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阅读已经成为时尚主流的今天，手不释卷的阅读似乎逐渐淡出视野，匆忙间我们的生活与书香渐行渐远，其实，在这座城市的楼宇间，还藏着许多书香滋养生命的故事，走进名家书房，感受安于文字的一份静谧书香。
“七代书架”里记录着对书的爱与不舍
著名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肖云儒的书房位于西安城西一座公园的旁边，闹中取静里记录着岁月经年的书房故事。
肖云儒以数字概括一生的书房变迁——七代书架，五个书房。爱书之人，以书为亲人，无论身在何方，总要给自己的至爱找一方空间安置。
肖云儒谈及自己的第一个书架，依然能记得当日的得意：“刚来西安工作，两个人住一个宿舍，没有书架，书都堆在床边，直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用工资的一半，大约有24元吧，跟同事到竹笆市，买了一个很小的书架，我和同事扛着它走过钟楼东大街，那时真是非常骄傲啊，我终于有了第一个书架。”
后来，肖云儒下放到陕南，不舍地将书寄存于好友家，他说：“读书人离不开书呀，从有油灯开始，在那里拥有了自己第二个书架——砖木结构的书架，左右各五块砖，中间加一个横板，就是一层，再五块砖架起一层，做成一个共三层的书架，那时喜爱书法，自己写了毛泽东诗词贴在上面，无比满足自己的小天地。”第三代书架，是工人师傅所“赠”，看到肖云儒的书摆得满地皆是，工人师傅经常送给他一些木条木板，攒起来打了一个又大又结实的书架。
工作调回西安后，肖云儒有了一室一厅的居室，小厅即书房，终于安定，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藏书，于是花“巨资”给最爱的书打造了捷克式的书架，那是第四代的“豪华版书架”。第五代书架的特色是带玻璃门的，由于住房变为三室，有专用书房，除了窗户全是书架，很是精致，但也有不便之处——不便取书阅读，于是在城西买了房子后设计的第六代书架舍弃了玻璃门构造。
现在所用是第七代书架，想来四方奔波结束不再搬家了，于是这里的书架全是延伸到顶的自制书架。
提及珍藏，目之所及满书柜的《新华文摘》是肖云儒的骄傲，他说：“这里《新华文摘》是我订了三十年一本不落的珍藏，我认为这本杂志是目前我国最具文化品位的杂志，多年始终保持其水准，值得细读。”肖云儒的另一珍藏是《鲁迅全集》，这是个较早的版本，比较珍贵。第三大珍藏是两大箱《碑林全套拓片》，以线装宣纸印制，当属肖云儒至爱之一。
从赵季平手里“抢”到第五个书房
读肖云儒不同时期的文章，落款之书斋名，也记录着文人的思考与勤奋。
肖云儒在西安工作之初首次分的正式的居所位于单位之西，同事们称之为“西楼”，所以初期的文学评论研究文章多题“某时于西楼”;后变为“椒园”，那时在写《西部文学论》，没有书房，下班后会骑自行车赶到交大的自习室写作，取谐音“交”为“椒”;家住文艺路时，命名为“谷斋”，因居室所处二楼，周围楼宇高耸，只到下午四点过后，阳光照向对面窗户折射而得，如同坐在山谷间。搬家到城西后，可以望见丰庆湖，所以名曰“望湖阁”，如今的“不散居”是幸得著名作家方英文所赠，盼事业心不散，家人安好不散，一路走来，所存文心不散。
说到“不散居”，还有一段曲折笑谈，当是从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先生手里“抢”到的。
“至今，这居所，是第五个书房，缘自友人赵季平所‘赠’”。肖云儒讲述，与赵季平是至交好友，两人为邻多年，都有扩张工作室的需求，相互“觊觎已久”，于是约定若谁先搬家，定要将房子卖给另一方，因为赵季平与爱人都是音乐工作者，声音会互相干扰，“终于一日，他熬不住了，说要搬走，我赶紧以比市场价略略高一点的价格买了他的房子，为什么我坚持价格要高那么一点呢，因为我说这节约了我的生命。”从此肖云儒结束了在书房与居所间奔走之路，自己的书房也终于定下乾坤大局，至此形成客厅书房、写作书房和书法书房“三足鼎立”的格局。
“读书，是成本最低却最高贵的举动。”坐于满室的藏书间，肖云儒说，“其实这些书我也没有全部读完，一是总有自己的探索需求，有目标而读;二是时间所困，来不及全读。”那为何还要有如此众多的藏书呢?肖云儒这样正解：“即便没有读，我也愿意摆在这里，在这样的一种气场间，教育一个读书人不能懈怠，坐拥书城，即使不精读每一本，也会偶拾翻阅。书涵养了我，直接阅读给了我知识，而所有书籍给了我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的形态。”
肖云儒：书籍在帮你选择人生
也许你觉得文艺评论很遥远，但是说起“散文形散神不散”，你一定不陌生，这正是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在1961年发表的一篇评论短文中提出的，彼时的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如今银发苍苍的他仍然像个文艺牛仔，驰骋在中国西部大地。
肖云儒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说，是书籍铸造了他的精神，影响了他的人生。
差点被一本书改变人生
读初中时，肖云儒看到前苏联作家马卡连柯谈失足青年的小说《教育诗》，突然对从事失足少年教育这个职业特别感兴趣，“我母亲希望我考高中上大学，当时都填了志愿了，可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跑到中考委员会改了志愿，改到中师，想当小学老师。我母亲当时是南昌一个学校的校长，当时提倡念师范，她不便出面说，就叫我舅父去把我的志愿改了过来。后来那位同学上师范当了小学教师，我走了文艺评论的道路。我没有和他一起当老师，还有一些内疚，当然他也发展很好，后来成为全国模范教师。”
一本书差点改变肖云儒的人生，而一个作家却真切影响到肖云儒的写作道路，他说：“我特别喜欢杰克·伦敦，他的书翻译成中文的我都看过，《海狼》《北方的奥德赛》等等，都是人跟自然的斗争，好人跟坏人在艰难环境下生死角斗的故事。这铸造了我的一种探险旅行的欲望。我一辈子都在机关工作，没有满足过像杰克·伦敦笔下那些强者般生活的欲望。后来30年前我开始研究西部，出版第一部文艺理论作品《中国西部文学论》，主编《中国西部音乐论》《中国西部诗潮论》《中国西部民间艺术论》《中国西部幽默论》等等。再后来走丝路，写了《丝路云履》《丝路云潭》《丝路云笺》，还有最新的《八千里丝路云和月》，我觉得圆了梦，像杰克·伦敦笔下的那些美国西部牛仔。”
肖云儒说，还有几本书决定了他的学术视野，“比如我爱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买了三个版本，不知道翻了多少遍。它决定我后来搞文艺评论不喜欢搞具体的一个作家、一个作品的评论，我希望宏观地从审美的角度来介入很多问题，艺术也评论、文献也评论、文化也评论。还有英国作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十卷本、华人美籍学者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都是以宏观的角度来介入历史跟文化。它们成为我的学术理论坐标。”
思考书籍与人生的关系，肖云儒体会到书是看不见的指挥棒，“我有时想，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阶段好像是自己在选择，实际上是书籍在帮你选择，写书的人可能比你的父母、朋友对你思想的影响更深刻。”
地摊淘书有乐趣也有苦趣
肖云儒回忆起淘书的经历，笑着说“有乐趣，也是苦趣”，“我的《金庸全集》《三毛全集》，全是和平门城门洞地摊上买的。淘书的乐趣就是发现心仪已久的作品，那个惊喜、那个成就感，好像买到了就占有了知识。苦趣就是‘洗劫’了你的口袋。”有一年，肖云儒和爱人去南门外地摊淘书，“当时真是口袋被‘洗劫一空’，我把书放自行车上，我爱人出来问我还有钱没，她发现一本有关蒋经国的情人张亚若的书，对她研究现代史有帮助。而张亚若曾是我母亲任教的学校里的校花，我小时候还跟她演过话剧《红楼梦》，我演板儿，她演薛宝钗。因为有这样的渊源，我俩很想买这本书，但是兜里没钱了，就在那儿等熟人。去淘书的有不少文化圈人，等了不到二十分钟就等到了。那是最有意思的一次经历。买回来那个喜悦呀，比吃一顿好饭要高兴多了。”
现在阅读的渠道很多，除了阅读报刊书籍，肖云儒也用手机阅读和听书。不过他坚持自己的阅读原则，不被趣味性强而知识性弱的信息牵着走，“我现在吃早饭的时候看报纸，把刊载权威深度文章的报纸留下来。随时随地利用碎片时间浏览微信，看到好文章马上收藏——不要为一篇文章耽搁时间，因为后面可能有更好的文章——到我自己规定的时间再集中看。如果你跟着趣味走，看着看着都不知道看到哪儿去了。”
书博会是文化的一次有力地亮肌肉
肖云儒总结出一套自己的读书方法，其中有个“读书五字诀”非常值得借鉴，它是在不同状况下的阅读状态，“即读——随时碎片化阅读;辑读——按问题编辑内容读;集读——过一段时间要静下心集中读大部头的好书;积读——打基础的积累性阅读，如文学、艺术、文化、哲学、历史各方面的通史与专史、概论与专论;记读——要边读边作札记，划重点，记感想或点评，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
肖云儒原本准备在今年出版自己的文集之后就开始过含饴弄孙的日子，但是又有出版社邀约他主编《丝路文明史》。用他的话讲，“出版社的诱惑让我蠢蠢欲动”。他又开始啃起大部头：《长江文明史》三本、《黄河文明史》两卷，还有《中国文明史》等等，“即便不编这套书，看这些书也能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
肖云儒说：“西安拥有中国第一个国家图书馆——西汉的石渠阁，还有世界唯一的石质博物馆——碑林，所以在西安举办书博会实至名归，是文化的一次有力地亮肌肉。”同时他建议，西安可以牵头组织丝路书博会，“在丝绸之路上的几大古都轮流办图书博览会，那将呈现出怎样的文化交流盛况!”
