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良史——弄瓦翁陈直

文/古心

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后因有同姓名者，遂改名为直，字进宧（又作进宜），号摹庐，又号弄瓦翁。祖籍江苏镇江，生于江苏东台，世代以诗赋传家，伯父陈祺寿（1863—1929）、父亲陈培寿(1868—1940）皆嗜金石之学，陈祺寿撰有《且朴斋文钞》《且朴斋诗钞》《且朴斋书跋》《武梁祠画像题字考》等，陈培寿撰有《楚辞大义述》《说文今义》《武梁祠画像题字补考》等。少时陈直便与长兄陈邦福（1893—1977）、从兄陈邦怀（1897—1986）一起研读金石经史，后两兄皆成古文字学大家，均有丰富著述，陈直则以精研秦汉史闻名于海内外，其著作颇丰，尤以《摹庐丛著》十八种为最著。十八种著述为：《读金日札》《读子日札》《汉书新证》《史记新证》《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系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订误》《敦煌汉简释文平议》《关中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盐铁论解要》《三辅黄图校证》《古籍述闻》《颜氏家训注补正》《南北朝王谢元氏世系表》《文史考古论丛》。

陈直青年像、晚年像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谓治史者应具“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冯友兰云：才者，文笔精妙也；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自此，史才三长便成良史之标准。及至清代，章实斋又谓“史才四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其中，“史德”指著史者的心术，为史家褒贬公正、追求真理的忠实心。才、学、识谓为学术，而德谓为心术，学术（才、学、识）与心术（德）得一不易，兼备尤难，正所谓“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良史稀见，然在中国现代史坛上却正有这样一位甘贫乐道、孜孜以求的史学家，他就是弄瓦翁陈直先生。

一

北宋王安石有诗曰：“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从此，“京口”便因这首脍炙人口的《泊船瓜洲》而闻名于世。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山水名胜，风景如画，曾被梁武帝盛赞为“天下第一江山”，正因其风光峻秀，康熙年间，陈直先生的八世祖陈宏泽先生便从江苏句容迁至镇江定居，因此陈直先生一直把镇江作为祖籍。

陈直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陈桂琛精通医术，尤擅词赋，著有《寄一枝室诗钞》，咸丰十年（1860），因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镇江而携家逃至江苏东台县，课馆授徒以养家。父亲陈培寿、伯父陈祺寿皆笃嗜金石，且精研经史训诂之学，曾师从晚清著名考据学家王先谦，两人均有著作传世。得自深厚的家学熏养，陈直在孩童时就开始认读古文字，诵习《说文解字段注》《说文古籀补》等书，并常常观摩父亲和伯父历年所搜集的青铜、陶器、石刻等各种金石拓片，拓片上古拙斑驳的文字深深吸引着他，为他打开了一扇探秘古奥历史的窗户。时父亲在家开馆设学，长兄陈邦福（字墨迻，又作墨移）、从兄陈邦怀（字保之）亦共同受业。父亲讲授《史》《汉》选读时，年仅八岁的陈直常在窗外窃听。有一次，父亲讲解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课后陈直便将偷听来的说给父亲听，父亲夸赞有加，让他将原文抄录下来，诵读几遍后他便能流利背诵，西汉昭宣时期的名人，他皆能数说一二。稍长，他便能泛览《春秋》《文选》《颜氏家训》等古书。

十三岁时，父亲在西溪镇三贤祠设塾课徒，陈直亦附学随读，始正式研读《史记》，因家贫书少，他只能看缩小版的石印本，次年始读《汉书》，所用本子为长兄陈邦福的标点本。徜徉在悠远绵长的古史世界中，他感到趣味无穷。此后每隔两年，他必读一次《史记》《汉书》，数十年精勤不懈，以至不仅能通篇背诵，就连《史》《汉》中的每条注释，他都记得通熟，这让当世学者叹服不已。除了诵读《史》《汉》《楚辞》《诗经》《中说》《书品》《画品》等父亲讲授的古籍外，陈直还在兄长和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金石鉴别及考证之法，始窥治学门径。“我年十四五，喜摹金石字。我家三兄弟，采摭有同嗜。各各出所藏，一一相较次。”这首自作诗正是他与长兄邦福、从兄邦怀相互砥砺、共同探究金石学问的真实写照。其时甲骨文研究初盛，机缘巧合，民国六年（1917）从兄陈邦怀作客上海时，父执宣哲先生赠其有字甲骨四五十片，邦怀如获至宝，忙携归家，看到这比金文更古老的文字，三兄弟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惊喜若狂，在日复一日的研磨中，这些古老的甲骨文字慢慢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不过数年，三兄弟即陆续有著述问世，陈邦怀撰有《殷墟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遗》，陈邦福撰《殷墟薶契考》《殷契辨疑》《殷契说存》等，陈直则撰《殷契賸义》，并请友人叶恭绰题签。对早期甲骨文研究，三兄弟皆贡献良多。除了得自家法，三兄弟还深受王国维治学方法的影响，陈邦怀曾问学王国维，并与王国维有多次书信往来，陈直亦以王国维的私淑弟子自居。

黄宾虹致陈直墨书函

因自少年时便浸淫于金石训诂之学，陈直逐渐结交了诸多名流前辈，如黄宾虹、邹适庐、徐积余、龚怀希、周梦坡、丁仲祐等，时时请益于诸老苍，或探究古字，或研讨书画，或询咨篆刻，获益不赀。民国八年（1919），黄宾虹曾选玺印精拓百方寄赠，陈直常摹写玩赏，爱不释手。随着见闻日广，学识益进，二十岁后陈直陆续撰成《史汉问答》《南北朝王谢元氏世系表》（未印行）、《楚辞拾遗》《摹庐金石经眼录》《殷契賸义》《汉封泥考略》《汉晋木简考略》等近十种，其中《楚辞拾遗》在1936年被世界书局收入《楚辞四种》，与洪兴祖《楚辞补注》、戴震《屈原赋注》、萧尺木《离骚图经》并列，可见其学术分量。学术探索，永无止境，平日除教学、协助伯父编纂县志，耽嗜金石经史、灯下展卷而读成了陈直经年不倦的惯习。然时战事逼近，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侵华战争的到来，打破了他平淡而宁静的生活。

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烽火连岁，弹痕遍地，为避日寇轰炸，陈直亦携家辗转东台各村，一家人衣食无着，生活渐趋困顿。1940年初，在天津中国银行任职的好友沈次量被调往刚成立的天水中国银行，担任副总经理，临行之际，遂招陈直亦至天水分行执掌笔札（相当于文书一职）。为谋生计，陈直只好暂别妻儿，于次月即动身远行关陇。他自东台启途赴沪，经香港、昆明、贵阳、重庆、成都、西安，绕行万里，历时半岁余而抵天水。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交通受阻，途中艰险可想而知。过香港海防，有诗寄友人云：“早岁闲情赋，中年乞食诗。晚来须一变，要以佛为师。”（《港上赠何骈憙》）颠沛流离，辛酸之状溢于纸端。途经昆明时寄妻诗曰：“万里西征出有车，盘飧每感食无鱼。相思一片家常话，胜过南朝寄妇书。”（《昆明寄明华东台》）与妻情笃，伤别离思真切感人。羁旅虽苦，然金石之嗜未减，沿途访碑探古，寻瓦觅泉，所获亦丰。

中国银行天水分行设于天水县城，战时这里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精英。古城天水僻居西陲，历史悠久，有“羲皇故里”之称，历史遗存甚丰。簿书之暇，陈直常与友人沈次量、贾芸荪寻访古迹（如隗嚣宫、李广墓、李将军故居、诸葛垒、织锦台等），并题诗咏怀；每得佳拓，则相互见示题赠。因父兄亦好金石，家书中常附拓以寄，一次，陈直将所获“淮南半瓦”拓片寄至其父，父亲大为欢喜，赐书叹其“精绝”。客居天水多时，陈直还结交了冯国瑞、汪剑平等天水著名学者，暇时常与之诗文唱和，探讨学术，在给从兄陈邦怀的家书中有诗曰：“感旧周梦坡（指周庆云），知我沈东阳（指沈次量），消息念适庐（指邹安），晤言喜仲翔（指冯国瑞），飈举数君子，立言各有方。惫视研轮�，益我多闻，则学问日进矣��

1942年初，天水分行迁往古都西安，改称西安分行。“金石渊薮，夙推关中”，作为周秦汉唐文明的荟萃之地，古都蕴藏着数不清的“奇珍异宝”，这让醉心金石的陈直欣喜不已。簿书之余，他便去访求古董。时西安城内南院门、北大街、西大街等地的古玩市场常有他流连踯躅的身影，久之他便与诸古董商如白祚、白集五、马崇德、苏桂昉、马仲良、赵荣禄等相识相熟。因同嗜金石，他还结交了段绍嘉、柯莘农、薛定夫、刘汉基、刘军山、陈尧廷等藏家学者，并与之交流拓片，互通有无。每新获鼎彝陶石、玺印货泉等，藏贾便请陈直等人前来鉴赏，因囊中羞涩，陈直青睐于选购价格低廉的砖瓦、钱范等陶器。他见估人藏有汉建平三年瓦，新莽始建国、天凤等瓦片，甚为惊奇，因金石各书多纪瓦当，录瓦片者至鲜，究其原因，“盖秦中人士尚目验，不讲著录；江浙人士重考证，不作远游，以致西京文字湮没不彰”，于是他着力搜集刻有文字的砖瓦，除了向古董商询购，他还遍历秦汉诸陵及遗址，觅寻砖瓦，如在秦始皇陵捡得“左司空”瓦片，在未央宫天禄阁遗址捡得“康氏”瓦片、石渠阁遗址捡得阴文钱幕砖范、五铢钱文瓦，在长安北乡窑店遗址附近向村民购得汉“咸亭完里丹器”残陶片等。“长安乐访古，瓦文日搜剔”，正是当时情形的真切写照，他因此也自号“弄瓦翁”。

积年累月，所得既伙，始纂辑著述，他将所获瓦当陶文资料分门别类，一一考索其源流，友人王献唐读了他在1942年发表于《西北论衡》上的《秦居瓦谈》后，赞叹其考证“博赡精审，珮纫曷已”。1947年他纂成《摹庐藏瓦》，该著择取精拓八十余纸，各作题识，后又经多次订补，“于是集瓦之经过，年代之考订，价值之辨析，观点之更新，一一明晰，通览全书，于治学大有裨益”。

然时局动荡，潜心著述的宁静又一次因战乱而中断，时国共两党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1948年5月关中告警，为保护所藏砖瓦陶器，陈直不得不将这些“宝物”运至重庆亲戚家。年底，关中再次告急，他又急忙携家仓皇逃离西安，除夕抵达兰州，直到次年9月才返回。辗转流徙，衣食尚且难以为继，遑论其他，他不禁哀叹：“世乱年荒，无人赏古，而杨家城亦无出土者，岂天亦鉴于我辈空囊而故閟其蕴藏欤？”其嗜古却又无奈的心声不由令人唏嘘动容。

陈直所用文具（西北大学博物馆藏）

陈直所用印章（西北大学博物馆藏）

三

1949年西安和平解放，千年古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次年，在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举荐下，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延请陈直来校任教。自此陈直结束了在银行十年的文书生涯，而开始执教于西大历史系。大学稳定和宽松的环境让他如鱼得水，数十年的积累终于如火山喷发，一发而不可收，一部部皇皇巨著在他稳健精妙的笔下陆续诞生。

1951年陈直始撰《关中秦汉陶录》（含《补编》），1954年写就。该著收录各类陶文（如陶尊、陶盆、陶瓮、扑满等）、瓦当瓦片、砖文、钱范四种，计拓纸五百余件，“皆以前人未经著录之品为断，瓦当已见罗氏《秦汉瓦当文字》及《书道》者，砖文已见于专门名家者，钱范已见于《古泉汇》及《古器物范图录》者，则不复甄采”，“陶文类之特色，则有鸟兽范题字及咸里各陶器、各种扑满，瓦当类则有佳汉三年、粱宫、涌泉混流等品，瓦片类则有永三年、始建国、天凤四年等品，砖文类则有凤翔人物狩猎纹大画砖、秦始皇陵砖，钱范类则有五铢一泉范、左作货泉陶片等”。其著录品类之广、搜罗之富、考证之精，皆远超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等同类著作，特别是书中对西汉陶钱范纪年的著录和考释颇具开创性。然其撰辑过程殊为不易，“忆向王子献君乞求涌泉混流瓦拓一纸，炎风烈日，城郊往返至七八次，然后得之，其他屡求而不得，足茧唇焦者不可悉数”，其艰辛之状可想而知。

自1954年起，陈直始专治秦汉史，披荆斩棘，“开疆拓土”，在秦汉史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1958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付梓刊行，引起学界轰动。该著是我国第一部讲述两汉手工业的专书。对于两汉的屯戍制度，纺织、漆器、制盐、冶铁、铜器、兵器等手工各业，金、银、锡、铜、石油等矿产业，两汉的刑徒和工人的类别，边郡物价等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史籍鲜有记载。该书稽古钩沉，引用新发现的汉简、墓葬、陶器等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生动再现了两汉社会经济各领域的面貌，虽为学术研究之作，但文采焕然，娓娓道来，颇有《史》《汉》之风。次年，《汉书新证》刊行，其“精密考证立刻引起了秦汉史学者的好评，甚至日本学者也从海外来信访购”。《汉书》自成书后两千年来，作注者有上百家，皆以书面材料为主，转相引证，问题滋多。《汉书新证》独辟蹊径，主要采用地下出土的木简、铜器、漆器、陶器、封泥、印章、货币、石刻等两汉金石材料，诠释疏证，发伏订讹，言前人所未言，为《汉书》研究开创了一条新道路。书成后，因地下考古资料日有发现，证之文献，补其缺漏，纠其舛误，经数年不断修订，再版时由初始的十余万字增至三十余万字，其孜孜不懈、精益求精的学术品格令人钦敬。《汉书新证》撰毕，又成《史记新证》，所用方法仍是“多以出土之古器物，证实太史公之纪载”“使文献与考古结合为一家”，为《史记》研究新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20世纪居延汉简被发掘出土后，马衡、劳榦、贺昌群、向达、于豪亮等人对它进行了整理、考释和研究，其释文或有讹误，考证或有未当，论述或有未备，教学之余，陈直对全部简文皆一一加以探索，钩稽贯串，与汉代流传之古籍互相印证，1956—1962六年间，撰成《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劳氏释文校订》《居延汉简系年》《居延汉简文例》《〈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订》《敦煌汉简释文平议》《居延汉简综论》七种，时有真知灼见。如居延简文有“官写氐”“二纸自取”“氐□十八，出氐□言正起□一页”，对于“氐”，陈直“皆考为纸字之省文，为西汉中晚期已发现用纸之重要材料……与《汉书·赵皇后传》所记赫蹏书，时代亦极相当”；又如关于居延汉简纪年，劳榦所考起于汉武帝太初三年，止于光武帝建武六年，陈直据简文干支一一细加考索，认为当始于太初二年，迄于光武十六年。

因其史学成就卓著，1963年北京大学翦伯赞副校长礼请陈直前去讲学，次年，东北文史研究所佟冬所长亦延聘他去讲学，“这个没有任何学衔的学者，就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专家了”。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延请一个没有受过名师传授、没有高等学历的普通学者并不多见。两次讲学期间，陈直还随身携带《秦汉瓦当概述》（在《秦居瓦谈》基础上修订而成）、《读〈齐民要术〉札记》《盐铁论解要》等书稿，秉烛著书已是他长年不怠的习惯。然而就在他撰毕《三辅黄图校证》不久，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始了，无数知识分子因此蒙垢受屈，陈直的研究工作亦遭批判。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妻子因病去世，唯有双目失明的幼子陈治成（1932—2021）相伴左右。对“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他独语治成：孔子的地位是几千年形成的，一个运动怎么就能把他打倒了呢？一个“有教无类”，一个“仁者爱人”，恐怕是打不倒的吧！这种不屈不折的风骨，根植于他那悃愊无华的禀赋和学养。为“躲避”运动，他常锁闭前后门窗，独坐桌前，日不废卷，相继撰成《读子日札》《读金日札》，以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互证之法，探究先秦诸子、殷周金文，颇多创见。

自母亲去世后，陈直便自号“摹庐”（时27岁），摹与慕通，取慕慈亲之义，因此他将全部著述谓为“摹庐丛著”。晚年，他将二百万言的学术著作手书四种，分藏四川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及家中。彭树智曾回忆说：“当我看到他用毛笔正楷书写的十八种《摹庐丛书》四种稿本共193 册的巨大工程时，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四

在西大任教的三十年中，陈直先后撰成十八种著述（《摹庐丛著》十八种），因其在秦汉史领域的卓越成就，他被公认为当代秦汉史研究的一面旗帜。除潜心著述外，在教学工作中，他亦是先行者。西大考古学专业和秦汉史研究室就是在他的规划和带领下创办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高校开设考古学课程的还为数不多，他不仅亲自撰写考古学教材，还时常带领学生到西安及附近的古遗址、古陵墓去实地访查。凡有考古新发现，他也都及时编入教材，丰富课堂教学。因陈直是镇江人，地方口音重，学生乍听不习惯，他便在课堂上再三问道：“听懂没有？哪一位还没有听懂，请举手。”即使有一人不懂，他也讲解再三，直到学生理解为止，其诲人不倦如此。而对于求教者，不论是否相识，他都真诚相待，且和盘托出，从不厚此薄彼。他常自言其治学方法“如同打井”，对前人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问题穷追不舍，直到“见水”为止，还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博采众家，不宜有门户之见，其扶掖后学的殷殷之情可见一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人推重的学问家生活却极其清贫，晚年他病魔缠身，曾给他看病的西京医院院长李焕章说：“记得我第一次到先生家的时候，几乎是惊呆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位蜚声中外的教授，生活竟是那样的简朴：住的是50年代的旧楼，光线极暗，室内没有摆设，一张面子已磨得发白了的二斗桌，一张硬板单人床。当时，我不觉心酸泪下。”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在培养道德，只求营养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力；为人之学在炫耀于人，以学问作为名利之本。陈直著作等身，但一生从未奔走于权贵之门，去谋求一官半职，真正做到了为己之学。作为一代史学家，其才、其学、其识、其德可谓臻备。

西北大学历史系《汉书》标点组师生合影（前排右四为陈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980年7月，就在陈直先生去世后的一个月，青年学生周晓陆经长途跋涉，特地赶来古都拜见心中景仰的这位前辈，却不曾想已阴阳两隔，“当时的怅惘，在心间撞击至今” 。日本著名学者大庭修曾说：“当笔者年轻的时候——如果那时的中日关系和今天一样正常化，并有可能到中国来留学的话，我一定会到西北大学来投到陈直教授的门下。”

陈直先生去世后，石兴邦、张岂之、彭树智、袁仲一、李学勤、林剑鸣、黄留珠、周天游等众友人弟子皆伤恸不已，或整理遗稿，或奋其遗志，或传扬其学，以寄无限哀思与追念。

（文中图片系作者提供。作者单位：陕西汇文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编辑：文平           责编：小木           终审：张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