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与边防战士在界碑前合影
九十公分高、三十公分见方的一根水泥柱子矗立在高耸的山脊中央，砂石脱落形成凸凹不平的表面显示它已经在这里站立了很久很久。尽管红色的油漆被风沙打磨，被雨淋雪蚀，柱子顶端的分界线槽和正面的“中国”两个大字依然清晰，使人心生敬仰。
我凝望着这看似平常的水泥柱子，凝望着“中国”两个大字。“向——界碑，敬礼！”负责巡逻的连长一声威严的口令，让我中断了遐思，不由自主地举起右手和列队的官兵共同向界碑献上军人最高的礼节。从连长的界碑历史宣传教育中，我了解到，我们的前辈们“三峰骆驼一口锅，炒面就雪睡地窝”，在这里建起了哨所，凭借简易的测量工具计算出了今天用精密仪器验证准确的边境线，靠钢钎铁锤挖地基，靠肩扛背驮运水泥沙石，将界碑竖立在这里。算起来，这块界碑比我的年龄还要大。
之后，两名战士展开一面国旗，全体官兵面对国旗，面对界碑庄严宣誓。如果此刻有航拍，你会看到巍巍大青山峭立的山顶，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高举右拳，向着被风鼓起的旗帜，向着界碑发出他们比呼啸的山风还要犀利，还要响亮的铮铮誓言。
这是一九八八年五月，我第一次在界碑前，拿起毛笔为“中国”描红，第一次在这块普通而又神圣的界碑前留下青春的身影。
二○○七年底，我到边防连蹲点。在这里，我和战士们一起顶风冒雪巡逻，在混凝土构筑的塔楼观察边情，在通往界碑的石阶旁垒砌长城雪雕。其间，我认识了一名三期士官。他是个通信兵，脸庞黝黑、皮肤粗糙、头发稀疏，看上去比他三十岁的年龄要大很多。他说，他马上就要转业离开这里，终于可以回老家和妻儿安稳地过日子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笑容绽开在他紫红的脸上。他的眼睛却透过窗户望向山顶上的界碑。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营房还是砖木结构的，遇着风沙天气，屋顶的泥巴稻草就被掀起来。去哨所没有像样的小路，瞭望塔用木架子搭的，风一吹，总觉得身子会随时倾倒。界碑又窄又小，哪有现在这花岗岩石材气派。望一眼国徽和‘中国’两个大字就提气。”他回忆着，翻开刚入伍时的照片给我看。界碑旁是一张书卷气未脱的脸。但在我的眼里，他入伍时的界碑已经比我第一次见到的要宽大庄严许多。
最后一次巡逻，也是退伍老兵向界碑的告别。每到一处界碑前，老兵们认真地将界碑清理一遍，犹如打扮他们心爱的姑娘。他们擦去尘土，为界碑描上新的色彩；他们把写着告别与祝福话语的红绸带系在界碑的基座上，用积雪筑起城墙护卫着界碑。他们虔诚地默默地做着这一切，没有提醒，更没有命令。然后，他们自觉地排成一列，整齐地向界碑献上最后一个军礼。
向界碑告别仪式在离连队最近的前哨班举行。
那天，风很大。漫天雪花将四周织成了白茫茫的网。站完最后一班哨的老兵们已经摘掉了领花帽徽和肩章，挺立在风雪中，任凭狂风掀起大衣的下摆，任凭雪花舔着他们滚烫的泪水，他们举起右拳，向界碑庄严宣誓：“永远做祖国忠诚的卫士！”
告别仪式结束，那个三期士官“扑通”跪倒在雪地里，匍匐向前，趴在界碑的花岗岩基座上无声地耸动着肩膀。战友们停下离开的脚步，又重新聚拢到士官的身边，聚拢到界碑的周围。连长说，去年冬天，士官的父亲去世了，大雪封山，他没法回去，也是这样独自一人跪在界碑前默默流泪。今天要离开这里，他舍不得。就让他多呆一会，和界碑说说心里话。离开了边关，一辈子都没有再回到界碑的机会。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眺望不远处的哨楼和界碑，一夜未眠。从那以后，我的梦里有时会出现那个看上去苍老实则年轻的脸庞，我的梦里常常会回到边关，回到界碑跟前……
在我军旅生涯的后半段，我终于踏上了藏北高原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喀喇昆仑山见证了高寒缺氧条件下的边防，实现了我走遍南北疆边防的心愿。
如果说纳木错是高原最美的眼睛，我要说班公湖是高原璀璨的明珠；如果说那曲草原是高原华丽的锦缎，我要说扎西岗的晚霞是高原最美的霓裳。这还不够，我要说，高原最美的风景是班公湖巡逻艇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最美的风景是巡逻在雪域高原边关战士们的身影。在这里，我记住了一群常年穿着冬装、嘴唇干裂青紫、脸上布满斑痕的年轻战友。在这里，没有界碑，只有沉默的大山，只有冷峻的岩石，只有稀薄的空气，但我分明看到了一座座用钢铁意志铸成的界碑，一座座用血肉之躯铸成的界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