作品生动活泼一些，还是有其他原因？
叶兆言：这里面有传承的因素。我最早读的书，比如黄裳的历史随笔，他的文体对我是有一定影响的；另外，像房龙，他的文体对我也是有影响的。他们的文字，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看、有趣。这也和家庭有一定关系。家里的大人，比如我爸，会告诉我这东西好看。我喜欢这些东西的时候，“文化散文”这个词还没有，但我知道随笔可以这么写。当然还有周作人，我特别喜欢周作人。如果说有一些师承的话，中国，我觉得源头就是周作人、黄裳、张中行这些人。周作人是不避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的。包括林语堂也是这样，他的《苏东坡传》也是这样的。我基本就是这个原则：没有不能写的东西。关键是你用的地方合适不合适，不要卖弄。知识也是，不要卖弄你的知识。我文字的分寸、文字的腔调，基本上是依照这个原则去写。
文化艺术报：您一直写小说散文，不经意间出了一本非虚构作品《南京传》，受到读者和媒体广泛关注，有评论者称，叶兆言“征引资料的宏富，涉猎论文的广泛，且不说历史经典读本，南京乡邦文献，就连王少华的文章，逯钦立教授的论文，汪士铎的日记，都注意到了，给人以六经注我、信手拈来、融会贯通的挥洒自如之感。”从《南京传》中对历史细节的运用看出，您对南京的历史非常熟悉，您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吗？两种不同的文体，在具体的写作经验上，有哪些不同？
叶兆言：工夫在诗外。临时抱佛脚解决不了问题，关键是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我曾经开玩笑说，我写这本书相当于又读了个研究生。我也挺感谢写这本书。如果不写这本书，我可能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也没有这么细致。“写”和你平时的阅读还不一样，“写”是个继续加深理解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写《南京传》是一个很享乐的过程，我重新享受到了学习的快乐。真的是这样。
很多人可能会说，神经病啊，写这样一本书。我自己写的时候，确实也是犹豫的。我也想到，女孩都不喜欢历史书，对吧？现在的男生也不喜欢。我想到这个也是很悲哀的。所以，如果（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自得其乐的话，这本书就是一本很糟糕的书。我也一把老骨头了，居然把它写出来了，很有成就感。
文化艺术报：以《陈旧人物》系列的创作实绩及影响，您成为当代“文史写作”的重要作家。《陈旧人物》系列和您小时候经常到北京看望祖父叶圣陶，有机会见到那些经常在您祖父客厅出入的著名文人学者有没有关联？您祖父对您的影响有多大，他会指导您的阅读，给您开书单吗？是否因为他，您日后写作中对陈旧人物比较偏爱?
叶兆言：我总觉得父辈比我们更有学问、有文化。文化上的遗憾确实是我一直想表达的。我们今天做学问方便多了，对吧，但因为有了手机，被耽误得也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未必有以前纯粹。确实，你和前辈比，你会不如前辈。那原因是什么？肯定不是因为条件，可能还是因为分心，不能坚持。总的来讲，他们会给我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做什么都好好干，认真干，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这点其实很重要，他们没说一定要做作家或者编辑，三百六十行，干一行就干好一行，哪怕扫个地，也要把地扫干净了。
我记得因为我眼睛不好吧，很多年前家里曾认真地希望我去公园养花，做一个很好的养花工人。父亲和祖父的书信认真地谈到这个事，祖父也会问兆言养花这个事进行得怎么样了。那时我曾很认真地有过这样的打算，现在想想就跟个笑话一样。我还做过无线电，玩过摄影，我那时摄影玩得非常好，自己做闪光灯，自己洗照片、放大照片。后来我没兴趣了，反倒是一点都不碰照相机了。大学毕业时同学们做纪念册，要洗照片、放大照片，我就说我来教你们，前几天我们同学聚会还说最早这个是跟我学的。当然，我年少时能玩这个，和家庭条件好肯定有关系，同时也让我的性格里有这样一面：一旦喜欢一个东西就会非常入迷、认真。
文化艺术报：很多人对当代文学和作家失望，因为有这样的心理基础，德国人顾彬的批评便引来一片叫好。其实，肆意批评当代文学和作家的人，大部分都没有认真读过当代文学，或者说读得不多。您是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的，当代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叶兆言：我不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像大家说得那么不堪。有人非要说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好，那只是不读书不比较的错觉。当代中国作家所做的努力，将文学往前狠狠地推进了一大步，这是事实。把不好的作品称之为经典，这是有眼无珠，但是把那些用心血写出来的作品，统统很小资很愤青地说成是垃圾，多少有失厚道。
文化艺术报：我曾经看您写过一篇文章，在您开始写作时，也有很长时间发表不了作品，直到在《钟山》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悬挂的绿苹果》之后，您的路才顺当了。像您这样的家世，发表作品也这么难，当时您的父亲可是《雨花》杂志主编，他发表过您的作品吗？今天，很多人同样面临发表难的问题，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叶兆言：刚开始写作的五年里，很不顺利，我始终在写，但发表不了，但这五年的历练对我很重要，就像是一场爱情马拉松，时间考验了我跟文学的爱情，因为很多人经历五年的挫折，就心生退意，但我没有，我坚持下来了，我尝到了甜蜜！
我很幸运，坚持了五年，这扇门为我而开了。如果一直没有进展，我想我能熬到十年，如果十年后还没有进展，我可能也就不写了。但是，在最初的五年里，我虽然经常遭遇退稿，却一直兴致勃勃地坚持写作，我的热情没有因为被拒绝而衰减，反而增加了。
文化艺术报：您的女儿叶子很早就成名，当年还获过《当代》杂志的春天文学奖，她现在还写作吗？
叶兆言：女儿在大学里当老师，如今的青年教师，压力非常沉重，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要争取那个重点项目，评职称成了重中之重，评不上就要走人。
文化艺术报：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您一套非虚构系列作品（《陈旧人物》《陈年旧事》《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诚知此恨人人有》《午后的岁月》），这套书被认为是您一个人的近现代文人史，您自己也说“这是我最好的一套书”，批评界说这套书是您最耀眼和值得关注、最具文学和史学价值的追怀近现代时期、回忆前尘旧事的散文。和您的小说创作相比，您在哪方面投入的精力更多？
叶兆言：这套书里面，其实第一本就定调了，就是《杂花生树》，就是要这种感觉。它就是杂嘛，因为杂文，就是这个特点。这个跟我喜欢周作人有关系，周作人有这个本事，他可以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变成一本大的书。
周作人就讲自己写文章追求两种气，既要有非常文雅的地方，同时又非常有匪气，如果全是文雅的话就很迂，要让斯文扫地。我写文章的乐趣其实在这儿，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是玩两手的，就是让泼皮觉得你有文化，让有文化的人觉得你也会耍泼皮。
我们老祖宗讲究文史不分家，谈史的中间要有文气，在有文气中间一定要有很认真的史实。这两个功夫都过硬的话，文章就会很好看。我写小说也是这样，写散文更是这样，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没有结尾，它就像谈话一样，聊到哪就在哪结束，第二天继续谈下去。不要每个谈话像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生故事在里面。
文化艺术报：中篇小说《通往父亲之路》和散文《上学去》都出了单行本，这两本书对照着读会发现很有意思，《上学去》里的一些真事，用到了《通往父亲之路》里面。这个小说是不是比较贴近家史的一部小说？
叶兆言：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很能聊。我记得我祖父刚走的时候，我伯父讲了一句话，蛮伤感的，他说突然少了一个可以聊天的人，这种感觉在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也感触很深。你突然明白，原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大量的想法都是可以和一个人对话的，这些对话可能在无意中发生，比如在饭桌上，对一部作品的评价，对一个人的评判，但它们突然就完全中断了。
我的父亲过世时也就66岁，他过了60岁以后就对我很依赖，写一点东西一定要给我看，让我给他把把关，然后特别在乎我说什么。我父亲是一个不太会关心人的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生活能力很差，好像天生就是被人照顾的。我母亲照顾他，我爷爷照顾他，谁都照顾他。所以他也很少关心我，比如希望我上大学，希望我当作家，没有。这一点或许也是我幸运的地方，我没有什么成才的压力。我父亲自己没上过大学，我祖父其实也没上过大学，我伯父也没有，所以这个家庭从来没有给你上大学的压力。
我上大学是因为我自己想上，当了工人以后特别想。考上大学以后，我的经历应该是别人都没有的，我父亲的反应是“为什么要上大学”，我祖父还讲过“我们家人就看不起上大学的”。在他们眼里，学问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最看不起那种“空头大学生”或者“空头理论家”。但是我这一代人已经和他们不同了，会把高考看得特别重。
写《通往父亲之路》的时候，这种感情也写在里面了。
文化艺术报：在江苏省作协为您举办的光荣退休茶话会上，毕飞宇说您是“中国文坛的劳模，以惊人的勤奋和专注，搭建起近千万字的文学宫殿！不仅为江苏文学留下了宝贵的创作财富，也留下了一种人格模式，一种作家与作家之间的相处之道”。在我的印象中，南京作家是比较团结的，没有别的地方作家之间那么多的矛盾，彼此间携手共进、亲密相伴，这是源于南京作家的素养还是江南水乡人的性格？
叶兆言：都说文人相轻文人好妒，文人碰在一起总爱吵架，事实上，南京的作家很少有脸红脖子粗的时候，也许这是由南京宽容的大氛围决定的，南京人不爱斗，气壮如牛的小伙子都懒得在街上动手打架，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老实巴交的作家，何苦争凶斗狠。
南京作家的团结，是外地作家非常羡慕的，常常有人给我打长途电话谈外地作家的是非，争斗的双方都和我数落对方的不是。我只好笑着敷衍，和稀泥，为反方说好话，于是对方在挂电话的时候必定说：“你们南京的作家真好，从来不吵架。”
外地同住一城市的作家，常常整年不见面。有时候去某风景地开笔会，再次遇到居住在某城市的两位作家，竟然发现大家分别之后，彼此都是第一次见面。南京的作家经常见面，不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每周见一次面却是经常的事。聚会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时是因为下棋，有时是因为去机关取信，有时是饭局，有时是名目繁多的会议。南京这地方没什么隐士，作家之间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派别，谁都是熟人，谁有忙都可以帮。见面时大家客客气气，分手后立刻互相忘记。南京的作家彼此间并不做出过分的亲昵状。君子之交淡如水，作家们大可不必称兄道弟，那些喜欢说哥们的省份，作家往往最喜欢吵架。说别人好的人常常最容易说别人坏。
文化艺术报：写完《仪凤之门》，您在一篇回顾《仪凤之门》创作历程的文章中说“恨不得能大声宣布自己正在悄悄建造一栋长篇小说的大楼”。可见这本书在您心中的地位。《仪凤之门》会不会是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叶兆言：《仪凤之门》可以说是计划已久的一本书，可是计划再久，没写出来之前，它什么都不是。写作者的状态说不太清楚，忽好忽坏，好时得意忘形，坏时连去死的念头都有。写长篇是非常暗黑的一件事，一旦开始，开弓没有回头箭，破了釜沉了舟，等于被判处无期徒刑，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写完，剩下的，只能孤零零地勇往直前。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次写长篇，内心带着的恐慌，要比以往更加严重。囤积了一批粮草，只是为了打持久战，因为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完成这部《仪凤之门》。我不过是做了一个局，玩了一次小聪明，在文学刊物上，隔三岔五地发表短篇小说，幻想给人产生错觉，不让别人知道我在写长篇。毫无疑问，一个写作者内心深处的不自信，绝对说不清道不白。我已经开始在写《仪凤之门》了，隐隐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要怎么写，不能怎么写。可是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又会出现太多的神神鬼鬼，有太多的天意。写作这玩意，不顺利不好，太顺利了也肯定不好。
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在跟自己较劲，写长篇的痛苦实属自然，写不下去的时候，也是经常。对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来说，一个在写长篇的人，精神状态基本上就是不正常，因为在写长篇，因为在工作，他可以喜怒无常，可以任性，可以蛮不讲理。我不太愿意再对女儿说，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再这么说，多少有些凡尔赛，太矫情，但是在真写不下去的时候，在大脑缺氧的时候，在眼花缭乱的时候，内心深处不止一次闪过这样的念头。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能写下去，筋疲力尽是自然的事情，写作者最后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写不了和写不下去是必然的，我所以要奋不顾身，不知疲倦地去写，完全是因为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文化艺术报：南京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好作家，而且从没断代，还被授予了“文学之都”？
叶兆言：今日的南京文坛，客居南京的作家，气势远盛于在南京出生的土产作家。当然，所谓客居，在今天就是定居的意思。在南京，从事专业创作的人中间，原版的南京人就我一个。还有一个原版的南京人是韩东，其他原版的南京作家，起码目前还是业余作家。所谓原版，是指生于斯长于斯的意思。活跃在南京文坛上的作家多数是外地人，譬如苏童，是苏州的，譬如赵本夫和周梅森，是徐州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南京的空气净化了他们，是南京的风水为他们带来了好运气，话反过来说，南京也应该很好地感谢他们，没有他们，人们所说的南京文学欣欣向荣也不存在，外地的组稿编辑也不会如此频繁地到南京来狩猎。
文化艺术报：人们一谈起西安，首先想到的是文物，其次才是文化人，然而，一说到南京，人们首先会想到叶兆言、苏童、周梅森、毕飞宇等一大批作家，作家是南京最鲜亮的名片，文学是南京这个城市的气质，文学成为了一个城市的重要的辨识度。
叶兆言：往远处说，写《红楼梦》的曹雪芹诞生在这，再往远处说，还有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还有编《文选》的昭明太子。出生在南京，而文学事业并不是在南京开创的，往近处说，有路翎，有无名氏，有周而复，有张贤亮，再往近处说，还有王安忆、王朔和方方。南京成为作家的出生地是个有趣的现象。王安忆写文章说自己是坐在一个痰盂上离开南京的，她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因此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告别南京。很可惜南京没有把这些人才留下来，要不然今天南京的作家就更热闹。
南京的作家最大的优势是都很勤奋，老老实实地都在写。文章是写出来的，对于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写更重要。
文化艺术报：感谢叶老师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对年轻作者，特别是发表难、遇到写作瓶颈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叶兆言：写作要熬，不仅仅体现在创作过程中的煎熬，更是一种长年累月地坚持写作。我觉得，作家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犯人一样，被关在牢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孤单地写作，不知疲倦。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熬到一百万字，这说起来容易，但是不容易做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写到三四十万字以后，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不能总写爱情故事，总是写谍战，或者一个固定的题材或类型吧！一百万字是一道写作的门槛，而不是好和坏，就像是运动员，他必须打那么多球，必须无数遍地练习投篮，练习上篮，无数遍，才能打赢比赛。一个年轻人小说写得好，不稀奇，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他写着玩的，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要成为职业作家，要进入这个行当，进这个“门”，必须得有一百万字来打底，这是个量变的过程，必须得这样，才能发现自己到底具备不具备这个才能，否则都是玩玩的。
我始终认为，成功对写作者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享受写作，如果写作不快乐，为什么写作呢？老实说，比写作好的行当太多了。
作家不仅仅是凭本能，还需要大量的训练，需要熟能生巧，需要重复带来的丰富，当他写到七八十万字时，或许会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那时他已经具备了娴熟文字操作能力，也能慢慢知道怎样才能让文章通过，这有一系列技巧，是个技术活。
文化艺术网-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赵命可
编辑：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