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敏
虚龄9岁之前，我的正式身份只有一个，放羊娃。是个并不称职的放羊娃。因为这个不称职，被骂是经常的，挨打的事也时有发生。
母亲那时很凶，尤其是夏天，从热辣辣的地里刚劳作回来，又要去热烘烘的厨房做饭，这时如果后院的羊不长眼色，用“咩咩”声张扬它的饥饿，母亲多半就要焦躁，就要发怒，而如果此时，恰好我正倒霉地在她身边，多半就得遭殃。
母亲教训我的手段倒也别致，不扇耳光，不吐唾沫，而是，拧。不拧别处，就拧屁股。次数不算很多，挺疼。
有一天，照例是母亲放工回家准备做饭，照例是羊儿用咩咩声喊饿。母亲喊我去放羊，我二话不说就朝门外走，结果，被母亲从后面追上后，狠狠地拧了好几下。
可以说，我的不喜多说，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就有了萌芽，比如我的这次挨打，说起来就挺冤，因为我快速出门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违抗母亲的命令，而是打算去喊邻居的小男孩，让他陪我一起去放羊。
正午大太阳下的田野，空旷无人，这在我看来，多少有些令人害怕。而我，等到挨打的时候，才哭喊着将我的想法传输给母亲，母亲因为在气头上，竟让我自己去，不许去喊同行者。
后来我到底怎么放的羊，放羊时究竟怕没怕，已不记得。
有时想想，记忆真是既神奇又调皮的东西，你不知道它会在哪些地方深深地刻一刀，又会在何处，肆意着涂抹消解。
自从患过两次脑梗后，母亲说话已不那么利落，所以现在已不大可能享受跟母亲斗嘴的快乐了。几年前的我们，围绕着挨打这个话题，常常会跟母亲发生“争执”。
“妈，你上工时让姐姐纺线，姐姐趁你不在溜出去玩，后来被发现后一顿好打，棒子都用上了……”
“妈，我去找别人跟我结伴放羊，你不让，还拧我……”
我跟姐姐以前时常拿小时候的事儿逗母亲，母亲听后，常常外强中干很没风度地狠狠回击，说：“是啊，如今你们翅膀硬了，都来报仇吧。”然后，大家一起，哈哈大笑着泯去恩仇。
其实，客观来说，在我长大的那个村庄，我，包括我的哥哥姐姐，虽然多多少少也挨过一些打，但跟其他孩子比，我们挨的打，绝对是算少的。而且，在我们的小伙伴多半没有学上或者只能上几天学的境况下，我们不但有学上，甚至，偶尔的挨打，也是因为我们的不愿上学。所以我知道，我的父母是值得尊敬的。
母亲现在八十多了，几场病下来，已经很少下床，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不管是我的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侄儿侄媳妇，侄女外甥女，鲜有未伺候过她老人家的。
给她洗澡，倒尿壶，给她理发，洗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包括孩子们，都经常地在做。所以有一段时间，发音已不清晰的母亲，喜欢逢人就说：我一个农村妇女，四个孩子六个孙子（包括孙女外孙女），个个都是大学生，我很自豪。
尽管事实上，可能并不值得那么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