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作家张文彬先生

作者/黄尘

从朋友圈看到莫伸老师纪念张文彬老师的文章，心里不由咯噔一下，牙疼似的抽了口气，忙着想给杜稚姐姐发信息，却滞在自己的中医诊所，若有所失！失落的情绪反倒汹涌高涨，泪水竟从眼眶里缓缓挣脱，一滴又一滴如断线的珠子散落在地。思绪在那些欲盖弥彰的生命过往中纷飞，忆及与张文彬老师相识、相知，偶通电话、寥寥数语却情真意切的交往，故乡韩城的乡音，曾借着电波与远在上海滩安度晚年的她频繁往来。念及她年事已高，多数时候我宁愿沉默是金，不敢唐突叨扰，自始至终心怀敬畏。如今她悄然离去，终是告别了这日新月异的中国乃至地球村，一如她生平，低调、优雅、从容。“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不难想象秋末冬初上海大都市的车水马龙，那繁华盛景不会因一位作家的谢幕有丝毫改变。但在韩城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大禹治水、鲤跃龙门、三义墓、仁义巷、毓秀桥等传说滋养着一方水土，张文彬老师更是韩城乡亲口中“顶顶好媳妇”的典范。杜鹏程老家门口，老人们总念叨：“杜家先人烧了高香，才迎进张文彬这样的人尖子。”那些缺牙豁嘴的老妇闲聊时，总以“千年等一回”的赞叹作结——杜家祖上积德行善，穷时也从不亏待人，鸿喜（杜鹏程小名）妈当年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给讨饭的人揭笼盛饭，嘴里还念叨着“恓惶的、恓惶的……”

追忆作家的坎坷人生，探寻文化名人在平凡世界关键节点的轨迹，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投笔从戎志 烽火识君心

杜鹏程与张文彬的恋爱故事，在张文彬（笔名问彬）的笔下有着时代印记的鲜活描摹。

张文彬在《杜鹏程文集》第四卷《后记》“初识”中深情写道：“说来很巧，我第一次看解放区的戏，便是杜鹏程一九四九年初为部队创作的五幕歌剧《劳动人民的子弟》。这部戏不落俗套，主人公是农家子弟出身的逃兵，因思家离队，经母亲教育后归队，剧情满是对劳动者母亲与过失儿子的同情。”

那时她寄居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宋树藩先生家，在附中读书。1949年5月，部队解放西农，演出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引发参军热潮。杜鹏程后来笑称“这戏是红线的头儿”，可他们的相识相爱，却另有缘由。

初入部队，她常听人念叨随队转战的新华社记者杜鹏程——首长叫他老杜，战士唤他杜干事，文工团员称他杜记者，炊事员、通讯员说起他更是亲热。她好奇这位“万人迷”的模样，参军后调至四师政治部（前身独四旅，杜鹏程随其转战南北），原以为见面容易，却只见人念叨，难见其面。

……杜鹏程耐心地听着小马谈话，还让他帮忙钉衣服纽扣，随口说“这事我找供给部反映”。说话间，他瞥见她窗台上的书，顺手翻阅。她留意到他的穿着：赤着脚，旧布鞋沾着淤泥，军裤一腿高挽、一腿拖在脚面——如此邋遢随意，让她暗自发笑，拘束顿消。

她慢慢抬头，撞上他锐利灼人的目光。他拿着她的作文本问：“这是你写的？”她字迹潦草的作文落在一名记者手中，本以为会被当成“蹩脚玩具”，谁知他竟大为激动，说从中看到了“苗头与才气”。他像个孩子般兴奋，脱鞋上炕，以挚友姿态与她谈写作，讲自己的幼稚经历，诚挚地引导她。他的笑声坦荡畅怀，感染了满室空气……

司号员撞见她落泪，打趣道：“干吗哭鼻子？”她辩解“虫子钻眼睛”，又问“杜记者走了吗？”得知他还在村口拉话，眼泪又忍不住滑落——这是混杂着快乐与感激的泪，她自己也不懂，为何会为一个初见面的人流两行泪。

那晚，杜鹏程随师部去前沿阵地巡查，她却彻夜未眠。次日行军，她竟把背包掉进河里。而就在见他的第一天，她的初恋悄然萌芽。

后来她常思索：是什么让她深陷情网？是他坚韧奔放的性格气质，那是他独特的魅力。

杜鹏程在《我的小传》中记录：“1949年11月初，于新疆迪化与张文彬（笔名问彬，1933年8月生，山东济阳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编辑、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结婚，育有女儿杜稚、儿子杜微。”

笔底风云起 患难情愈坚

1949年7月，杜鹏程任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主编；10月，他随部队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在剿匪硝烟中积累创作素材。11月下旬，他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与张文彬婚后次日便随军进驻喀什。在简陋透风的营房中，他开始创作《保卫延安》，张文彬全程陪伴，为他的生活与写作倾尽心力。

喀什纸张奇缺，她便四处搜罗旧报刊、麻纸；他深夜翻看战场马褡子思念战友时，她默默整理资料。他写提纲反复四次，还深入部队调查，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勉励他：“再难也要写出这部史诗，安慰死者、鼓励生者、教育后人。”

那支“金星钢笔”承载着特殊意义：杨秀山将军见杜鹏程用蘸水笔，便让供给部设法寻来“金星钢笔”，政治部主任题字“一支笔堪比精锐之师”。这支笔伴随杜鹏程走遍西北，写下《保卫延安》的百万字草稿，张文彬是最亲密的见证者与“助产人”。她曾说，这部作品是他们“信仰与爱情的见证”，部分素材源自杜鹏程的战地日记与二人经历。

1954年，《保卫延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雪峰盛赞其为“英雄战争的史诗”。此后，杜鹏程任陕西省作协、文联领导，当选中国作协理事。

1956年2月4日，是杜鹏程的荣光时刻——在怀仁堂，毛主席握着他的手，叫出他的名字，问他“是不是文艺界最年轻的人，准备写什么作品”。周恩来、陈毅也与他亲切交谈，那段记忆熠熠生辉。

然而，1967年《人民日报》刊文批判《保卫延安》是“反党活标本”，批判浪潮接踵而至。杜鹏程身心受创，张文彬却始终陪伴：她贴心安慰，操持家务，守护着他与这部作品的尊严。韩城人赞她是“明事理、疼夫怜子的贤妻良母”，实至名归。

文坛双璧影 编辑育新苗

张文彬的成就常被杜鹏程的光芒遮掩，实则她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文坛多面手。

她1949年从事新闻工作，1963年任《陕西日报》副刊编辑，次年入陕西作协主编《延河》，首创“作者创作登记制度”，为青年作家铺路。中篇《心祭》获《当代》1982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还被改编为电影《残月》，译介多国。

她与杜鹏程的婚姻，是信仰与爱情的共生。1949年11月在喀什，他们在简陋营房里守护《保卫延安》的手稿，也守护着彼此的理想。

关于她的逝世，网络信息多有谬误。据她的家人记录，她于2025年9月24日在上海逝世，高寿94岁。

20世纪80年代，杜鹏程夫妇多次回韩城推广文学。1985年、1987年的文学讲座上，杜鹏程带病授课，张文彬始终伴其左右。那时韩城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芝水》小报传递着乡党们的创作热情，这背后离不开杜氏夫妇的精神感召。而张文彬在讲座上谈读书写作，身姿优雅，令人肃然起敬。

桑榆情未晚 故土意绵长

1972年6月，杜鹏程夫妇回韩城小住。在“批判”《保卫延安》的喧嚣中，故乡是他们的避风港。杜鹏程见吉春送来猪肉，便让张文彬做“猪肉熬大米”，三人共享美味。吉春的小诗“名书万代传，小人乱批判”让他热泪盈眶，直言与吉春结为忘年交。

落霞留余晖 思念寄长天

杜稚在悼词中写道：“妈妈于2025年9月24日在上海病逝，高寿94岁。看着她的生命渐渐流逝，我们肝肠寸断。她早已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人去屋空，再无声声呼唤与殷殷嘱托，只余无限悲凉……妈妈一生美丽优雅，临终时依旧体面干净。她的品格、气质与悲悯之心，将垂范后世……妈妈，您放心走吧，我们会带着您的希望前行。永别了，愿您在天堂与所爱之人相聚，若有来生，还做我们的妈妈。我们永远想念您。”

这质朴的文字，道尽了家人的思念。

世间凉薄，她却深情活过。在韩城，人们盼着能在杜鹏程墓旁为她留一方安息之地。莫伸老师曾描摹她的身影：“一头花发，她身穿一件朴素的蓝布上衣，剪着一头朴素的短发。在所有的词语中，朴素是最恰当的形容。”那照片里的形单影只，让人心疼。

人生如过客，沧海一粟。但为人民创造过奇迹、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永远不会被遗忘。杜鹏程夫妇便是如此，他们的作品与精神，会永远活在故乡人心中。

我常去象山公园的杜鹏程陵园拜谒，燃一叠冥币，献一束野花，静坐沉思。总能见到来自四方的悼念者，或跪或鞠躬，家长带着孩子说：“这里埋着伟大的作家杜鹏程，他写了《保卫延安》。”工作人员说，节假日悼念者排队而来——这些话，听多少遍都觉得暖心。

吴克敬回忆，他翻烂了《保卫延安》，也常读张文彬的《心祭》，感慨“再也没有那样好的人了”。他分享的韩城采风文章里，记着杜鹏程的教诲：“文学是高贵的事业。”

这篇千字长文，权作对张文彬先生的追思。愿她在天国安息，她的故事与精神，将在文字中永恒。

2025年11月16晚写于西安安定门里诊所

作者薛云平，笔名黄尘。陕西韩城人。陕西省残疾人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会员。2016年12月入选“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出版有作品集《故乡的风》、诗集《童年的记忆》（注音版）、散文集《捉月亮》、诗集《龙门记》等著作。自1985年春天发表诗歌开始，迄今作品近百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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