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军马场
我是从凉州开始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十八岁那年，第一次出门，就往西去，顺着古丝绸之路，去看天马，去看古道的辙痕。无边的忧愁便吹进了我的胸膛。那一年我写下不少的诗。然后往东，去看现代性支配下的当代中国。再后来，我不断地向东、向南，再向东、向南，看遍了中国。
我在中国的边缘向着中心不断地徘徊着，就像卡夫卡《城堡》里的那个主人公一样，终究进不了中心。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因为研究丝绸之路旅游的原因，我开始转首向西。在废弃的古中国最大的马场上，在被风雨冲蚀得快要消失了的汉长城旁边，在凝固的天马前，在恍如隔世的彩陶前，我曾黯然神伤。它们的声音微弱，甚至沉默着。有那么一刻，我天真地想唤醒它们。
那尊被确立为中国旅游标志的天马，就是在离我家几公里的地方发掘的，是我出生的第二年发生的奇事，但我直到十五岁那年才知道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不曾对我的家乡产生过什么作用。即使在今天，它也未曾真正地在精神上启示过那里的人们。它飞翔在古老的中国，但它凝固在今天的西北。在这个以经济来衡量一切的势利时代，落后的凉州能带领中国飞翔吗？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提问。
我曾久久地坐在山丹军马场那个废弃的军营里，试图在精神上遭遇一些什么奇迹，但我失望了。后来，我躺在那无边的荒凉中，想像小时候那样再看一次雄鹰的翱翔，竟然也失望了。汗血马早已成为传说，难道连我小时候常常跑着追的雄鹰也忽然间藏到天空的深处？我在那里写下一首颓唐的诗，回到兰州。
兰州自命为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可谁认你这个中心？它仍然是北京眼里的边地，是上海人心中的荒地，是广州人心中的沙漠。直到2010年的时候，我在上海仍然碰到有人这样问我：你们那儿有电吗？我忍住些许的愤怒说，没有，我们还点着煤油灯。他又问，你们还骑着骆驼上班和上学吗？我就笑着说，不是，我们骑着猪，骑着豹子。他更好奇地问，真的吗？我没有回答。他又说，你们是不是还是几个人穿一条裤子？我无言了。
白岩松在美国一所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人是拿着放大镜看美国的，但美国人看中国时把放大镜拿反了。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同一个中国，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下和媒体影响下，西部人看东部是拿着放大镜，而东部的人们看西部是反着的。
世界从来都是如此，这就是势。抱怨和愤怒是无效的。你必须重新寻找新的支点，从而确立你自己的世界观。你不能被别人的世界观所覆盖。于是我明白了张承志为何那样愤怒，明白了为什么他要以西海固为自己世界的中心，而不是以北京、上海或是纽约、巴黎为中心。
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在祁连山北麓的草场上，徜徉着一个少数民族，裕固族。这个只有一万四千多人的少数民族像一朵鲜花绽放在干涸的河西走廊上，过着与河西土著民完全不一样的游牧生活。随着教育的同质化、旅游的全球化，这个民族充满了表演的色彩，但其内里正在消散。散文作家铁穆尔是那个民族的文化旗手。我在他的散文中看到一个弱小民族在全球化步伐下行将消亡时的无奈、伤痛，乃至悲愤。最近我们开会又住到一起，他送给我一本台湾出版的裕固族人当代生活的口述史。这本书暂时还没来得及看，但我对他近来的工作却极感兴趣，他从河西走廊出发，去寻找裕固族人的故乡阿勒泰，从那里他又寻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先祖空间：阿尔泰语系和欧亚草原。他给我介绍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这一次，我清楚地知道了在我们的北方，其实有一条自古以来就有的文明运河，它与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接触，但我们很少去认识它。我是在新疆的几次考察中隐约认识到它的巨大存在，但因为自现代以来世界的中心在欧美，是从海上抵达那里的，所以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把目光匆匆收回，越过大洋，往彼岸看去。
去年春天，我邀请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携他新出版的《华夏上古神系》来西北，就他的这部新作与甘肃的学者们进行了一次对话。在朱大可先生看来，整个人类的神话与人种一样，也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它分第一神系和第二神系。第一神系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衰减，与当地的文化结合形成第二神系。在亚洲便产生了属于亚洲的第二神系。他认为中国人的神话是从河西走廊这个端口走向中国的。
他的这个观点令研究先秦文学、文化见长的甘肃学者颇为惊讶，我个人也颇受启发。我倒觉得大可先生的观点我们不一定完全去认可，但他将中国文化引入世界文化的这样一个思路启发了我。
我和他后来有一个对话，我认为我们要打破过去关于中国古文明的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要把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史的再造作用找出来，参与世界文明的创造，也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将中国真正地融入世界。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有两个观点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文明是自给自足的，它诞生时就自在地产生，存在时也自在地融合着各种文化，像大海一样绵延不断，不会干涸，所以当古代四大文明中其他文明都消失或中断了的时候，只有我们的文明始终延续；另一个观点是我们从地理上来说与世隔绝，所以始终拒绝文明西来说，但也从未说我们的文明影响过除东亚、南亚、中亚之外的世界。这与我们保守的、力求发展的弱势文化心态和与西方对峙的意识形态有关，它阻碍了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从而也妨碍了中国人的文化创造。有趣的是，被认为最具全球视野观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巨著《全球通史》中也是如此认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